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隨緣家書📖】日前在電台談及國際領袖一旦染重病，後果可大可小，《病夫治國》系列尤其值得參考，這是舊文重溫：
《病夫治國》：領導人病歷會影響國際關係嗎？
早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訪問日本，獲贈木製手工藝小玩具時，隨口說「這就是給那些窮極無聊的人玩的」，又表示自己是來參訪市政、不是看藝術；去年他接見英國交通部長時獲贈懷錶，也當即表示「要轉手送人，因對自己沒用」，都引起媒體譁然。然而不少他的支持者解釋，柯文哲患有「亞斯伯格症」，才會這樣。「亞斯伯格症」是自閉症的一種，主要表現為興趣範圍狹窄、日常社交過程中出現障礙，往往在某方面有過人專長，卻不會「察言觀色」，台灣俚語稱「白目」，若患者在外交領域工作，恐怕難免公關災難。
這解釋雖然不為所有人接受，但對各地領袖的生理、心理、精神狀態如何影響國際局勢的研究，其實已有了不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法國記者阿考斯(Pierre Accoce)和瑞士醫學博士朗契尼克(Pierre Rentchnick)兩人就合著了《病夫治國》一書，後又在八十年代出版續集《非常病人》，根據真正的病歷，專門探究二十世紀世界政壇名人的身體狀況、心理世界以及其對世界政局的影響，就是箇中經典，也啓發了日後國際政治和醫學的更多crossover。
《病夫治國》認為，不少領導人在公眾面前的「強人」形象，與其真實的身體、心理狀態，都存在相當大的出入，而這涉及幾個不同範疇的操控。領袖們的形象往往是通過政府選擇性公佈信息所建構的，但真正的決策過程卻往往涉及集體行為，兩者原來就有落差；假如領導人具有一錘定音的能力，但決策時已經陷入嚴重疾病，心智狀態和決策力都可能被影響，更必須被隱瞞，卻往往令隱瞞者的所屬編制捲入政治漩渦。本書作者審視了數十個案例後，提出了兩點反思：第一，如果諸位領袖做關鍵決定時依然健康，他們所做的決策將會大不同；第二，基於上一點，後人在分析歷史走勢和國際政治演變時，不僅僅關注國家實力對比等「結構性因素」，對決策者個人的身心狀態亦不能忽視，這是直接顛覆了「個人因素在國際關係不重要」的假定。
書中所有案例中，有三個最值得我們留意，因為對今日局勢依然有影響，第一個是被視為美國最偉大總統之一的小羅斯福。根據小羅斯福的私人醫生和隨從人員記述，他在二戰末期已身患絕症，有嚴重高血壓，隨時可能中風，變得性情暴躁，記憶力衰退，甚至精神混亂。在決定戰後世界體系的雅爾塔會議，蘇聯領袖斯大林早就知道了羅斯福的身體和精神狀態，執意將會議地點安排在氣候寒冷的克里米亞半島，並刻意安排馬拉松式的談判，令長途跋涉前來、又難適應氣候的羅斯福身體幾近崩潰。最後，蘇聯在德國佔領區、東南歐、東北亞等劃界事宜上獲利甚多，直接影響了後來的冷戰佈局。後來斯大林老是懷疑蘇聯醫生對他不利，多次整肅，正是心中有鬼的表現。
同樣的境況也發生在英國一代名相丘吉爾身上。根據丘吉爾的私人醫生莫朗勛爵記述，丘吉爾早就患有躁鬱症，情緒反復無常，戰後一度下台後復出，人們卻不知他的腦血栓已嚴重到影響其表達和神智的地步。但丘吉爾情願隱瞞重病，再次出任首相，卻根本無力執政，既難以控制國內政局、又無法緩和冷戰局勢，這一段相位只是在混亂中度過，那正是英國全面失去帝國的關鍵階段。
即使是在野或革命領袖，也往往受身體狀態影響決策，例如拉美「革命偶像」捷古華拉。根據兩位作者的描述，讀醫出身的他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和自戀癖，對「革命」有極端偏執的追求，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只在乎鬥爭，卻無意在鬥爭結束後採取任何措施穩定政權，因此一生都在流浪，也因此被卡斯特羅變相放逐。由於他始終將自我的革命理想、而非他領導的人民放在首位，這解釋了他對「反革命者」殘酷無情的態度。《病夫治國》作者推測，假如他心智健全，古巴或許早就突破制裁，但這明顯是誇大捷古華拉的影響力：作為阿根廷人，他從來不被真正信任，也不具備關鍵影響力，不過他的病歷對他個人的悲劇結局，倒肯定有關鍵影響。
從以上例子不難看出，《病夫治國》一書對國際關係的分析，採取「行為體」（agent） 而非「結構」（structure） 為核心的方式，這一視角最顯著的優點，在於它將個人特殊情境下的行為納入分析，彌補了傳統結構主義視角的不足，對不少看似「反常」的歷史走勢，都能提出解釋。如作者言，那些處在權力頂峰的人的決定，往往影響到一個社會的發展，錯誤的決策往往造成巨大損失，因此不應被視作「普通病人」，身體狀態也不存在私隱。隨著世界日益講求基準化，「領導人基準試」也許早晚出現，對身體、心理狀態的評估也不難有劃一基準，那時候，可能世界局勢才會為之扭轉。以目前炙手可熱的特朗普為例，不少美國自由派把他當作瘋子，但假如他能證明自己身心狀態據正常、甚至還優於常人（他自己就說保證那話兒尺碼不小），那起碼證明了一切都是理性計算的產品。
然而，這一研究視角的局限亦明顯。對病人的健康狀況保密，始終是醫生的職業道德，而「病人」隱私和社會利益之間如何平衡，從來是兩難，所以我們能接觸到的資料有多真實，始終存疑。再者在「主體－結構」這一分析框架內，區分「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極難，很難假定假如領袖們病情不一樣，歷史又會怎麼樣。何況不少領袖反而故意裝作瘋癲、不可測，來謀求談判桌上的最大利益，這都是本書的理性分析難以涵蓋的。
小詞典：國際關係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
國際關係理論中，結構主義認為決定國際關係變化的首要因素是客觀結構（structure），包括各國經濟軍事實力對比、地緣政治因素等；而行為體（agent）如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偏好、心理狀態等，則是從屬於既定的結構，領袖的個人差異對國際關係不會造成重要影響，亦不是結構主義者研究的對象。
信報財經新聞，2016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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