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有接受訓練，而你沒有，這種知識差距隨時是致命的——因為他們準備好了，而你沒有。
那些刑偵手法可謂相當古老，但不代表一般人有經驗應付它，因為一般人萬萬想不到自己竟會親歷其中。他可能一時慌張了，就一五一十和盤托出，後來才懊悔自己的稚嫩株連他人的一生。
這裡的「稚嫩」是指甚麼？
是指他們會利用我們的善良，利用我們的誠實，利用我們想盡快告一段落的倦意，利用我們想盡快脫身的自私，令人放下防備與他們合作，將自己和他人推向一個更不利的位置。
一群餓極的街頭青年怎會想到一個好心請吃飯的人原來是來刮他們的罪證？
這些青年的第一課教訓是：千萬不要輕易相信任何人。
他們已經將你身邊的同事親朋戚友改造成一個個告密者。最近流傳一封滙豐職員的告密信，他們看不過眼有人在搞辦公室私情，所以希望利用國安來收拾他們——這些發生在前蘇聯的情節竟已在香港發生了——情婦告密收拾元配，老師得罪學生而被誣告，為爭升職而告發同事……告密制度的存在令社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人人為免自己稚嫩，便紛紛變得陰險。人與人充斥猜忌，而他們亦正好利用這份猜忌來對付我們。它不僅謀殺我們的生活自由，更在謀殺集體的道德。
所以第二課教訓是：提防他們把我們改造成一丘之貉。應付狡猾時，也要提防自己變得陰險。人民僅餘的良知多寡將會主宰最終的勝負。
然後，要懂得忍受孤獨。這有甚麼關係？因為偵訊者將會利用我們重返人際的渴望。
「受查人的孤獨！這就是不公正偵查獲得成功的又一個條件！整個機關撲上去摧毀這個孤獨的受壓意志。從逮捕那一刻起，以及在整個偵查的最初突擊期，囚犯應當處在理想的孤獨狀態：在監室裡，在走廊裡，在樓梯上，在偵查室裡——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不應與自己的同類接觸，不應在任何人的微笑中，在任何人的眼光中，汲取到同情、忠告、支持。機關盡一切力量去遮住他的未來，歪曲他的現在：把他的親友都說成是已被逮捕的，把一切物證說成是已經找到的。誇大當事人累及自己及親人制裁的可能性，誇大當事人獲得饒恕的權利（機關根本沒有這種權利），把真誠「悔改」與減刑和勞改營的待遇聯繫起來（這種聯繫根本就不存在）。當囚犯驚魂未定、受盡痛苦並失去自制能力的短時間內，從他嘴裡盡可能取得多一些不能推翻的供述，盡可能牽進多一些清白無辜的人。有人精神頹喪到某個程度，甚至請求不要再念筆錄，受不了喇！拿來簽吧！甚麼我都簽吧！只有在那以後，才把他從單人監室放到大監室去，在那裡他將後悔莫及地發現並回味自己的錯誤。在這場決鬥中怎能不犯錯誤呢？誰能不犯錯誤呢？」
索忍尼辛還舉了一個例子解釋蘇聯國安部的人怎樣利用囚徒的孤立狀態。在你受盡折磨，怎也不肯招供的時候，就會有一個看像正統派的人走過來跟你說：
「我已簽名交出了三十五個人，所有的熟人都交出來了。我也勸你：盡可能多說出一些姓名，盡可能多拉一些人進來！那時就會明白，這是無根據的，自會把大家放了。」
你可能會覺得很有道理：係哦，交愈多人名對我愈有利，反正不關事的人被查明真相後自會被放走吧。
「這就正中機關的下懷！」索忍尼辛疾呼：內務人民委員部正正需要大量不關事的名字來擴大生產，正正需要找到一個藉口逼這些不關事的人政治表態！
「那該怎麼辦呢？你，一個觸膚知痛、柔弱、眷戀親人、毫無準備的人，怎樣才能頂得住？需要甚麼才能夠強過偵查員和整個圈套？」
索忍尼辛的答案是：
「應該在走進監獄時把留在身後的溫暖生活置之度外。在牢門口就應當對自己說：生命已經完結，稍稍早了一點，但有甚麼辦法呢？我永遠也不會重獲自由，我已注定滅亡。現在或者略遲一些，但遲些將更難受，還是早一些好。財產我再也沒有。親人們對我說來已經死了——我對於他們說來也已經死了。我的肉體從今天起對我已經無用，非我所有。只有我的精神和我的良心依然是我所珍惜和尊重的。在這樣的囚犯面前——偵查機關將會發抖；只有割斷一切塵念的人才會取得勝利！」
我常感嘆索忍尼辛把人的道德標準定得太高了。100年前的初民尚且無力對抗這些磨難，帶有良知基因的人亦已被殺得七七八八，我們還能指望今天的人發揮甚麼屁的人性光芒呢？人人能夠獨善其身已算萬幸。
陶淵明的邏輯是：沒法兼善天下，就唯有獨善其身。
索忍尼辛的邏輯是：唯有做到兼善天下，獨善其身才得以可能——否則人人也沒法獨善其身。
其實，我們都渴望在其他人身上發現：原來你沒有令我們失望。或許是失望的人太多，才弄成互相辜負的境況，但起碼在偵訊的思想準備上，每個人都有能力由自己開始扭轉一切——最起碼由不告密開始。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