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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己任老師分享」

最近幾個月來不知道為什麼常常想起“楊小佩”，雖然知道她已經逝世三十多年，可是她的琴聲與最後一次跟她在一起的情景仍然常常出現在眼前。郭英聲說他生平拍的第一位女孩就是“楊小佩”，而“楊小佩”在那個年代，是與陳必先齊名才華洋溢的鋼琴家。 雖然她身材瘦小，但鋼琴在她手下卻像個玩具，第一次聽小佩彈琴，立刻被她的琴音迷倒，而更讓我注意的卻是她雙眼中透露出來的憂鬱與哀傷。今天在網路上不經意看到了這篇「遺言」，一眼就認出那位「佩吉·楊」就是楊小佩！她的故事可以為天下父母鑑！「遺言」很長，請耐心的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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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天下父母心和錯位的愛”

佩吉·楊，42，台灣人，台灣著名鋼琴家

這份遺言是根據我收到的幾盒錄音帶謄寫的，費時不少，是所有遺言中最長的一份，但完成後感到很值得。
寄磁帶的人是遺言中提到的那個被稱為 L 的人。

你好，親愛的先生或女士：

　　首先我非常感激你給了我這個能讓我說出自己生命中故事的機會。
我不想走，也不能走——這是我此刻最最想說的話。
此刻我對自己的生命已沒有太多的留戀，除了父母和我在音樂界和非音樂界的朋友，當然還有萊昂，我再也無法見到的法國戀人。
可是我的女兒尼娜才只有 9 歲呀！
我不敢想，她從此必須活在一個沒有媽媽的世界裡，這是何等殘酷的一件事啊！
我已經是肺癌晚期，本來就又瘦又小的身體經過多次放、化療現在已經脫了形，加上掉光了頭髮，你可以想象我的樣子有多難看。
我那樣注重外貌，愛漂亮，現在卻對自己的一切都無能為力了！
前天小尼娜來過了，她從看到我的第一眼就大哭起來，哭得那麼傷心。
我從她的哭聲裡可以聽出來，她實在無法接受這樣的媽媽，有可憐我的成分，有不懂，還有媽媽變成了這個樣子，她不知該對誰發火的憤怒。

　　我住在加州；今天早上，一個紐約的朋友打電話告訴我，說你在《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個徵集臨終遺言的廣告，然後她小心地問我是否有這樣的需要，如有，她可以代勞記錄和郵寄。
我不知道你是誰，可是你這樣做真是夠殘忍啊！因為你活生生地把一個人不願意面對的死神提前拉到了面前。
你知道嗎？不論一個人病得多重，離死亡已有多近，他也不願真的相信自己會走，因為我們只熟悉活著時的一切，能看見的生活，而死亡畢竟是件多麼陌生的事！
但我又必須承認，把最後的話留下來對我又是一種多麼致命的需要！
我現在已經不能寫任何東西了，趁現在還能勉強發聲，就把留下的話在電話裡口述給了我在紐約的朋友 L，請她謄寫，然後代為轉寄給你吧。

　　我一生在台灣教過很多學生，他們當中很多都來了美國，我得病後他們能來的都來看過我了，他們的確都讓我感動，提醒我，在我不太長的生命裡有過他們的身影和關愛。
不過，所有這些人都屬於一個正式的社會的和朋友關係的層面，由於面子和種種其他原因，我一生中最私密的事，是不可能告訴他們的。
只有紐約的朋友 L 我才可以放心地托付。
我與她雖然只是在加州的那所女校裡偶然相遇，並且她還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大陸人，按理我們之間該有很多政治和文化的偏見和隔閡才對，即使不是仇恨，可是她卻在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就讓我知道，她是一個能夠讓我把生活裡最隱秘的事放心分享的人。
人真是太奇怪了！剛來美國時我只是泛泛地相信上帝，後來生活走入絕境時開始相信西藏密宗。
而遇到這個大陸來的 L，應該是上帝和佛祖的共同安排才對，讓我能將自己一生裡除了作為公眾人物之外發生的最刻骨銘心的經歷有一個寄托之處。
除了她，我真想不出還有第二個更合適的人來做這件事，看來，一些貌似偶然的事，其實早已埋伏了日後的必然。
下面的口述，我的朋友 L 無比耐心地用了三個晚上在電話裡陪著我完成了這個最後的心願，完成之後，我的病情加重，她飛來加州看我，並答應陪我走完最後一小段不長的路。

　　我出生在台灣一個很普通的家庭，父親在一家報館做編輯，母親結婚後就做了家庭主婦，五年內他們生了我和弟弟。
我很小時就對音樂有一種反常的癡迷和感覺，似乎那裡才是更值得進去探索的世界，充滿了不可言說的秘密。
父親送我去學鋼琴後，我才知道世界上最神奇的東西就是鋼琴。

　　我不需要任何人督促我練琴，我與琴的關係從一開始就與別的孩子不同，我坐上琴凳就不想再下來，直到我父母硬把我抱下來。
我 5 歲時得了全台灣幼兒鋼琴大賽的冠軍，後來在所有幼兒和青少年組的鋼琴大賽中都名列前茅，不是冠軍就是亞軍，每次得獎後，我都看到父母的極度喜悅，似乎他們卑微的社會地位瞬間得到了提升，我看到他們在接待親朋好友來祝賀的時候，臉上那種發自內心的驕傲。
他們總是對小弟說，你要向姐姐學，為我們這個家爭光。
中學還沒畢業，我就考上了法國國立高等音樂學院，拿到了部分獎學金。
為了完成整個學業，我父母決定全家移居法國，靠打工幫我讀完大學；他們賣掉了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似乎不考慮是否再回來了。
看著父親忙著這一切時臉上的決絕表情，我已經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夜裡我獨自暗想，如果我失敗了怎麼辦？可是在父母和弟弟面前，我永遠是一個懂事、聽話和看似樂觀的女兒和姐姐。
後來我的一生都習慣了扮演這個不能改變的角色。

　　我們到了法國後租了一個便宜的地方住下，父母馬上開始在附近的中餐館和洗衣房找工做。
我每天去上學，進出典雅的貴族式校園環境，坐在精致華美的教室裡聽課、練琴，而我的父母卻在外面做辛苦低微的體力工，強烈的反差讓我心理上感到難以承受的壓力，我只有拼命地學習，忘我地練琴，不敢有半點松懈和歡樂。
我的父親一見到我總會嚴肅地告誡我要努力再努力。
看著由於勞累使他們日漸蒼老的容貌和過早冒出的白髮，我總有想哭的，如果是在台灣，他們並不需要這樣辛苦。
壓力太大時，我開始了抽煙，在法國，十幾歲的女孩子抽煙很尋常，但由於我父母對我的要求很嚴，這事我自然瞞了他們。

　　我在法國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參加了當年舉辦的國際蕭邦鋼琴大賽，這是世界上鋼琴界最重要的大賽，父親眼睛裡那種只能贏不能輸的令人發抖的無聲期盼，使我緊張得只能靠拼命抽煙來鎮定自己。
不過，我在真正比賽時，一切都是另一番情景了。
我忘記了自己是誰，忘記了父母的存在；我感到我就是那個飄離自己祖國的波蘭人，他內心的悲苦和悵惘之情讓我產生了極為真實和強烈的共鳴，那些熟悉的旋律好像就是為我量身而寫的。
參賽前的緊張一掃而空，是蕭邦的靈魂拯救了我。
我獲獎後，最讓我難忘的是我父親臉上突然出現的奇怪而扭曲的表情，像哭又像笑，最後發出的聲音竟然是一種近似哭嚎的聲音，嚇得我全身冒出了冷汗。
過了一會兒爸爸才掉下了眼淚，正常地嗚嗚哭起來。
媽媽則用她那雙已經變得粗糙泛紅的雙手不停地擦眼淚，什麼話也沒說，或是說不出來吧。

　　只有我在法國剛開始讀中學的弟弟自然地表達了他的感情。
他高興而興奮地和我緊緊擁抱，說：
「姐姐，你太棒了，我愛你！」

　　在向我祝賀的所有人裡，當然有萊昂。
萊昂與我同校，是學大提琴的，高我兩個年級，大我三歲，他溫文爾雅、帥氣、有禮，尤其是他的微笑極具感染力。
我們是在校園裡的一個共同喜愛的角落認識的，我們不約而同地經常在那裡出現；剛來學校不久，由於壓力太大，我特別喜歡去那個安靜又美麗的角落尋找片刻的平靜，而他去那裡竟然也是為了同樣的原因。
萊昂的幽默和熱情讓我緊張的心情得到很大的放鬆；萊昂的父親是巴黎郊區種植葡萄的農民，很支持兒子對學習音樂的選擇，因此他很少有學習的壓力，只有對愛好的甘願付出，這讓我非常羨慕。
我們開始交往後，經常一起沿塞納河騎自行車去郊遊，有時也去他家。
有一次我帶小弟一起去他家玩，他的家人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大家都很開心，萊昂的父母是很浪漫和熱情的人，他們當著我們的面跳舞和親吻，讓人感到特別放鬆，他們還為我們做了拿手的烤鵝，味道好得我這輩子也忘不了。
看得出，小弟很喜歡萊昂。

　　他聽從了我的叮囑，沒有把我和萊昂交往的事情告訴爸媽。
我們都知道，爸媽為了讓我在巴黎讀書付出了太大的代價，他們一定不會同意我在讀書期間因為交男朋友而浪費寶貴的學習時間。

　　終於，我以優異的成績從法國國立高等音樂學院鋼琴系畢業了。
為了報答爸媽的辛苦付出，我自然開始拼命地找工作，可是，一個中國人在法國找工作是很不易的，我忙了半年卻沒有什麼結果，最後我不得不決定回台灣的大學去任教，因為已經收到了好幾所學校的邀請，這樣我至少可以馬上工作掙到錢，待遇也不錯；而爸媽為了弟弟的學業，決定繼續留在法國。

　　在我離開法國之前的那個生日，萊昂忽然帶著一大把玫瑰來到我家，當著我爸媽的面向我求婚。
我也第一次告訴了爸媽，我和萊昂已經認識了很久，互相很了解了；萊昂當即表示，他會一生愛我，並為此願意和我一起去台灣生活，他說他可以在那邊教法文和大提琴，只要能和我在一起。
他還說他的父母已經同意了他的選擇，因為他父親當初就是為了和他母親相愛而從比利時的城市來到法國鄉村的。
我父母當時感到非常意外，半天沒有說什麼，然後就是尷尬的沉默。
萊昂難過地離去之後，爸媽才對我說，他們是不可能同意我和這個法國小伙子結婚的。
爸爸很嚴肅地對我說，法國人雖然很浪漫，會送花和說甜言蜜語，但這些都太不實際，不是過日子必須有的；他們還說一看萊昂就不是會過日子的人。
我從小一直是父母的孝順女兒，又是老大，從未頂撞過父母一次，所以我能有的唯一表示就是沉默。
爸爸接著又說，我現在是台灣的著名鋼琴家了，這都是他和媽媽為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才成為可能的，所以我的婚姻必須由他們為我考慮和決定。

　　那天晚上我幾乎崩潰，僵直地躺在床上，感到自己就要窒息死去。
萊昂是我一生裡唯一真正欣賞我，讓我感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和讓我第一次體驗到愛的甜美滋味的人。
我從小在父母極為嚴格的管教下生活和學習，對生活裡的其他事情知之甚少，而萊昂為我推開了一扇窗，讓我看到了生命中的種種美好和愛情的美麗，還有自由和屬於個人的追求，這些都是我過去不可能知道的。
和萊昂在機場告別時，我泣不成聲；雖然他一直不懂我的父母為什麼要反對自己已經成年的女兒的婚姻選擇，但還是說他可以理解他們是為了我好。
這話不聽還好，一聽我幾乎當場昏倒。
為了我好？我情願不要所有已經得到的學位、獎項，以及一切的一切，只要能和萊昂在一起過屬於我自己的生活。

　　可是我沒有勇氣反對我的父母，從來也沒有過，那是萊昂永遠也不可能理解的。
那是中國父母與子女之間在幾千年裡形成的比法律還要嚴厲的無形的約定和永遠也還不清的沉重心債。

　　回到台灣後我很快就開始了工作，多所一流大學的音樂系聘我去任教、當系主任，待遇也都相當優渥。
此外，我在業餘時間也招收學生，收費自然也不低。
那時，我與另外幾個留洋回來的音樂人被稱為台灣音樂界的三大才子。
來找我教鋼琴的人很多，多是家長陪著自己的孩子來的，這些孩子有的具有一定的音樂天賦，更多的卻是父母的一廂情願和為了自己早年失落的自我實現；而這些孩子是我最不喜歡教的，因為他們學起來總是心不在焉。
那時的我和萊昂分手後，心情原本就不好，所以教起這些對音樂沒有感悟的孩子來，忍不住就會大發無名火，有時，下課的時間還沒到，我心情不好就徑自提前走了；家長們從不敢當著我的面有意見，下次還是會恭敬地把孩子送來。
他們都是慕我的名而來，大概都在說服自己接受藝術家的情緒化表現吧。
後來，我喜怒無常的表現大概傳到了我在巴黎的父母那裡，因為他們的來信裡提到了讓我要嚴格自律，因為我是中國人，不能把法國人的自由散漫之風帶回祖國和工作中去。

　　回到台灣後，萊昂經常給我打電話安慰我，關心我在台灣的生活，可是他聲音裡的失望我完全可以感覺到。
他也來台灣看過我一次，只一次那一次，我幾乎又想放棄一切與他回法國去，忘記生活裡的一切。
當萊昂了解到我是不可能違背父母的心意時，他眼裡流露出的失望如同一把刀扎碎了我的心。
我恨自己，可是結果還是必須向父母妥協。
回台後我生日那天，萊昂從法國定製了一盒紅玫瑰，用航空快遞發送給我。
其實，他完全可以在台灣訂購，但他從來不那樣做，似乎那是不一樣的兩件事。
幾年後，我們的聯繫隨時間的流逝減少了，但是每年我過生日，無論我是在台灣的七年當中還是後來去了美國並結了婚，他都會無一例外地在我生日的當天或提前一天用航空快遞給我一盒象徵永恆愛情的紅玫瑰。
我們分手後的 20 多年裡，他竟從未遺忘過一次。

　　我回到台灣的第二年，大概是怕我和萊昂藕斷絲連吧，我父親迫不及待地托在台灣的熟人為我介紹了一個台灣的知名商人黃先生，說是介紹，我又怎麼可能拒絕呢？
黃先生一開始對我很感興趣，鍥而不捨地追求我，每天在我教書的校門外面等我一起去喝咖啡或去吃飯。
我知道父母一生為了我不容易，希望我能嫁給一個有錢人，後半生就可以生活無憂了。
而且他們也認為，依我在台灣的聲望，完全有資格與有錢有地位的人攀親。
他們前半生為了培養我，吃了太多的苦，窮怕了，因此我不嫁有錢人是說不過去的。
我知道，感情於我已經是奢侈的事了。
想到此，想到今後的生活，想到萊昂，我開始拼命抽煙。
和這個黃先生在一起，感情自然談不上，但他至少還不讓人討厭。
和萊昂分手後，我就不再奢望能有與他相同的戀愛經歷了。

　　既然父母竭力促成，我又沒有什麼拿得出去的理由反對，心如死灰的我也就無所謂了。
為了對得起父母，我在認識黃先生三年後和他結婚了。

　　萊昂知道後祝福了我。
我用蹩腳的法文寫信給他：
「從今以後，我活著與沒有活著已經沒有什麼區別，我也不在乎了。
　你趕快找個好姑娘結婚吧，我們今生有緣無分，我身不由己，但我下輩子一定會去找你的，無論如何也不會再離開你！」

　　婚後不到兩個月，我的先生就第一次打了我。
那次只是因為我說我有課，不能和他一起去他父母家吃飯。
他下手很重，我半天都不敢相信到底發生了什麼。
雖然他之後很低三下四地道了歉，但是不久就有了第二次，似乎是打順了手。
台灣男人打女人就像是打自己的一件物品；總之，婚後的他很快就變成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令人可怕的人。

　　其實，在我們去巴黎度蜜月的時候，我因為忍不住和過去的朋友一起抽了一支煙，站在一邊的他臉色已經陰沉下來了。
我再也無法專心教書和上鋼琴課；我變得易怒，無端地恐懼，甚至會為了小事而歇斯底裡。
就在這時我發現自己懷孕了，我沒有太多猶豫就去醫院做了墮胎手術，事先沒有告訴我先生。
但他很快就知道了，他和他的家人一直想要兒子，因為他是獨子；那一次他把我打得最重，似乎要打死我，我高聲喊叫，並威脅說要報警他才住手。
隨後我離開了那個位於台北的大宅，住到了朋友家裡。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無法工作，因為身體和精神的原因，我不敢告訴在法國的父母，怕他們傷心。
但還是有人告訴他們了，也許是我先生或他的家人吧。
總之，我父親為此專門回了一趟台灣，我們進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談話。
我告訴他我要離婚，他卻說這事讓我想都不要想，為人妻後要先學會忍耐，還說他也打過我母親，但現在他們還不是很好地生活在一起嗎？
我聽了他的話無比悲哀，一字一句地告訴他說，如果不讓我離婚的話我很可能會自殺。
爸爸的臉色立刻變了，他閉上了一會兒眼睛，睜開後終於勉強地點了一下頭。
我又告訴他，離婚後我很想去美國繼續學習，修個鋼琴碩士，父親當時沒說什麼，是直到臨回法國之前才同意的。
他在台灣那些日子又忙了些什麼我不太清楚。

　　我的先生開始根本不同意離婚，認為丟了他家的臉，可是由於我的堅持，他最後還是不得已同意了。
我一拿到離婚書就飛去了加州。
到了加州，我聯繫了一所著名的私立女校，該校的音樂系非常好。
由於離開學還有一段時間，我便和一個定居加州多年，我在台灣的一個中學同學一起到各地去旅遊。
由於我回台灣後開過多次鋼琴巡回演奏會，加上幾年教授鋼琴課的積蓄，除去寄給父母的錢，我還存下了一些，可以供自己讀完碩士。
我終於開始了全新的生活，感到特別開心。
從那時拍的照片看，那是我的心情和氣色都是最好的時期，有一張照片是在納帕谷（NapaVally）的葡萄莊園品葡萄酒時照的，我做了個鬼臉，樣子很是滑稽可笑。

　　一天，父親從法國打來電話說，他有一個定居舊金山多年的老朋友俞老伯要見我，並給了我他的電話號碼。
很快我和俞老伯聯繫好在舊金山的漁人碼頭吃午飯。
和俞老伯同去的還有一個叫威廉的體態微胖的中年男人，俞老伯介紹說，威廉在美國出生，他的父母是他的朋友，也是台灣人，還說威廉是個律師，在舊金山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

　　我立刻猜到了這次飯局的目的，但是由於那個叫威廉的人普通話說得不好，甚至有點好笑，我對他既沒有什麼好感也沒有太多反感，總之，對他沒有任何感覺。

　　不久，威廉開始給我打電話，約我出去吃飯。
我很猶豫，因為我並不喜歡他，也因為第一次婚姻的陰影還在，因此本能地不想這麼快就再次進入另一個關係。
我多次找借口婉拒了威廉的邀請。

　　沒想到，我的拒絕似乎刺激了他男性追逐獵物的欲望，他一次次地送花給我，並在我生日那天（大概是從我父親那裡知道的）給我舉辦了一個很大的派對。
那次先是威廉自己打電話給我，緊接著是俞老伯，都讓我一定要去，我實在不好推卻，就和俞老伯一起去了。
來賓都是威廉的同事和朋友，還有不少美國人。
我剛一出現，他們所有人就向我歡呼、吹口哨，大喊生日快樂，似乎我和威廉已經是很熟的關係了。
正當我有些不知所措的時候，威廉當著所有人向我走來，一只手很隨意地放在我的肩上，另一只手遞給了我一束黃色的玫瑰，大家再次歡呼的時候，我感到自己已經掉進了一個套子，無法出來了。
吃完了巨大的蛋糕，威廉請來的樂隊和歌手開始表演節目，大家開始喝酒，交談，俞老伯剛一提出要先回去時，我立刻也跟著他出來了。

　　威廉先送俞老伯回家，然後送我回家，那時，我已經在那所女校附近租了一處公寓住下。
威廉一路上問了我開學的時間和要學的課程，然後告訴我說那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女校，在加州和全美的名聲都不錯。
臨告別時，他說我缺什麼可以告訴他。
我謝了他，說自己什麼都不缺。
我剛一到家，就看到萊昂從巴黎寄來的紅玫瑰。

　　“親愛的 Peggy，只要世界上還有玫瑰，你就永遠活在我心裡。”
他在卡片上寫道。
看著屋裡的黃、紅兩色玫瑰，我突然哭得很傷心，卻說不清是為什麼。

　　開學的前幾天，我去學校報到，卻被告知已經有人為我交了全年的學費並辦好了所有的手續。
我知道這一定是威廉幹的。
回家後，為了求證我第一次給他打了電話，果然他承認是他為我辦的所有事，並告訴我說，他還有一個禮物要在開學前送給我。
第二天一早，他打電話讓我下樓來，我來到樓下的門口時，威廉輕按喇叭，我抬頭看見一輛紅色跑車停在不遠處，威廉正坐在裡面沖著我笑。

　　俞老伯幾次來電話詢問我和威廉的情況，不必說了，他背後必定是爸爸的多次催促。
三個月後，爸爸終於忍不住，親自打來了電話。
「小妹，你要懂事，爸爸是經過了解才介紹威廉給你的。
　他父母人很好，我們中國人的歸宿只能是和中國人在一起生活，我知道你是不會辜負我和你媽的一片苦心的，因為你從小就懂事，就孝順，知道心疼我們……」

　　怎麼辦？我茫然了。
威廉的父母是早年從台灣移民來美的，威廉在舊金山出生，雖然在美國長大，受的是美國教育，但他依然傳統，每星期必去看望一次住在舊金山唐人街的父母。
他似乎比我前夫直率，也更懂禮貌，嘴裡“請”“謝謝”說個不停，家暴的可能應該不存在。
但我對他實在沒有什麼感覺，除了感謝。
我想，既然再遇到像萊昂那樣的人今生已是不可能的事，干脆就徹底放棄幻想，再賭一次吧，萬一比上一次好一些呢？如果我不接受威廉，爸媽能輕易同意嗎？為此猶豫煩惱了幾個月之後，我再次向父母屈服了。
誰讓我是老大，誰讓我欠了已經年邁的父母那麼多的情債，誰讓我今生必須做一個孝順聽話的女兒，即使不願意也只能服從呢？

　　婚姻於我就是那麼回事了，只要我有鋼琴可彈，有音樂陪伴就行了。
我心情一旦煩躁或緊張我就一定會去彈琴或抽煙，我喜歡在那種時候彈德彪西的曲子來放鬆自己；那個外國人的內心有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美，每當我的手指與鍵盤把那種美釋放出來以後，我就會感到舒暢無比。

　　我經常感到看得見的生活只是虛幻的，唯有音樂裡的世界才是最真實的。
我和威廉的婚禮是在舊金山派拉蒙大飯店舉行的，那天來的客人很多，有威廉的家人和他們在美國的幾乎所有的中國親友，還有威廉的美國同事和朋友。
威廉當著所有賓客的面吻我，沒人知道的是，那一刻，我只是把他幻想成是萊昂。

　　在每一張來賓的請柬上是這樣寫的：
請於某年某月某日前來參加威廉·陳，律師，和佩吉·楊台灣著名鋼琴家，19xx年__________國際蕭邦鋼琴大賽冠軍得主的婚禮，地點是……
萊昂再次誠摯、大度地祝福了我，同時坦承他非常嫉妒我，不過他說我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我不記得聽過任何中國男人說過這樣的話，無論對誰；我的父親沒有過，我的前夫更沒有。
他們都把自己的需要說成是為了我好，主觀地將其變成了我的需要。

　　婚後，我們住在灣區離我後來讀碩士的那所女校不遠的一處半山上的大宅子裡。
那裡是富人居住的地區，風景很好，空氣清新，樹木蔥郁，可以看到不遠處的海灣。
威廉每天早上去上班後，我就在家裡練琴。
不久我就發現，威廉雖然出生在美國，可是他和許多台灣男生一樣，生活能力很差，幾乎事事需要我為他準備，比如早上起床後我要給他把漱口水和牙膏準備好，然後給他把當天要穿的衣服和領帶拿出來也準備好，最後他臨出門時，我還要把他的公文包遞到他的手裡。
作為家裡的長女，我從小在家習慣了幫助父母做各種事情，包括照顧小弟的生活，所以一開始也並不太在乎為他做這些事。婚後大約三個月，我發現自己懷孕了；威廉似乎很高興。
懷孕期間，我基本上是一邊學習，一邊自己照顧自己；威廉在那段時間裡總愛和同事晚上一起出去，回家很晚，回來就睡了。
半年後，我開始感到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卻又具體說不出什麼來。
我告訴自己忍忍吧，婚姻也許就是這樣無趣，至少威廉沒有家暴行為。

　　臨產那天，威廉在外出差，是我自己開車去的醫院，女兒出生時他不在我們身邊，我當時也沒有想太多，因為我們之間從來也沒有愛的感覺，所以也就不會有太多的抱怨和遺憾。

　　有了尼娜之後，我便暫時休學在家裡照顧她，雖然那時家裡也雇了一個人幫忙。
威廉喜歡逗尼娜玩，他給女兒的笑臉顯然多於給我的。

　　音樂世界的美和現實生活的平庸之間形成的巨大反差開始讓我感到崩潰。
有一次，我在琴房裡一天都沒有出來，彈琴彈得忘記了一切——我全忘記了我為人女兒，為人妻，為人母的事實。
從琴房出來時我已經有些恍惚，是尼娜的哭喊聲把我重新帶入了現實。

　　萊昂知道了尼娜的出生後，給她寄了幾件法國的嬰兒服，這似乎引起了威廉的不悅。
他把包裝盒拿起看了一下，並沒有問寄東西的人是誰，然後放下就走了。

　　不久我過生日，萊昂又照例從巴黎給我寄來了玫瑰。
我從來都不想拒絕萊昂的生日禮物，因為他是我生命裡唯一能提醒我有著另一種男女感情存在的可能性的人。
我們分手已經 7 年了，他後來和一個學提琴的女孩結婚了。
他說他的妻子能夠理解他給我寄花的事，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過去，她也有，她甚至把她過去的男友請到家裡三個人一起吃過飯。
可是威廉不是法國人，他骨子裡仍舊是個台灣男人，只不過嘴裡說的是英文。
他並沒有能力理解或接受我曾認識萊昂這個事實。
那天快遞員來送花時我在琴房裡，是他開的門。
他把那盒花扔在了我門外的地上，打開後花瓣掉落了許多……
我把花拿進琴房後，迅速點燃了一根煙。

　　尼娜三歲的時候，我送她去上幼兒園，就在我上的那所女校裡，而我也開始繼續攻讀鋼琴碩士的學習。

　　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和威廉一起開車送尼娜去她爺爺奶奶家。
回家的路上，威廉很平靜地告訴我說他愛上了別人，是他律師事務所的秘書，一個中美混血女孩。
他說他們已經在一起很長時間了，現在想搬到一起去住，問我是否同意。
我聽後沒說一句話，到家後也沒有，我把自己關進了琴房，立刻又點上了一支煙，我還能說什麼呢？
他們已經在一起很久了——多久？一年還是兩年？
我同意與否難道還有任何意義嗎？他那樣平靜地說給我聽，其實只是通知我罷了。
幾天後，他開車把他的被褥和常用衣物都拿走了，之後就很少回家了。
尼娜不停地問我爸爸去了哪裡？我先是說他出差了，後來實在沒辦法了就說你自己問他吧。

　　威廉對自己的女兒還是有感情的，沒過多久他就打電話來找尼娜說話了。
尼娜告訴我，爸爸說他以後不回這個家住了，他住在另外一個家裡，還說周末可以讓媽媽送我過去住一天。
我聽了幾乎昏倒——讓我親自把女兒送到他和那個混血女孩住的地方去，天下還有比這樣的侮辱更令人窒息的嗎？

　　可是，我竟然這樣做了，因為我沒有選擇！
孩子要見她爸爸，我不能不讓她見，她還小，不能沒有父愛。
第一次開車送尼娜去他們住的地方時，一路上我一想到自己在做什麼就幾乎要發瘋。
我的手幾乎無法握緊方向盤，可是我又必須克制自己，因為車上還有孩子。

　　在一個高檔公寓的樓下，威廉和那個混血女孩看見了走下車子的尼娜就一起迎了上去。
尼娜剛一看見她爸爸就呼喊著跑過去，威廉則立刻把她抱了起來。
我沒有下車，握著方向盤的手在不住地抖，威廉抱著尼娜走過來，說請我第二天下午 3 點過後來接女兒。
我沒有看他，沒有任何表示，也沒有說什麼。
直到尼娜看到我的車子發動起來要走了，才忽然大聲地喊了一句「媽咪，我也愛你！」
我的眼淚立刻奔湧而出，一路上幾次遮住了視線。
那個混血女孩比我年輕和高大，更比我豐滿和性感。

　　我在這樣的屈辱中生活了兩年，沒有告訴俞老伯，更不敢告訴遠在法國的父母，雖然不是我的錯。
這次婚姻是一次更慘的失敗，比第一次更糟。
為什麼我在外面是個被人羨慕的對象，風光無限的著名鋼琴家，小巧玲瓏的身體被一頭滑順飄逸的披肩長髮包裹著，卻在兩次婚姻裡都被拋入無法啟齒的恥辱境地？
我開始沒有節制地瘋狂抽煙，有時一天兩三盒。
我也盡情地酗酒，反正沒有人看見。
然後我開始借瘋狂地彈琴發洩我無法壓抑的憤怒和屈辱，自責和無助。
我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大房子裡，內心無比恐懼過，歇斯底裡過，失態地吼叫過，瘋狂地奔跑、狂跳過，也激烈地摔過不該摔
的東西。

　　那天我坐在琴房裡忽然醒悟到，我其實一直都戴著雙重面具在生活，很累很累，從小到大，從內到外，從單身到結婚。
只有和萊昂在一起的短暫時間內我才做了回自己。
那真是個陌生的自己，但卻是個美麗和幸福，自由和快樂的自己。
那個自己後來再也沒有出現過。

　　開學不久，我報了一門美國文學課，是該校英文系的招牌課，教課的女教授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頗有名氣。
那天我趕去上課，車開進校門後沿著長長的林蔭道翻過一個個減速板緩慢地行駛著，然後看到一個年輕女子背著書包獨自在旁邊的小路上走。
我第一次上課時見過她，一看就知道是大陸來的。
那次上的是大課，人多，就沒和她打招呼。
這個學校的中國學生很少，從大陸來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將車開到她身邊，搖下車窗，請她上車一起去上課，她略顯猶豫後就同意了。
我們互相簡單地介紹了自己，我得知 L 是從北京來留學的，在英語系的寫作專業讀碩士。
我問她為什麼來美國讀寫作，而不是其他專業。
她一愣，然後說只是因為喜歡，沒有別的原因，我忽然從她那裡感覺到一種久違的、熟悉又陌生的東西，一種接近真實的東西。
在幾乎所有人面前，我一直要求自己表現出一個活潑、開朗、友好，值得別人羨慕的知名鋼琴家的形象；我只穿剪裁合身的衣服，牛仔褲或燈芯絨褲，上身總穿小西服，再配一頭滑順的披肩長髮，使我看上去精致、活潑又可愛。
其實呢，我的身體很瘦小，遺傳自我父親，我知道威廉不喜歡我這樣沒有脂肪不性感的身體，還好，我的外表的確很吸引人，加上我開著紅色跑車和自身的知名度，我總能從別人看我的眼光裡讀到羨慕甚至是嫉妒。
可是在 L 的眼睛裡卻沒有這一切，她的眼睛純淨安祥，似乎只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裡。
如今什麼樣的人專門學寫作呢？就是不為畢業後工作出路考慮，只為了內心的追求非學不可的人。
我當然知道，只有這樣的人才是可以信任的，因為寫作和音樂都是對內心世界的追求，都是追求真實的感覺。
我了解那是什麼，它不會欺騙你，就像音樂一樣可靠。

　　我開始給 L 打電話，問她有什麼需要我可以幫助的，她剛來美國不久，人生地不熟，沒有車，租住在一個廣東人家裡。
她總是說她很好，什麼也不需要。

　　又是一個星期一，我開車去上美國文學課，那時的我必須用課業來平衡我業已失控的情緒化生活。
前一天發生的令人羞憤的經歷，仍在不斷挑戰著我忍耐的極限。
前一天是星期天，我照例從威廉那裡接回了尼娜，回家的路上，那小姑娘竟然對我說，她想要和她爸爸及那個混血女孩住在一起。
我的手開始握不住方向盤了，因為是下坡路，我只好強忍著把車停在了路邊，我壓下心中的大怒問她為什麼。
這個已經 5 歲的胖女孩直言不諱地說，因為爸爸比媽媽高興，能陪她去不同的地方玩，那個她叫做傑西卡的阿姨也不像媽媽，因為她不抽煙，也不愛發脾氣。
說完了，她才覺得好像有些不對，偷偷地看了我一眼，低下了眼睛。
我什麼也沒說，麻木地楞了好半天才把車開回家。
我給尼娜做完晚飯後就把自己關在了屋裡，我不想讓她看見我沮喪的樣子。
我不能相信我唯一的女兒竟然也開始嫌棄我了！
我完全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感覺整個世界都已經拋棄了我，可我卻不能對任何人說！

　　我把車開進校園後，立刻看見 L 正沿著布滿尤克利樹皮的小道上向教室方向走著，看見她安靜的身影，我忽然產生了想要痛哭一場的衝動。
她不是我的父母，不是我的學生，不是台灣人，不是名人，不是任何我必須顧及面子等因素而必須在其面前表現某種特定形象和展現特定表情的人；雖然她只是個陌生人，還是一個大陸來的陌生人，卻是一個最可以信賴的人。
我請她上車時，就感到自己必須做一件事了。
我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灣區最好的心理醫生也對我無能為力，因為這些美國人怎麼可能懂得中國文化裡的那些東西，尤其是那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那些東西可以讓人去死，但看上去卻有著風平浪靜般的無辜。
西方人最不理解中國人的地方就是“忍”了，雖然他們可以很專業地不去問我為什麼要忍，但是他們臉上一個一閃即過的眉頭微蹙，已經正確無誤地洩露了他們的好奇心。
對一個西方人袒露自己的隱私和內心，絕對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一直不喜歡那些貌似能專業地幫助你的人，盡管有人告訴我在美國找心理醫生必須像買東西一樣“shoparound”，我卻沒有碰到過一個讓我感到滿意和對頭的人。

　　我把車停在通往英語系的小徑轉彎處，不再往前走了，L 有些吃驚，因為馬上就要上課了，我不說話，只是呆呆地坐著，看著窗外，L 畢竟是性情中人，她什麼也沒問，就陪著我一起靜靜地坐著。

　　無聲勝有聲的理解在關閉了車窗的車子裡如同慢板的音樂在回蕩。
忽然，始料不及地，我突然就痛哭起來，就像山洪終於沖毀了堤壩；我哭得那樣失態，那樣盡興，那樣不顧體面，那樣舒暢，絕對是我一生中從未有過的一次。
L 沒有勸我一句，甚至連一句話也沒說，只是默默地陪著我坐在那裡。
她遞紙巾給我時，輕輕地拍了一下我的手臂，這正是我所需要的全部。
我終於哭累了，掏出一支煙，舉了一下向 L 做了個歉意的表示，搖下車窗後就大口地抽起來。
接下來我開始平靜地，毫無顧忌地對她講起了我真實生活裡的一切：
我的累，我每天人前的千般風光，背後的萬般無奈和偽裝，我的無法訴說的屈辱和感到再也無法繼續下去的忍耐。

　　我告訴 L 我不想離婚，不僅因為女兒太小，也因為我對威廉還有著僅存的一點希望，我不敢對這個沒有男人的家的未來做任何想象，雖然挽回的可能似乎已沒有了；但是，我為挽救這個家做了任何事情嗎？沒有。
我的身份和習慣只能讓我除了逃避就是忍耐。
我甚至托人花錢找到了一位剛剛來到洛杉磯的藏傳佛教的密宗大師，請他為我看命理和婚姻歸宿，那位大師說，我和威廉的緣分還沒有完全消盡，所以我才會痛苦不堪。
我也告訴了 L 我在家裡如何瘋狂地酗酒，之後再更瘋狂地彈琴，尤其是在彈德彪西的曲子時，總會產生各種幻覺，鋼琴的正前方會經常出現恐怖的有著中國面孔的鬼怪，猙獰可怕，然後我就會更拼命地彈，似乎在與這些魔怪決一死戰；L 一直都沒說什麼，只是不時地點一下頭。

　　那天我們都沒有上成美國文學課，我請她陪我一起去幼兒園接尼娜，然後去我家吃晚飯，她同意了。
尼娜似乎很喜歡 L，但是問我為什麼這個阿姨不太愛講話。
晚飯後我送 L 回家，返家的路上，我突然感到經過今天突發的感情宣洩，我輕鬆了許多，而 L 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看似並沒有什麼特別吃驚的反應，她是一個安靜的人，但是我知道寫作的人內心都是不安靜的；她的平靜讓我對自己的突然失態感受不到一絲一毫的尷尬和歉意，就像一個孩子對母親大鬧一場之後，累了，然後就理所當然地睡著了一樣。
我一生裡還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真是太奇怪了。

　　5 月份到了，我和 L 都是那年夏天畢業的。
L 邀請了她班上的同學和幾個朋友參加了我在音樂系小教堂舉行的畢業演奏會，我演奏了最喜愛的德彪西的作品。
演奏會很成功，那一次，我彈琴時可怕的魔鬼幻象沒有出現。

　　L 畢業後去了紐約另一所學校繼續讀研究所。
她走後，我又去拜訪了那位西藏的密宗大師，這一次他說我和威廉的緣分已盡。
我們終於離了婚，尼娜歸我撫養，那時我的父母已經知道了所有的事。

　　他們之前曾讓俞老伯勸過我，但是因為威廉明顯是過錯方，他們也只得接受了現實。
從爸爸在電話中的聲音裡我聽得出，我第二次婚姻的失敗對他的打擊很大。
那年夏天我帶尼娜回了一趟台灣，然後去了法國，爸爸媽媽和小弟第一次見到了尼娜。

　　那次我吃驚地看到爸媽更加蒼老了。
回到加州後，我申請了去斯坦福大學讀鋼琴演奏的博士學位。
我再次想要開始全新的生活，我賣掉了威廉留給我和尼娜的房子，然後搬進一所公寓去住。
我把賣房子的錢都寄給了在法國的父母，讓他們改善生活，並幫助小弟上一所好的學校。

　　每天我去幼兒園接尼娜時，經常碰到一個叫雷恩的中年美國白人，他是去接和尼娜同一個班的兒子馬克，有時到的時間早了一點，我們就會聊上幾句。
慢慢地，我發現他似乎開始對我感興趣，總是談起他自己的事情。
他居然是個精神分析醫師，正在和自己的畫家妻子分居。
後來，他逐漸對我就像有了依戀之情，總給我打電話，把自己的一切都講給我聽。
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想到也許他和我一樣，生活裡需要一個可以真正交談的人，我想起了 L 那時對於我的重要，就讓自己耐心地充當一個傾聽者。
可是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我們一起帶著各自的孩子出去玩過幾次之後，雷恩開始向我求愛了。
我不知道我對他的感情到底是什麼，雖然與前兩個丈夫都不同，但似乎也沒有足夠而明確的愛的成分，和我對萊昂的感情仍舊是很不同的。
可是，就在他剛對我說過他準備和他的妻子離婚後就和我結婚沒多久，他竟然又莫名其妙地開車去找他已經離開加州的妻子！他在電話裡毫無歉意地對我說，他對他的妻子還有留戀。
他說這話時的語氣平靜得就好像在告訴我，他剛在超市買了幾個做晚飯要用的青椒。
我終於明白，自己再次掉進了一個陷阱，我無法不責問自己，是否今生就不該再和任何異性有任何關係了呢？為什麼所有父母滿意的人都不愛我，而我似乎也不再有能力去愛任何人了——除了萊昂，那個我心裡永遠的痛和回憶？我暗自發誓，今後再也不去碰與感情有關的任何人和事，只需專心讀書，好好培養尼娜就行了。

　　大約和 L 分別一年後的一個晚上，我毫無緣由地突然想起了她，也不管當時是幾點了就撥通了她的電話。
紐約那邊正是凌晨，L 被我吵醒後，不但沒有怨言，反而很高興，我們一聊就聊到了太陽升起，至少有三四個鍾頭。
我告訴她我的所有近況，包括我正在斯坦福讀博士以及和那個精神分析師說不清道不明的複雜關係。
我也沒有忘記告訴她，萊昂依然每年在我生日那天給我寄來新鮮的紅玫瑰。

　　我是在讀博士第二年的時候開始時常感到胸悶的，早晨起來還經常會咳嗽幾聲，但我一開始並沒有太在意，我知道自己近些年來抽煙很凶，所以盡量減少了抽煙的次數；可是不久以後我就第一次咳血了。
在醫院，那個高個子的猶太醫生拿著 X 光片告訴我說，我需要面對一個很殘酷的現實——我被確診得了肺癌，並且已經是晚期。
聽了醫生的這些話，不知為什麼，我心裡竟然感到一種意外的平靜，似乎早就知道那只是個早晚都會來，命裡已注定的結果，躲是躲不過去的。

　　從醫院回到家，離要接在附近上小學的尼娜還早。
我不顧一切地又抽了兩支煙，以便冷靜下來做比較理性的對身後事的安排。
不抽那兩支煙，我肯定會握不住筆的，我在一張紙上列出了下面這些需要做的事情：
1.此生需要感謝的人名單
2.以自己的名義捐一筆獎學金給法國高等音樂學院
3.捐一架鋼琴給自己獲得碩士學位的女校
4.對尼娜今後的生活和未來的安排
5.對父母和小弟的安排

　　幾天後我就開始了例行的放化療。
我的爸媽知道後，立刻就從法國趕來了，雖然我前年才去法國看過他們和小弟，可是再見到他們第一眼時，我幾乎完全認不出了。
我的爸媽在知道我得了癌症之後的短短幾天之內一下就變老了！
他們辛苦了一生培養出來的女兒在 42 歲時就要走了，他們注定要經歷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人間悲劇了！
我在爸爸枯黃的皮膚裡和額上那些深深的皺紋裡，在讓人不敢正視的深陷的淒哀的眼神裡，看到了一個父親對生活最深的失望。
我知道，我的兩次婚姻已經讓他的自尊飽受折磨，而現在我竟要用生死離別來對他們做最後的摧殘！
上天，這一切又怎麼可能是我的本意呢？我為什麼無論做什麼最後還是會傷害我的父母——為我付出了一切一切的父母呢？

　　深夜，我一個人躺在寂靜的病房裡，雖然身體被放化療蹂躪得幾乎不屬於我了，心裡卻澄淨極了。
我清楚地知道我此刻和世界上所有得了絕症的人一樣，剩下的日子就是面對並不會起什麼作用的例行治療，繼續忍受不能忍受的痛苦，毫無招架之力，然後就是應對一撥又一撥前來探望自己的人們，勉強地和他們說幾句話，感謝他們，然後那一天就終於來了。
人到了這種時刻，對死亡的恐懼其實已經消失，既然不能改變它的必然到來，為什麼不像能迎接春夏秋冬一樣，坦然跟它走呢？

　　誰說從幾十年生活的重壓下解脫出來就一定是件壞事呢？
我在台灣教過的學生很多都在美國深造，他們大都已經來看過我了。
我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縮小了很多，人瘦得脫了形。
他們看見我的第一眼，大都是露出極度意外的神情，接著就是讓人難以忍受的悲傷和憐憫。
在和我握手時，我可以感到他們的手無一不在微微顫慄，因為我那雙曾經讓我一生獲獎無數的靈巧的手，現在已經枯萎成了一個老太太的手，只剩下一層皮和嶙峋的骨。
當清楚地知道和所有這些人的見面是人生的最後一次時，那種感覺是難以形容的；好像一切都是在夢裡發生的，生活和活著本身就是一個不可確定的事實，為什麼人來了又會消失？我感到看見的一切面孔似乎那樣地不真實。
再仔細想想，一生裡真正真實的東西除了音樂和萊昂之外，還有什麼呢？一切都是過眼雲煙，一點也不假。

　　萊昂知道了我的情況後堅決要來看我，可是我也堅決地拒絕了他。
因為經過放療、化療後，我面容枯槁，頭髮脫光，雖然戴了帽子，但愛面子的我堅決不想讓我生命中唯一的愛人對我的最後記憶是那樣一種可怕的形象。
最後萊昂同意了，但是悲傷至極。
上個月我在醫院裡過 42 歲生日時，他從法國寄來了最後一次玫瑰，也是最大最多的一次。
玫瑰花擺滿了我的房間，我知道一定馨香怡人，可是我已經聞不到了，多次放療、化療已經摧毀我身體太多的功能。
我請人給萊昂寫了最後一封信，裡面只有一句話，
“萊昂，好好活，等著我，下輩子我一定會去找你！”
我所有想說的話到此應該說完了。
我 42 歲的人生隨時就要落幕了——太短了，不是嗎？
此刻我非常懷念我那些和我一起走過音樂之路，分享過音樂之美的人們，那些老師、學生、同學、朋友。

　　我知道，當年我在台灣教琴過程中遇到情緒不佳時，肯定給我的學生們造成過不小的困擾，我在此向你們鞠躬，跪求大家的原諒，並謙卑地說一聲對不起！衷心希望你們生活幸福，音樂永遠與你們同在。

　　對了，再說幾句吧。
如果我的一生令人唏噓，希望你們的人生不要重蹈我的覆轍。
我從小逆來順受的性格與我的音樂才華似乎頗不相稱，也許有人知道了我的人生故事會難以相信。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人身上貌似不可能的矛盾之處不但是真實存在，並且發生在很多人身上。
我的鋼琴雖然彈得很好，但是我的個人生活卻充滿了難以置信的曲折和磨難。
不過卡夫卡不也是這樣嗎？我在那個女校的英語系選修課上讀了他的小說，忽然明白了為什麼他在自己創造出來的最不真實的世界裡得到靈魂的解脫；而我則是在音樂裡，在手指和琴鍵創造出的另一個屬於我自己的世界裡才能自由呼吸。
上帝讓我留在世上的時間也許只有一個星期、幾天或者更短，所以此刻我對任何事已無所顧忌。
我臨走前最想說的是：
如果可以再活一次，我一定會不顧一切地和萊昂在一起，即使付出的代價是會傷害我的父母，但那應該只是一時的。
想一想我後來為了孝順他們而沒有那樣做的結果是什麼吧，難道不是更深地傷害了他們一輩子？我的不幸其實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的父母不會懂。
我不敢想像他們如何能承受得了失去女兒這樣最無情的打擊，今後又會如何在悲哀中度過餘生。
可是，孝道如果與人性相違背難道還應成為美德嗎？
天下的父母，請你們把我的人生故事留作參照和思考吧。

※ L 告訴我，她給我寄出那盒錄音磁帶時，佩吉·楊已經去世了。
她說她這個朋友的悲劇人生其實也是很多在中國家庭裡長大的一代人的無奈。

※通過我與 L 的後續聯繫，我知道了尼娜後來被佩吉·楊的父母接到了法國去生活，也已經開始學習音樂。
我聽了之後不由得想，那個小姑娘的外婆和外公會不會把自己對女兒未竟的人生移植到尼娜身上呢？
小姑娘會不會成為她母親的影子？

※可憐天下父母心，也可憐那些為孝心忘記了自己最基本的需要，背負了一生懊悔的孩子們。
但願佩吉·楊的靈魂是自由的，愛自己的親人，但是不必為此付出愛所不能承受的負擔——那負擔最終壓垮了她作為一個優秀音樂家單薄的身體和靈魂。

※附註：蕭邦音樂大賽冠軍得主，查不到台灣音樂家楊珮及其人。
安息吧

※本文摘錄自「不說，就真來不及了︰紐約客的臨終遺言」一書中的故事。

<分享白先勇小說：冬夜>

*這篇小說收錄於《台北人》，1971年出版。我大約於1975年，17歲時第一次閲讀。當時年紀太小，和白先勇老師身處的時代及家庭背景不同，加上自己年輕氣盛，一方面迷戀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卡謬的青年孤獨：一方面無法理解時代歲月的老去，對一個人生命的刻痕。閲讀的時候，只覺得文字洗練，故事卻嘮叨，對老年人的感慨無法共鳴。

*這幾年因為電子版發行，我試圖重新閱讀一些年輕時錯過、深入不了的文字。此篇冬夜即時印入了眼簾。白先勇老師出版《台北人》時，才三十四歲。文集收錄他自24-34歲寫在「現代文學」的短篇小說。在冬夜之前，白老師已經完成「玉卿嫂」「謫仙記」等中篇小說，既跨古又跨神話，在美好的字句及故事鋪陳中書寫情慾。「台北人」裡的小説寫的更多是70年代台北若干當代人的遺憾。那可怕的時代如造孽，拋棄了所有的人。小説中對年輕狂妄的理想，有不著痕跡的批評。夏志清先生曾經評語：《臺北人》甚至可以說是部民國史。

* 《冬夜》裏余教授的兒子俊彥，長得和父親年輕時一模一樣，他不滿懷五四救國精神，也不想燒打任何人。年輕的兒子經過了也目睹了父親如何遭受時代的撥弄，沒有什麼澎湃了，他務實且苟且但卻篤定地一心想去美國念物理。而從美國歸國的風光學者，年華已逝，身分似升也似降的吳教授，在美國教唐朝，不願也不能置評當代。那些古老的長安繁華，包裝了美國學人的現實，他回不去當代，有一天走下講堂，步下長安大壂，沒有根的飄浮，就是他的晚年。每個曾經參與五四運動的倖存青年，都掉進了坎，過去只是一道晚霞，人年紀輕輕就沒了，泡沫了。革命，革誰的？自己的吧！

*撰寫冬夜年紀還輕的白先勇用了寛厚且事故的文筆，概括了所有的時代的起伏：沒有嘲謔，就是大勢所趨。不論是五四運動，美國反越戰學潮：那些革命換來的空，空盪後的務實謹慎、渴望留洋、無處可安頓⋯⋯一切都不過是「大勢所趨」。不必論理，也不需拿著一知半解的道理，砍砍殺殺。什麼事回頭看，就是四個字：大勢所趨。時代彷佛只是一個戲框子，把人按進去，把事件嵌入，就為了寫出大勢所趨，四個字。

*我曾經當面告訴白先勇老師，他活得如此特別。年輕的時候，儘寫些「老人往事」，老的時候大搞青春版牡丹亭。這樣倒活的靈魂，太過癮。

*以下為短文分享：冬夜。更多台北人文章可以購買博客來網路書店。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023419

《冬夜》—白先勇

台北的冬夜，經常是下著冷雨的。

傍晚時分，一陣乍寒，雨，又淅淅瀝瀝開始落下來了。溫州街那些巷子裏，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積水來。余欽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張望時，腳下套著一雙木屐。他撐著一把油紙傘，紙傘破了一個大洞，雨點漏下來，打到余教授十分光禿的頭上，冷得他不由得縮起脖子打了一個寒噤。他身上罩著的那襲又厚又重的舊棉袍，竟也敵不住台北冬夜那陣陰濕砭骨的寒意了。

巷子裏灰濛濛的一片，一個人影也沒有，四周沈靜，只有雨點灑在遠遠近近那些矮屋的瓦檐上，發出一陣沙沙的微響。余教授在冷雨中，撐著他那把破紙傘，佇立了片刻，終於又踅回到他巷子裏的家中去。他的右腿跛瘸，穿著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蹣跚。

余教授棲住的這棟房子，跟巷中其他那些大學宿舍一樣，都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舊屋。年久失修，屋檐門窗早已殘破不堪，客廳的地板，仍舊鋪著榻榻米，積年的潮濕，席墊上一徑散著一股腐草的霉味。

客廳裏的傢具很簡陋：一張書桌、一張茶几。一對襤褸的沙發，破得肚子統統暴出了棉絮來。桌上、椅上、榻榻米上，七橫八竪，堆滿了一本本舊洋裝書，有的脫了線，有的發了毛，許多本卻脫落得身首異處，還有幾本租來的牛皮紙封面武俠小說，也摻雜其中。自從余教授對他太太著實發過一次脾氣以後，他家裡的人，再也不敢碰他客廳裏那些堆積如山的書了。

有一次，他太太替他曬書，把他夾在一本牛津版的《拜侖詩集》中的一疊筆記弄丟了——那些筆記，是他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學教書時，記下來的心得。

余教授走進客廳裏，在一張破沙發上坐了下來，微微喘著氣。他用手在他右腿的關節上，使勁的揉搓了幾下。每逢這種陰濕天，他那只撞傷過的右腿，便隱隱作痛起來，下午他太太到隔壁蕭教授家去打麻將以前，還囑咐過他：

「別忘了，把於善堂那張膏藥貼起來。」

「晚上早點回來好嗎？」他要求他太太，「吳柱國要來。」

「吳柱國又有什麼不得了？你一個人陪他還不夠？」他太太用手絹子包起一扎鈔票，說著便走出大門去了，那時他手中正捏著一張《中央日報》，他想阻止他太太，指給她看，報上登著吳柱國那張照片：「我旅美學人，國際歷史權威，吳柱國教授，昨在中央研究院，作學術演講，與會學者名流共百餘人。」

可是他大太老早三腳兩步，跑到隔壁去了。隔壁蕭太太二四六的牌局，他太太從來沒缺過席，他一講她，她便封住他的嘴：別搗蛋，老頭子，我去贏個百把塊錢，買只雞來燉給你吃。他對他太太又不能經濟封鎖，因為他太太總是贏的，自己有私房錢。

他跟他太太商量，想接吳柱國到家裡來吃餐便飯，一開口便讓他太太否決了。

他目送著他太太那肥胖碩大的背影，突然起了一陣無可奈何的惆悵。要是雅馨還在，晚上她一定會親自下廚去做出一桌子吳柱國愛吃的菜來，替他接風了。

那次在北平替吳柱國餞行，吳柱國吃得酒酣耳熱，對雅馨說：「雅馨，明年回國再來吃你做的掛爐鴨。」哪曉得第二年北平便易幟了，吳柱國一出國便是二十年。

那天在松山機場見到他，許多政府官員、報社記者，還有一大群閒人，把吳柱國圍得水洩不通，他自己卻被人群摒在外面，連跟吳柱國打招呼的機會都沒有。

那天吳柱國穿著一件黑呢大衣，戴著一副銀絲邊的眼鏡，一頭頭髮白得雪亮，他手上持著煙鬥，從容不迫，應對那些記者的訪問。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肅然起敬的學者風範，好像隨著歲月，變得愈更醇厚了一般。後來還是吳柱國在人群中發現了他，才擠過來，執著他的手，在他耳邊悄悄說道：

「還是過兩天，我來看你吧。」

「欽磊——」

余教授猛然立起身來，蹭著迎過去，吳柱國已經走上玄關來了。

「我剛才還到巷子口去等你，怕你找不到。」余教授蹲下身去，在玄關的矮櫃裡摸索了一陣，才拿出一雙草拖鞋來，給吳柱國換上，有一隻卻破得張開了口。

「台北這些巷子真像迷宮，」吳柱國笑道，「比北平那些胡同還要亂多了。」他的頭髮淋得濕透，眼鏡上都是水珠。他脫下大衣，抖了兩下，交給余教授，他裡面卻穿著一件中國絲綿短襖。他坐下來時，忙掏出手帕，把頭上臉上揩拭了一番，他那一頭雪白的銀發，都讓他揩得蓬松零亂起來。

「我早就想去接你來了，」余教授將自己使用的那只保暖杯拿出來泡了一杯龍井擱在吳柱國面前，他還記得吳柱國是不喝紅茶的，「看你這幾天那麼忙，我也就不趁熱鬧了。」

「我們中國人還是那麼喜歡應酬，」吳柱國搖著頭笑道，「這幾天，天天有人請吃酒席，十幾道十幾道的菜——」

「你再住下去，恐怕你的老胃病又要吃犯了呢。」余教授在吳柱國對面坐下來，笑道。

「可不是？我已經吃不消了！今晚邵子奇請客，我根本沒有下箸——邵子奇告訴我，他也有好幾年沒見到你了。你們兩人——」吳柱國望著余教授，余教授摸了一摸他那光禿的頭，輕輕吁了一口氣，笑道：

「他正在做官，又是個忙人。我們見了面，也沒什麼話說。我又不會講虛套，何況對他呢？所以還是不見面的好。你是記得的：我們當年參加‘勵志社’，頭一條誓言是什麼？」

吳柱國笑了一笑，答道：

「二十年不做官。」

「那天宣誓，還是邵子奇帶頭宣讀的呢！當然，當然，二十年的期限，早已過了——」余教授和吳柱國同時都笑了起來。

吳柱國捧起那盅龍井，吹開浮面的茶葉，啜了一口，茶水的熱氣，把他的眼鏡子蒸得模糊了。他除下眼鏡，一面擦著，一面覷起眼睛，若有所思的嘆了一口氣，說道：

「這次回來，‘勵志社’的老朋友，多半都不在了——」

「賈宜生是上個月去世的，」余教授答道，「他的結局很悲慘。」

「我在國外報上看到了，登得並不清楚。」

「很悲慘的——」余教授又喃喃的加了一句。

「他去世的前一天我還在學校看到他。他的脖子硬了，嘴巴也歪了——上半年他摔過一跤，摔破了血管——我看見他氣色很不好，勸他回家休息，他只苦笑了一下。我知道，他的環境困得厲害，太太又病在醫院裡。那晚他還去兼夜課，到了學校門口，一跤滑在陰溝裡，便完了——」余教授攤開雙手，乾笑了一聲。「賈宜生，就這麼完了。」

「真是的——」吳柱國含糊應道。

「我彷彿聽說陸冲也亡故了，你在外國大概知道得清楚些。」

「只是人生的諷刺也未免太大了，」吳柱國唏噓道，「當年陸冲還是個打倒‘孔家店’的人物呢。」

「何嘗不是？」余教授也莫奈何的笑了一下，「就拿這幾個人來說：邵子奇、賈宜生、陸冲、你、我，還有我們那位給槍斃了的日本大漢奸陳雄——當年我們幾個人在北大，一起說過些什麼話？」

吳柱國掏出煙鬥，點上煙，深深吸了一口，吸著煙，若有所思的沈默了片刻，突然他搖著頭笑出了聲音來，歪過身去對余教授說道：

「你知道，欽磊，我在國外大學開課，大多止於唐宋，民國史我是從來不開的。上學期，我在加州大學開了一門‘唐代政治制度’。這陣子，美國大學的學潮鬧得厲害，加大的學生更不得了，他們把學校的房子也燒掉了，校長攆走了，教授也打跑了，他們那麼胡鬧，我實在看不慣。有一天下午，我在講‘唐初的科舉制度’，學校裡學生正在跟警察大打出手，到處放瓦斯，簡直不像話！你想想，那種情形，我在講第七世紀中國的考試制度，那些蓬頭赤足，躍躍欲試的美國學生，怎麼聽得進去？他們坐在教室裏，眼睛都瞅著窗外。我便放下了書，對他們說道：‘你們這樣就算鬧學潮了嗎？四十多年前，中國學生在北平鬧學潮，比你們還要凶百十倍呢！’他們頓時動容起來，臉上一副半信半疑的神情，好像說：‘中國學生也會鬧學潮嗎？’」

吳柱國和余教授同時都笑了起來。

「於是我便對他們說道：‘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一群北京大學領頭的學生，為了反日本，打到一個賣國求榮的政府官員家裡，燒掉了他的房子，把躲在裡面的一個駐日公使，揪了出來，痛揍了一頓——’那些美國學生聽得肅然起敬起來，他們口口聲聲反越戰，到底還不敢去燒他們的五角大廈呢。‘後來這批學生都下了獄，被關在北京大學的法學院內，一共有一千多人——’我看見他們聽得全神貫注了，我才慢慢說道，‘那群學生當中領頭打駐日公使的，便是在下。’他們哄堂大笑起來，頓足的頓足，拍手的拍手，外面警察放槍他們也聽不見了——」

余教授笑得一顆光禿的頭顱前後亂晃起來。

「他們都搶著問，我們當時怎樣打趙家樓的。我跟他們說，我們是疊羅漢爬進曹汝霖家裡去的。第一個爬進去的那個學生，把鞋子擠掉了。打著一雙赤足，滿院子亂跑，一邊放火。‘那個學生現在在哪裡？’他們齊聲問道。我說：‘他在台灣一間大學教書，教拜侖。’那些美國學生一個個都笑得樂不可支起來——」

余教授那張皺紋滿布的臉上，突然一紅，綻開了一個近乎童稚的笑容來，他訕訕的咧著嘴，低頭下去瞅了一下他那一雙腳，他沒有穿拖鞋，一雙粗絨線襪，後跟打了兩個黑布補釘，他不由得將一雙腳合攏在一起，搓了兩下。

「我告訴他們：我們關在學校裏，有好多女學生來慰問，一個女師大的校花，還跟那位打赤足放火的朋友結成了姻緣，他們兩人，是當時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柱國，你真會開玩笑。」余教授一面摸撫著他那光禿的頭頂，不勝唏噓的笑道。他看見吳柱國那杯茶已經涼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的，去拿了一隻暖水壺來，替吳柱國斟上滾水，一面反問他：

「你為什麼不告訴你學生，那天領隊遊行扛大旗的那個學生，跟警察打架，把眼鏡也打掉了？」

吳柱國也訕訕的笑了起來。「我倒是跟他們提起：賈宜生割開手指，在牆上寫下了‘還我青島’的血書，陳雄卻穿了喪服，舉著‘曹陸章遺臭萬年’的輓聯，在街上遊行——」

「賈宜生——他倒是一直想做一番事業的——」余教授坐下來，喟然嘆道。「不知他那本《中國思想史》寫完了沒有？」吳柱國關懷的問道。

「我正在替他校稿，才寫到宋明理學，而且——」余教授皺起眉頭說，「最後幾章寫得太潦草，他的思想大不如從前那樣敏銳過人了，現在我還沒找到人替他出版呢，連他的安葬費還是我們這幾個老朋友拼湊的。」「哦？」吳柱國驚異道，「他竟是這樣的——」

余教授和吳柱國相對坐著，漸漸默然起來。吳柱國兩只手伸到袖管裡去，余教授卻輕輕的在敲著他那只僵痛的右腿。

「柱國——」過了半晌，余教授抬起頭來望著吳柱國說道，「我們這伙人，總算你最有成就。」

「我最有成就？」吳柱國驚愕的抬起頭來。

「真的，柱國，」余教授的聲音變得有點激動起來，「這些年，我一事無成。每次在報紙上看見你揚名國外的消息，我就不禁又感慨、又欣慰，至少還有你一個人在學術界替我們爭一口氣——」余教授說著禁不住伸過手去，捏了一下吳柱國的膀子。

「欽磊——」吳柱國突然掙開余教授的手叫道，余教授發覺他的聲音裡竟充滿了痛苦，「你這樣說，更是叫我無地自容了！」「柱國？」余教授縮回手，喃喃喚道。

「欽磊，我告訴你一件事，你就懂得這些年我在國外的心情了，」吳柱國把煙鬥擱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銀絲邊的眼鏡，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緊皺的眉心，「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講開會度過去的，看起來熱鬧得很。上年東方歷史學會在舊金山開會，我參加的那一組，有一個哈佛大學剛畢業的美國學生，宣讀他一篇論文，題目是：《五四運動的重新估價》。那個小伙子一上來便把‘五四’批評得體無完膚，然後振振有詞的結論道：這批狂熱的中國知識青年，在一陣反傳統、打倒偶像的運動中，將在中國實行二千多年的孔制徹底推翻，這些青年，昧於中國國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學，造成了中國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亂。但是這批在父權中心社會成長的青年，既沒有獨立的思想體系，又沒有堅定的意志力，當孔制傳統一旦崩潰，他們頓時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賴，於是徬惶、迷失，如同一群弒父的逆子——他們打倒了他們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負著重大的罪孽，開始了他們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重新回頭擁抱他們早已殘破不堪的傳統，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隱士。他們的運動瓦解了、變質了。有些中國學者把‘五四’比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我認為，這只能算是一個流產了的‘文藝復興’。他一念完，大家都很激動，尤其是幾個中國教授和學生，目光一齊投向我，以為我一定會起來發言。可是我一句話也沒有說，默默的離開了會場——」

「噢，柱國——」

「那個小伙子有些立論是不難辯倒的，可是，欽磊——」吳柱國的聲音都有些哽住了，他乾笑了一聲，「你想想看，我在國外做了幾十年的逃兵，在那種場合，還有什麼臉面挺身出來，為‘五四’講話呢？所以這些年在外國，我總不願意講民國史，那次在加大提到‘五四’，還是看見他們學生學潮鬧的熱鬧，引起我的話題來——也不過是逗著他們玩玩，當笑話講罷了。我們過去的光榮，到底容易講些，我可以毫不汗顏的對我的外國學生說：‘李唐王朝，造就了當時世界上最強盛、文化最燦爛的大帝國。’——就是這樣，我在外國喊了幾十年，有時也不禁好笑，覺得自己真是像唐玄宗的白髮宮女，拼命在向外國人吹噓天寶遺事了——」

「可是柱國，你寫了那麼多的著作！」余教授幾乎抗議的截斷吳柱國的話。

「我寫了好幾本書：《唐代宰相的職權》、《唐末藩鎮制度》，我還寫過一本小冊子叫《唐明皇的梨園子弟》，一共幾十萬字——都是空話啊——」

吳柱國搖著手喊道，然後他又冷笑了一聲，「那些書堆在圖書館裡，大概只有修博士的美國學生，才會去翻翻罷了。」

「柱國，你的茶涼了，我給你去換一杯來。」余教授立起身來，吳柱國一把執住他的手，抬起頭望著他說道：

「欽磊，我對你講老實話：我寫那些書，完全是為了應付美國大學，不出版著作，他們便要解聘，不能升級，所以隔兩年，我便擠出一本來，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會寫了的。」

「我給你去弄杯熱茶來。」余教授喃喃的重復道，他看見吳柱國那張文雅的臉上，微微起著痙攣。他蹭到客廳一角的案邊，將吳柱國那杯涼茶倒進痰盂裡，重新沏上一杯龍井，他手捧著那只保暖杯，十分吃力的拐回到座位上去，他覺得他那只右腿，坐久了，愈來愈僵硬，一陣陣的麻痛，從骨節裡滲出來。

他坐下後，又禁不住用手去捏榨了一下。

「你的腿好像傷得不輕呢。」吳柱國接過熱茶去，關注著余教授說道。

「那次給撞傷，總也沒好過，還沒殘廢，已是萬幸了。」余教授解嘲一般笑道。

「你去徹底治療過沒有？」

「別提了，」余教授擺手道，「我在台大醫院住了五個月。他們又給我開刀，又給我電療，東搞西搞，愈搞愈糟，索性癱掉了。我太太也不顧我反對，不知哪裡弄了一個打針灸的郎中來，戳了幾下，居然能下地走動了！」

余教授說著，很無可奈何的攤開手笑了起來，「我看我們中國人的毛病，也特別古怪些，有時候，洋法子未必奏效，還得弄帖土藥秘方來治一治，像打金針，亂戳一下，作興還戳中了機關——」說著，吳柱國也跟著搖搖頭，很無奈的笑了起來，跟著他伸過手去，輕輕拍了一下余教授那條僵痛的右腿，說道：「你不知道，欽磊，我在國外，一想到你和賈宜生，就不禁覺得內愧。生活那麼清苦，你們還能在台灣守在教育的崗位上，教導我們自己的青年——」吳柱國說著，聲音都微微顫抖了，他又輕輕的拍了余教授一下。

「欽磊，你真不容易——」

余教授默默的望著吳柱國，半晌沒有做聲，他搔了一搔他那光禿的頭頂，笑道：

「現在我教的，都是女學生，上學期，一個男生也沒有了。」

「你教‘浪漫文學’，女孩子自然是喜歡的。」吳柱國笑著替余教授解說道。

「有一個女學生問我：‘拜侖真的那樣漂亮嗎？’我告訴她：‘拜侖是個跛子，恐怕跛得比我還要厲害哩。’那個女孩子頓時一臉痛苦不堪的樣子，我只得安慰她：‘拜侖的臉蛋兒還是十分英俊的’——」

余教授和吳柱國同時笑了起來。「上學期大考，我出了一個題目要她們論‘拜侖的浪漫精神’，有一個女孩子寫下了一大堆拜侖情婦的名字，連他的妹妹Augusta也寫上去了！」

「教教女學生也很有意思的。」吳柱國笑得低下頭去，「你譯的那部《拜侖詩集》，在這裡一定很暢銷了？」

「《拜侖詩集》我並沒有譯完。」

「哦——」

「其實只還差‘DonJuan’最後幾章，這七八年，我沒譯過一個字，就是把拜侖譯出來，恐怕現在也不會有多少人看了——」

余教授頗為落寞了的嘆了一口氣，定定的注視著吳柱國，「柱國，這些年，我並沒有你想像那樣，並沒有想‘守住崗位’，這些年，我一直在設法出國——」

「欽磊——你——」

「我不但想出國，而且還用盡了手段去爭取機會。每一年，我一打聽到我們文學院有外國贈送的獎金，我總是搶先去申請。前五年，我好不容易爭到了哈佛大學給的福特獎金，去研究兩年，每年有九千多美金。出國手續全部我都辦妥了，那天我到美國領事館去簽證，領事還跟我握手道賀。哪曉得一出領事館門口，一個台大學生騎著一輛機器腳踏車過來，一撞，便把我的腿撞斷了。」

「哎，欽磊。」吳柱國曖昧地嘆道。

「我病在醫院裡，應該馬上宣佈放棄那項獎金的，可是我沒有，我寫信給哈佛，說我的腿只受了外傷，治癒後馬上出去。我在醫院裡躺了五個月，哈佛便取消了那項獎金。要是我早讓出來，也許賈宜生便得到了——」

「賈宜生嗎？」吳柱國驚嘆道。

「賈宜生也申請了的，所以他過世，我特別難過，覺得對不起他。要是他得到那項獎金，能到美國去，也許就不會病死了。他過世，我到處奔走替他去籌治喪費及撫卹金，他太太也病得很厲害。我寫信給邵子奇，邵子奇派了一個人，只送了一千塊台市來——」

「唉，唉。」吳柱國連聲嘆道。

「可是柱國，」余教授愀然望著吳柱國，「我自己實在也很需要那筆獎金。雅馨去世的時候，我的兩個兒子都很小，雅馨臨終要我答應，一定撫養他們成人，給他們受最好的教育。我的大兒子出國學工程，沒有申請到獎學金，我替他籌了一筆錢，數目相當可觀，我還了好幾年都還不清。所以我那時想，要是我得到那筆獎金，在國外省用一點，就可以償清我的債務了。沒想到——」

余教授聳一聳肩膀，乾笑了兩聲。吳柱國舉起手來，想說什麼，可是他的嘴唇動了一下，又默然了。過了片刻，他才強笑道：

「雅馨——她真是一個叫人懷念的女人。」

窗外的雨聲，颯颯娑娑，愈來愈大了，寒氣不住的從門隙窗縫里鑽了進來，一陣大門開闔的聲音，一個青年男人從玄關走了上來。青年的身材頎長，披著一件深藍的塑膠雨衣，一頭墨濃的頭髮灑滿了雨珠，他手中捧著一大疊書本，含笑點頭，便要往房中走去。

「俊彥，你來見見吳伯伯。」余教授叫住那個青年，吳柱國朝那個眉目異常英爽的青年打量了一下，不由得笑出了聲音來。

「欽磊，你們兩父子怎麼——」吳柱國朝著俊彥又指了一下，笑道，「俊彥，要是我來你家，先看到你，一定還以為你父親返老還童了呢！欽磊，你在北大的時候，就是俊彥這個樣子！」說著三個人都笑了起來。

「吳伯伯在加大教書，你不是想到加大去念書嗎？可以向吳伯伯請教請教。」余教授對他兒子說道。

「吳伯伯，加大物理系容易申請獎學金嗎？」俊彥很感興趣的問道。

「這個——」吳柱國遲疑了一下，「我不太清楚，不過加大理工科的獎學金比文法科多多了。」

「我聽說加大物理系做一個實驗，常常要花上幾十萬美金呢！」俊彥年輕的臉上，現出一副驚羨的神情。

「美國實在是個富強的國家。」吳柱國嘆道，俊彥立了一會兒，便告退了。余教授望著他兒子的背影，悄聲說道：

「現在男孩子，都想到國外去學理工。」

「這也是大勢所趨。」吳柱國應道。

「從前我們不是拼命提倡‘賽先生’嗎？現在‘賽先生’差點把我們的飯碗都搶跑了。」

余教授說著跟吳柱國兩人都苦笑了起來，余教授立起身，又要去替吳柱國斟茶，吳柱國忙止住他，也站了起來說道：

「明天一早我還要到政治大學去演講，我還是早點回去休息吧。」說著，他沈吟了一下，「後天我便要飛西德，去參加一個漢學會議，你不要來送我了，我這就算告辭了吧。」

余教授把吳柱國的大衣取來遞給他，有點歉然的說道：

「真是的，你回來一趟，連便飯也沒接你來吃。我現在這位太太——」余教授尷尬的笑了一下。

「嫂夫人哪裡去了？我還忘了問你。」吳柱國馬上接口道。

「她在隔壁，」余教授有點忸怩起來，「在打麻將。」

「哦，那麼你便替我問候一聲吧。」吳柱國說著，便走向了大門去。余教授仍舊套上他的木履，撐起他那把破油紙傘，跟了出去。

「不要出來了，你走路又不方便。」吳柱國止住余教授。

「你沒戴帽子，我送你一程。」余教授將他那把破紙傘遮住了吳柱國的頭頂，一隻手攬在他的肩上，兩個人向巷口走了出去。巷子里一片漆黑，雨點無邊無盡的飄灑著。余教授和吳柱國兩人依在一起，踏著巷子裏的積水，一步一步，遲緩、蹣跚、蹭蹬著。快到巷口的時候，吳柱國幽幽的說道：

「欽磊，再過一陣子，也許我也要回台灣來了。」

「你要回來？」

「還有一年我便退休了。」

「是嗎？」

「我現在一個人在那邊，穎芬不在了，飲食很不方便，胃病常常犯，而且——我又沒有兒女。」

「哦——」

「我看南港那一帶還很幽靜，中央研究院又在那裡。」

「南港住家是不錯的。」

雨點從紙傘的破洞漏了下來，打在余教授和吳柱國的臉上，兩個人都冷得縮起了脖子。一輛計程車駛過巷口，余教授馬上舉手截下。計程車司機打開了門，余教授伸出手去跟吳柱國握手道別，他執住吳柱國的手，突然聲音微微顫抖的說道：

「柱國，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你開口——」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薦一下，美國有什麼大學要請人教書，我還是想出去教一兩年。」

「可是——恐怕他們不會請中國人教英國文學哩。」

「當然，當然，」余教授咳了一下，乾笑道，「我不會到美國去教拜侖了——我是說有學校需要人教教中文什麼的。」

「哦——」吳柱國遲疑了，說道，「好的，我替你去試試吧。」

吳柱國坐進車內，又伸出手來跟余教授緊緊握了一下。

余教授踅回家中，他的長袍下擺都已經潮濕了，冷冰冰的貼在他的腿脛上，他右腿的關節，開始劇痛起來。他拐到廚房裡，把暖在爐灶上那帖於善堂的膏藥，取下來，熱烘烘的便貼到了膝蓋上去，他回到客廳中，發覺靠近書桌那扇窗戶，讓風吹開了，來回開闔，發出砰砰的響聲，他趕忙蹭過去，將那扇窗拴上。

他從窗縫中，看到他兒子房中的燈光仍然亮著，俊彥坐在窗前，低著頭在看書，他那年輕英爽的側影，映在窗框裡。余教授微微吃了一驚，他好像驟然又看到了自己年輕時的影子一般，他已經逐漸忘懷了他年輕時的模樣了。

他記得就是在俊彥那個年紀，二十歲，他那時認識雅馨的。那次他們在北海公園，雅馨剛剪掉辮子，一頭秀髮讓風吹得飛了起來，她穿著一條深藍的學生裙站在北海邊，裙子飄飄的，西天的晚霞，把一湖的水照得火燒一般，把她的臉也染紅了，他在《新潮》上投了一首新詩。就是獻給雅馨的：

當你倚在碧波上
滿天的紅霞
便化作了朵朵蓮花
托著你
隨風飄去
馨馨
你是凌波仙子

余教授搖了一搖他那十分光禿的腦袋，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起來。他發覺書桌上早飄進了雨水，把他堆在上面的書本都打濕了。他用他的衣袖在那些書本的封面上揩了一揩，隨便拾起了一本《柳湖俠隱記》，又坐到沙發上去，在昏暗的燈光下，他翻了兩頁，眼睛便合上了，頭垂下去，開始一點一點的，打起盹來，朦朧中，他聽到隔壁隱約傳來一陣陣洗牌的聲音及女人的笑語。

台北的冬夜愈來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卻仍舊綿綿不絕的下著。

《文茜的世界財經周報》MIT Media Lab人工智慧系列報導〜台灣留學生唐聖凱：記者呂怡青、彭智宏採訪報導

【唐聖凱大學時期就讀建築系 研究所跨領域學習應用藝術 在恩師劉育東建議下進入MIT Media Lab深造 在這裡愛上電腦科學 將橫跨三個領域專長發揮在VR與AR領域 成為微軟HoloLens團隊研發設計成員 透過“翻轉教育”也翻轉自己的人生】

在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他們希望學生用既有的知識去創造新的知識，這個知識可能還不存在於現在的世界上。而Media Lab的訓練，就是在教你想下一個（趨勢）。

這是來自台灣、受過MIT Media Lab文化薰陶後，從此翻轉人生的一流工程師。

我叫唐聖凱，今年41歲。2017年七月拿到Microsoft的offer，舉家遷到西雅圖。目前在Microsoft HoloLens研發設計團隊，擔任研發設計工作。

比如說某傢俱生產者今天推出新的家具，你很想知道這個傢俱跟那個傢俱組合起來長甚麼樣子，廠商也有相關app在做這件事，用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角度來看就是說，我戴上頭套，跟環境隔絕了，這些傢俱元素全都在虛擬空間中，一覽無遺，這是VR。

AR（Augmented Reality擴增實境）就是說，我可能拿著手機，戴上眼鏡，我可以直接看到我的環境，我可以直接把沙發放到我的家裡來，我可以看得到。

Microsoft剛推出一個mixed reality（混合實境）的平台，基本上就是把Windows作業系統全部做到VR跟AR裡面，也就是我們現在若用Windows，要拿一個電腦在螢幕上看，然後就用Windows。可是以後你戴上了頭套，Windows就在裡面，它就是一個很完整的VR平台，戴上Hololens（全息影像頭戴裝置），Windows就是一個很完整的平台，所有的app，能在手機上運作，在電腦上運作，你也可以在VR和AR這兩個平台上運作。這是微軟的商機。我在Microsoft裡面負責的就是這些互動。如何從事基礎建設跟使用者之間的互動，如何降低門檻，變成直覺。

大學念建築系，研究所學的是應用藝術。唐聖凱原本以為自己會和其他人一樣，穩穩待在台灣，安分地做個室內設計師。但在碩士班畢業後，海歸派指導教授劉育東推薦他到哈佛當交換學生一年，同時也到MIT Media Lab選課。沒想到這麼一趟美東行，讓他眼界大開，人生從此改觀。

我那次真的是震撼到，大開眼界。我去參觀Hiroshi Ishii（石井裕）教授的實驗室，他的實驗室放了幾個玻璃瓶子，下面有打很漂亮的燈光，很有趣的是，你把玻璃瓶子一打開，就有音樂從裡面跑出來，不同形狀瓶子打開會有不同聲音，那次我真的是有點震撼到，原來這就是所謂的，把數位資訊跟現實生活的物件，結合在一起的感覺。他還陸續有其他案子，比如說一個沙桌，就像小朋友玩的沙桌，沙桌上會有投影機投影在不同地形地貌上面，只要用手去撥沙，然後就會在電腦裡重新把等高線圖計算出來，然後再投影回到那堆沙中，也就是你透過雙手和沙的互動，你可以去操控電腦裡面的資訊，那你想想看，拿這個沙給小朋友玩，然後教小朋友湖泊河流的概念，沖積的概念，只要手去做操控，就會有這些數位模擬跑出來，那一次真的是我第一次覺得說，對，就是這個，我就想學這個。用現在的話來說，那就是AR的概念，AR就是把數位資訊放到真實世界當中。

唐聖凱打定主意勇闖天涯。但本事不夠，根本別想擠進Media Lab大門。他到卡內基梅隆大學鍛鍊筋骨，學電腦設計和人機互動，回國後到華碩電腦磨刀，做了幾個有趣的案子，熬了好些年，繞了一大圈，憑著「花械花開Florabot」設計案，在台北花博和國際性展覽打響名號，最後終於取得夢寐以求的Media Lab入場卷。

第一它很難申請。第二是進去後非常非常競爭，課程壓力非常重，你的同學都是萬中之選，大家企圖心都很強，所以在那裡幾乎就是搏了老命在和同學競爭，再加上MIT Media Lab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相當多，內部有各個系所的資源和課程可以修習，外部有很多企業資源，所以除了可學習到理論上很前端的概念，業界有很多前端的技術也可以匯集到這裡，在做project的時候，都是跟很前端的企業一起合作，那時候是成長很快的時期。

儘管Media Lab成立三十年來也曾出現起伏，但唐聖凱認為，這裡的獨一無二和得天獨厚，
也許真得親身待一陣子，才能體會為什麼很多人都想複製Media lab模式，卻始終沒有辦法找到第二個Media Lab。離開波士頓後，他一度前往位於舊金山的三星矽谷總部工作。幾年後來到Microsoft，重返令他念念不忘的AR領域。除了上班，工程師的大腦在日常生活中也沒有停止天馬行空地發想。這是他在Media Lab時期受到的啟發，也是一輩子的最大資產。

我現在從事AR相關研究，公司做的就是戴一個眼鏡，可是其實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時間是不能戴眼鏡的，或不方便戴眼鏡的，比如說你在煮飯，有油煙，眼鏡不方便，所以我就想，有沒有可能拿另外一個媒介，來呈現AR這個東西，所以我就發現鏡子是一個很不錯的東西，因為可以反射日常生活到鏡子裡面，所以這個概念就是說，我太太每天拿著食材煮飯，她會加很多調味料，她放這塊肉可能用這瓶，放那塊可能用那瓶，久而久之鏡子就學起來了，學起來我太太到底怎麼煮飯，食材跟調味料的關係，有天她要出差，在機場打電話給我說，我今天沒辦法回去煮飯，你自己想辦法煮飯。我說我不會煮啊，怎麼可能… 我回家把肉放在灶台上，突然我就看到鏡子裡面亮起來一個箭頭，告訴我說我太太會用這罐調味料，我移動調味料後，發現還可以從鏡子看到剩下調味料的容量不大夠，我是不是應該要上網重新訂購一瓶，所以我就把調味料往上提，再放下來以後出現選單，在選單裡我就可以選擇在網路上購物的功能。回到原來的脈絡就是，它告訴我調味料要甩三下，我甩三下後，他又告訴我下一個步驟，調味料要用五匙，這個概念就是用鏡子當作AR入口，然後可以跟IoT（物聯網）來結合，這個鏡子不只是提供資訊，還可以學習跟人之間的關聯性，然後把資訊在對的時間點，顯現給你們知道，同時我在使用的時候，他也在學我使用的新的模式，所以他等於是AR加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的概念。
所以假如做AR，Amazon是第一個會賺錢的公司.。這是我的預測。

VR和AR的廣泛運用，工程師勾勒未來生活的遠景，都讓我們讚嘆連連。不過攜家帶眷旅居海外的唐聖凱說，自己對做生意賺錢沒什麼興趣，反倒是很樂意幫助別人想想未來出路。

其實早一波iphone做了app store，那時候都在做手機app，職場上有一大堆職缺，都在談這件事情，有很多人才可以投入。再來下一波，我預計從今年開始在未來五年到八年，基本上就是做VR和AR 內容的世界。但是這方面的人才現在並沒有很大量。（你指台灣還是全球？）全球。就連我們在Microsoft有很多人才都是轉任，他們可能早期在Microsoft做得很好，做app，做這些2D介面設計做得很好，現在就轉任做VR。

這個東西就像十年前的黑金剛，二十年前的黑金剛手機，大家都想說這東西怎麼可能普及？就如同你現在質疑它怎麼可能普及，可是手機現在變這麼小、這麼薄，這東西以後變這樣，你有沒有覺得這其實就是個未來？

儘管英語不是母語，在溝通上難免吃力，但在國外闖蕩幾年下來，他始終對台灣專業人才素質很有信心。只要有機會，一定會回家，和大家聊聊，那些年在MIT Media Lab的那些事。

這幾年來我一直在跟朋友聊，我們十年前在想、跟被訓練的，我們學的東西跟我們學完後想出來的點子，慢慢地到現在都成真了，可是我還有二十年。那下個十年呢？我現在從事AR和VR，我覺得更急迫的是，在十年、二十年後，自己要收割的是什麼？你看我十年前學的是這個，十年後我拿著這些計畫，這些都是我應徵工作的材料，我拿著這些材料，然後應徵上了，代表我十年前學的東西是有用的，我現在不是學生了，也在從事十年前做的產業，那我十年後要做甚麼？十年後VR和AR一定會普及到一個程度，然後會有下一波，所以我現在就在想，那下一波是什麼？這就呼應到Media Lab的訓練，Media Lab的訓練就是在教你想下一個（趨勢）。你待過Media Lab，受過那樣的文化薰陶，你會不自覺地問自己：十年後我要做什麼？這就是我一直在問自己的問題。你給自己的命題是，如果十年後我要怎麼收，現在當下我就該怎麼栽。我覺得這是我的人生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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