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
迪士尼
#已經被中共化
民主兵工廠抵抗獨裁兵工廠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
【金鐘編按:在拙文《美國綏靖主義史話》後,欣聞司法部長威廉.巴爾7月16日在密西根福特總統博物館發表這篇演講,臚列中共二十多年來,處心積慮,不擇手段企圖佔領全球經濟和科技制高點,以其獨裁制度和金錢勒索,滲透美國、控制世界。事實俱在,發人深省。特予編輯,推而廣之。大小標題為編者所加。中譯:美國之音】
很榮幸今天來到這裡談談可能被證明是對我們國家和21世紀的世界來說最為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美國對中國共產黨全球野心的回應。中共用鐵腕統治著世界偉大古老文明之一。它試圖利用中國人民巨大的力量、生產率和創造力來推翻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讓獨裁安身於世界。美國對這一挑戰如何回應,將帶來歷史性的後果,並將決定究竟是由美國及其自由民主盟國繼續塑造自身的命運,還是由中共及其專制朝貢國來掌控未來。
★必須重新評估和共產黨中國的關係
至少自從189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的技術領軍者。我們的繁榮、歷代美國人的機會和我們的安全均來自這種超凡的技術實力。正因如此,我們得以在世界歷史上發揮關鍵的作用,擊退了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和共產主義的威脅。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利害攸關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維持這一領導地位和那種技術領導地位。我們會不會成為讓這一切被盜竊走、實際上是讓我們子孫的未來被盜竊走的一代人?
幾個星期前,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談到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和全球野心。他宣佈,而且我同意,“美國在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下同)問題上表現出被動和天真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上星期,聯調局局長克里斯·雷(FBI)描述了中共如何通過邪惡甚至是違法的行為來追求其野心的,包括工業間諜、盜竊、敲詐勒索、網路攻擊和惡意影響活動。在今後幾天,你們會聽到國務卿麥克·蓬佩奧的講話,他將總結擺在美國和自由世界前的利害攸關是什麼。
在他上星期講話之後,克里斯·雷對我說,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領導人宣稱他的講話“尤其令人厭惡”。我對他說,我本來今天要達到的目標是被說成令人鄙視,但我現在要達到“尤其令人厭惡”。但不管中方如何試圖形容,我確實希望我的講話和蓬佩奧的講話將鼓勵美國人民重新評估他們與中國的關係,只要中國還繼續處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
我們今天來到福特總統博物館非常適合。傑拉德·福特在美國與中國重新接觸的黎明來臨之際,位居我們政府的最高層。重新接觸是由尼克森總統在1972年開啟的。三年之後,在1975年,福特總統訪問中國,與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領導人舉行峰會。
當時,無法想像中國在冷戰之後將成為一個幾乎可以與美國匹敵的競爭者。然而,即使是在那個時候就有顯示中國巨大潛能的跡象。眾議院多數黨領袖黑爾·柏格斯和時任少數黨領袖的傑拉德·福特在有關他們1972年中國之行的聯合報告中寫道:“如果她能夠實現她的願望,在下半個世紀裡,中國可以成為一個擁有10億人口的自給自足的強國……最後的這一印象,也就是中國有著巨大潛力的現實,也許是我們此行最為生動的。在我們的小團隊穿越在那無邊的土地之際,那種一個巨人正在動起來、一條龍正在醒來的感覺,不由讓我們浮想聯翩。”
★中國以非法手段圖謀獨占世界科技超級大國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啟動了中國令人矚目的崛起,他有句著名的座右銘,叫做“韜光養晦”。中國完全是照這句話做的。中國的經濟從1980年占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大約2%悄然增長到了今天的將近20%。按照某些統計,根據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我們。將權力集中到了自毛澤東獨裁時代以來從未有過的程度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如今公開表示中國在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建設比資本主義優越的社會主義”;以“中國方案”取代美國夢。中國不再韜光,也不再養晦。在共產黨統治者看來,中國的時代已經到來。
中國目前正在進行一場經濟閃電戰---一種咄咄逼人、精心策劃、全政府、實際上是全社會的運動,意圖奪取全球經濟的制高點,並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獨佔鰲頭的科技超級大國。這一努力的核心是共產黨的“中國製造2025”倡議,這是中國控制機器人、先進資訊技術、航空和電動車等高科技產業的計畫。在數千億美元補貼的支持下,這項倡議對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構成了真正的威脅。雖然世界貿易組織的裁決禁止為國內產出制定配額,但“中國製造2025”為機器人和電信這類產業的核心部件與基礎材料的國內市場份額制定了目標(有時高達70%)。顯然,中國不僅僅是尋求躋身于其他先進工業化經濟體之列,而是要徹底取而代之。
“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政府主導的重商主義經濟模式的最新版本。對於國際市場的美國公司來說,與中國進行自由和公平的競爭,長期以來一直是個幻想。為使競爭場地有利於自己,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把一系列掠奪性而且經常是不合法的戰術掌握得爐火純青:貨幣操縱、關稅、配額、國家主導的戰略投資和收購、盜竊與強制轉讓智慧財產權、國家補貼、傾銷、網路攻擊和工業間諜。在所有的聯邦經濟間諜起訴案中,有大約80%據稱從事了給中國政府謀取好處的行為,在所有商業秘密盜竊案中,有大約60%與中國有關聯。
中國還試圖控制歐亞、非洲和太平洋的關鍵貿易通道和基礎設施。例如,在大約三分之一的世界海上貿易必經之地南中國海,中國對幾乎整個水道提出了大範圍的、歷史根據可疑的聲索,蔑視國際法庭裁決,修建人工島並在上面設置軍事哨所,騷擾鄰國船隻和漁船。
★一帶一路、人工智能、壟斷稀土:潛建獨裁兵工廠
另一個擴展其實力與影響的野心勃勃的項目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倡議。雖然名為“外援”,事實上,這些投資看來是為中國的戰略利益和國內經濟需求服務而設計的。例如,中國一直被批評讓貧窮國家背負沉重的債務,拒絕重新談判條件,然後接過該基礎設施的控制權,就像它2017年在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所做的一樣。這只不過是現代殖民主義的一種形式。
然而,同樣後果嚴重的是中國通過“數位絲綢之路”倡議控制世界數位基礎設施的計畫。我之前用過很長的篇幅談到過對讓世界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來建造被稱為5G的全球下一代電信網路的嚴重風險。也許相對來說不那麼普遍為人所知的是中國在人工智慧等其它尖端領域超越美國的企圖。通過機器學習和大數據這樣的創新,人工智慧讓機器模仿人類功能,比如面孔識別、解讀語音、駕駛車輛、進行需要技巧的博弈,比如象棋和中國的博弈遊戲圍棋。2017年,北京推出了“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這是到2030年在人工智慧領域領先世界的藍圖。不管哪個國家湧現成為人工智慧的全球領軍者,這個國家將處在最佳的位置,不僅開啟相當大的經濟潛力,而且還能掌握一系列的軍事應用,比如利用電腦視覺來收集情報。
中國爭取技術主導地位的努力得到了其壟斷稀土材料的助益。稀土材料對諸如消費類電子產品、電動汽車、醫療設備和軍事硬體等產業至關重要。根據國會研究處的資訊,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美國居世界稀土生產之首。“從那以後,生產幾乎全部轉向中國,”主要是因為勞動力成本較低以及經濟和環境法規較松。
美國如今危險地要依賴中國來獲取這些關鍵材料。總體來說,中國是美國的首要供應國,占我們進口稀土的大約80%。這種依賴的風險是真真切切的。比如,2010年,在發生了一次與東中國海島嶼糾紛有關的事件後,北京切斷了對日本的稀土出口。中國也可以對我們做出同樣的事情。
中國在這些關鍵領域的進步表明,中國人民共和國掠奪性的經濟政策正在取得成功。在一百年的時間裡,美國曾是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這使得我們可以擔任世界的“民主兵工廠”。中國2010年在製造業產出方面超過了美國。如今,中國是世界的“獨裁兵工廠”。
★中國入世貿獲鉅利 卻搶掠美國 變雙贏為贏兩次
中國是怎麼取得所有這些成就的呢?任何人都不應當低估中國人民的創造力和勤奮。與此同時,任何人也不應當懷疑是美國使中國的飛躍成為可能。中國通過美國援助與貿易的自由流通獲取了巨大的收益。1980年,國會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1990年代,美國公司強烈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給予其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如今,美中貿易額總計大約7千億美元。
去年,《新聞週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最大型的公司如何讓中國再次偉大》的封面文章。這篇文章詳細說明了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如何以允諾市場准入來誘惑美國工商界,然後,在從美國的投資和技術中得益之後,態度就變得越來越敵對了。中國利用關稅和配額向美國公司施加壓力。監管部門然後使用不發放許可證等手段,歧視美國公司。然而,沒有幾家公司,哪怕是躋身財富500強的巨頭,願意正式提出貿易投訴,因為他們害怕惹惱北京。
就像美國公司已經變得依賴中國市場一樣,整個美國現在也依賴中國提供許多至關重要的商品和服務。 新冠病毒大流行已使人們更加關注這種依賴性。舉例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某些防護設備的生產國,比如口罩和醫用防護服。今年3月,隨著大流行病在世界各地的蔓延,中國給自己囤積口罩,阻止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生產商將其出口到有需要的國家。它然後試圖利用這些物資的短缺來進行宣傳,向一些國家運送數量有限而且經常有缺陷的設備,並要求外國領導人公開感謝北京運送這些物資。
中國在全球醫療產品市場上的主導地位不僅僅限於口罩和醫用防護服。它已成為美國最大的醫療設備供應商,同時對在華的美國醫療公司進行歧視。中國政府針對外國公司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審查,指示中國醫院購買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並向美國公司施加壓力,要求它們在中國建立工廠,在這些工廠裡他們的智慧財產權更容易被盜。正如一位專家所觀察到的那樣,美國醫療器械製造商正在有效地“創建自己的競爭對手”。
在其他關鍵的行業,尤其是醫藥行業,美國也依賴中國的供應鏈。美國仍然是藥物發現領域的全球領軍者,但中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被稱為“API”的活性藥物成分生產商。正如一位國防衛生局官員所提到的:“如果中國決定減少或是限制向(美國)運送API”,這“可能會導致國內和軍用兩方面藥品的嚴重短缺。”
為了在製藥業佔據主導地位,中國的統治者們使用了與摧毀美國其他行業相同的劇本。 2008年,中國將藥品生產定為“高附加值產業”,並通過補貼和出口退稅來壯大中國公司。同時,中國有系統地掠奪美國公司。美國公司在中國醫療保健市場面臨著眾所周知的障礙,包括藥品審批延遲、不公平的定價限制、智慧財產權盜竊和假冒產品。在製藥公司工作的中國人在美國和中國都有因盜竊商業秘密而被抓住的例子。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在從事網路間諜活動,並對美國的學術醫療中心和醫療保健公司發動駭客攻擊。
實際上,與中國有關聯的駭客已經將美國大學和公司作為攻擊目標,以竊取與冠狀病毒治療和疫苗相關的智慧財產權,有時會擾亂我們研究人員的工作。北京已經被發現掩蓋了冠狀病毒的爆發,因此急於得到公關方面的重大勝利,並希望它能夠對任何醫學突破宣稱有自己的一份功勞。
所有這些例子都應該清楚地表明,中國統治者的終極企圖心不是與美國進行貿易,而是搶掠美國。如果你是一位美國商業領袖,那麼討好中國可能會帶來短期回報。但最終,中國的目標是取代你。正如美國商會的一份報告所說,“外國公司所認為的大量金融投資、專業知識的共用和重大技術轉讓將導致中國市場不斷開放的想法正在被董事會內部流傳的一種笑話所取代,那就是,雙贏在中國意味著中國贏兩次。”
★中國專制依舊力圖改變美國,好萊塢電影被控制
儘管美國人曾希望貿易與投資將促使中國的政治體制自由化,但這個政權的根本性質從未改變過。它對香港的無情鎮壓再次證明,與1989年坦克在天安門廣場對付民主抗議人士相比,中國並沒有距離民主更近。它仍然是一個威權的、一黨統治的國家,共產黨掌握著絕對權力,不受全民選舉、法治或獨立司法的制約。中共監視自己的人民,給他們打出社會信用分數,雇用政府內容審查大軍,酷刑折磨異議人士,迫害宗教人士和少數民族,包括將一百萬維吾爾人關押在思想灌輸和勞動營裡。
如果中國發生的一切只局限於中國,這已經是相當糟糕的了。然而,不是美國在改變中國,而是中國在利用經濟實力試圖改變美國。就像本屆行政當局的中國戰略所認識到的那樣,“中國共產黨強制統一意識形態的運動並沒有止於中國的邊界”。而且中共試圖在全球擴大影響,包括在美國土地上。
太多的時候,美國公司為了短期利益而屈服於這種影響——甚至以美國的自由與開放為代價。悲哀的是,美國企業向北京低頭的例子數不勝數。
以好萊塢為例。好萊塢的演員、製片人和導演為他們宣揚自由和人文精神而自豪。每年,在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美國人都會聽到有關這個國家如何沒有達到好萊塢的社會正義理想的說教。但是,好萊塢現在經常審查自己的電影,以安撫中國共產黨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人權侵犯者。這種審查不僅會影響到在中國發行的電影版本,而且還會影響到在美國劇院向美國觀眾放映的許多電影。
例如,熱門電影《僵屍世界大戰》描述了一個由病毒引起的僵屍末日景象。據報導,這部電影的最初版本包含了一個片中人物推測該病毒可能起源於中國的場景。 (在小說中,“零號病人”是一個來自重慶的男孩。)但這部影片的製片廠---派拉蒙影業公司據報要製片人刪除這個有關中國的提法,希望達成在中國發行這個影片的協議。這筆交易從未實現。
在漫威影業的大片《奇異博士》中,電影製片人把漫畫書中一個被稱為“古一法師”的藏僧這個主要人物的民族從藏人改為凱爾特人。當他們因此而受到質疑時,一位編劇解釋說,“如果你承認西藏是一個地方,而且他是藏人,就有可能疏遠十億人。” 或者,就像中國政府可能會說的那樣,“我們不會放映你的電影,因為你決定捲入政治。”
這些只是為適應中共的宣傳而進行了各種修改的諸多好萊塢電影中的兩個例子。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他的講話中提供了更多的例子。但是更多的腳本可能因為作家和製作人知道甚至不去測試這個極限而從未得見天日。中國政府的審查人員無需說一個字,因為好萊塢正在替他們做事。這是中國共產黨一個極大的宣傳勝利。
電影業向中共屈服是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票房。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嚴格控制進入這個有利可圖的市場的管道,包括對美國電影實行配額制以及嚴格的審查制度,而配額制的實施違反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義務。好萊塢越來越多地依靠中國的資金來籌集資金。 2018年,與中國投資者合作的電影占美國票房收入的20%,而五年前僅為3%。
但從長遠來看,與其它中國的產業一樣,中國更感興趣的不是與好萊塢合作,而是收買利用好萊塢,而且最終用國產電影取而代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共一直遵循其通常的作法。通過對美國電影設置配額,中共向好萊塢電影製片廠施壓,要求它們與中國公司組建合資企業,然後中國公司可以獲取美國的技術和專長。正如一位中國電影高管最近所說的那樣,“我們所學的一切都源於好萊塢。”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中國票房最高的十部好萊塢電影中有八部是在中國製作的。
★矽谷大公司叩頭中共,建防火牆監視審查互聯網
向中國叩頭的遠不止好萊塢。美國的大科技公司也讓自己成為中國影響力的棋子。
在美國與中國實現貿易關係正常化的2000年,克林頓總統將這個新世紀稱為“自由將通過手機和纜線數據機傳播的世紀”。相反,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思科等美國公司幫助中國共產黨人建立了中國的防火長城,這是世界上最複雜的互聯網監視和審查系統。
多年來,像谷歌、微軟、雅虎和蘋果之類的公司已經顯示出來,它們過於樂意與中共勾結。例如,最近,在中國政府對有關香港民主抗議活動的報導提出抱怨後,蘋果公司在其中國應用商店中刪除了新聞應用Quartz。蘋果還刪除了允許用戶繞過防火長城的虛擬私人網路絡的應用程式,並從其中國音樂商店中刪除了宣揚民主的歌曲。同時,該公司宣佈將把部分的蘋果雲資料轉移到中國的伺服器上,儘管人們擔心此舉將使中共更容易接觸到存儲在雲中的電子郵件、短信和其他使用者資訊。
最近,我們得以打開在彭薩科拉海軍航空基地開槍射擊了八名美國人的基地組織恐怖分子用過的兩部手機。在與他展開的槍戰中,他停下來,停止交火,並放下他的手機,並試圖摧毀它們,將一枚子彈射入他的兩部手機之一。我們當時認為,這可能意味著這些手機裡可能含有涉及恐怖活動的非常重要的資訊。在四個半月的時間裡,我們一直試圖在沒有蘋果公司的任何幫助下打開這些手機。蘋果未能給我們提供任何幫助。我們最終僥倖的找到了一個我們今後可能複製的解決辦法。
我們找到了他與基地組織在中東的特工之間的通信聯絡,包括直到襲擊發生前一天的資訊。你認為當蘋果在中國銷售手機時,在中國的蘋果手機不會被中國當局滲透嗎?如果它們完全不受中國當局的滲透,它們就不會被出售。我們當時要的是一個搜查令。如果我們有法院的搜查令,那麼我們就應該可以打開這些手機。這是美國科技公司中已經出現的雙重標準。
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利用公開報復的威脅和禁止進入市場來施加影響。然而最近,中共也加大了發展和脅迫美國企業高管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幕後努力---這些努力更加有害,因為它們很大程度上隱藏在公眾視野之外。
隨著中國政府在全球範圍內失去信譽,司法部已經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的官員及其代理人與公司領導人接觸,並誘使他們擁護中共所偏愛的政策和行動。他們的目標各不相同,但是他們的推銷思路卻基本相同:商人在中國有經濟利益,而且暗示,取決於他們對中國的要求所做出的回應,他們的處境會更好(或更糟)。私下向美國公司領導人施壓或討好以推動政策(或美國政治人物)構成了重大威脅,因為躲在美國聲音的背後可以使中國政府提高它的影響力活動,並給親政權的政策安上一個“友好面孔”。從這些美國商人那裡聽取看法的立法者或決策者會更加認同他的這個選民,而不是一個外國人。通過掩蓋其對我們政治進程的參與,中國避免了如果遊說活動被揭露而需要對影響活動承擔的責任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公憤。
★全球化不一定擴大自由,孔子學院和上海迪士尼的教訓
美國的企業領導人可能不會把自己視為遊說者。例如,你可能會認為,建立一個互惠的關係只是與中國開展業務所必需的“關係”——也就是一個有影響力的社交網路系統的一部分。但是你應該警惕可能會被利用,以及你代表外國公司或政府所做的努力可能涉及《外國代理人註冊法》。該法不禁止任何言論或行為。但它確實要求那些充當外國負責人“代理人”的人通過在司法部註冊,公開披露這個關係以及他們的政治或其他類似活動,允許受眾在評估一個演講的可信度時考慮到這個演講的來源。
當然,聚焦美國商業領袖,我並不是想暗示他們是中國影響力行動針對的唯一目標。但是,他們如今已成為中國在美國影響力行動的主要目標。中國共產黨還試圖滲透、審查或利誘美國的學術和研究機構。例如,數十所美國大學開設了中國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這些學院被指控迫使主辦大學避免討論或取消有關北京認為「有爭議」的話題的活動。大學必須互相支持;拒絕讓中共決定研究工作或壓制各種不同的聲音;支持希望發表意見的同事和學生;並考慮以犧牲任何學術誠信或自由為代價來滿足中共的要求是否值得。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美國公司和大學等可能將自己視為全球公民,而不是美國的機構。但是他們應該記住,當初使他們成功的是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和法治以及美國的經濟、技術和軍事實力所提供的安全。
全球化並不總是引導世界走向更大的自由。一個隨著共產中國的鼓點行軍的世界容不下依賴自由市場、自由貿易或自由思想交流的機制。曾幾何時,美國的企業是明白這一點的。他們視自己為美國人,並自豪地捍衛美國的價值觀。
例如,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具有標誌性的美國公司迪士尼為政府製作了數十部政府公益資訊影片,包括訓練美國水兵導航技巧的視頻。在戰爭期間,迪士尼90%的雇員都在從事製作訓練和公益資訊影片的工作。為了提高軍隊的士氣,迪士尼還設計了出現在飛機、卡車、飛行服以及美國和盟軍使用的其他軍事設備上的徽章。
我猜想沃爾特·迪士尼如果看到他創立的公司如何與當今的外國獨裁者做交易會感到寒心的。當迪士尼公司製作《達賴喇嘛的一生》---一部1997年製作的講述中國壓制達賴喇嘛的電影時,中共對這個專案表示反對,並且向迪士尼施壓,要求將其放棄。最終,迪士尼決定不能讓一個外國強權來決定它是否在美國發行一部電影。
然而這種勇敢時刻沒有持續多久。當中共在中國禁止所有的迪士尼電影後,迪士尼為重獲准入而大力遊說。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為《達賴喇嘛的一生》道歉,稱之為“愚蠢的錯誤“。迪士尼隨後開始說服中國在上海建造一個主題公園。做為交易的一部分,迪士尼同意讓中國政府官員參與管理。在這個主題公園的1萬1千名全職雇員中,有300人是活躍的共產黨員。據報導他們在辦公桌上擺放錘子與鐮刀的黨徽,並且在營業時間在設施內參加黨的講座會。
像其他美國公司一樣,迪士尼最終可能會認識到在原則上妥協所付出的代價。就在上海迪士尼開業不久,一個中方擁有的主題公園就在距離幾百英里的地方冒了出來。媒體報導說,這個主題公園裡的人物看上去令人生疑地與白雪公主和其他迪士尼商標相似
。
★美國公司團結行動抵制中共奪取全球經濟制高點
美國公司必須明白其中的風險。中國共產黨思考的是幾十年和幾百年,而我們傾向於聚焦下一個季度的盈利報告。但是如果迪士尼和其他美國公司繼續向北京低頭,他們所帶來的風險不僅是破壞自己的未來競爭力與繁榮,還會破壞使它們得以興盛的傳統自由秩序。
在冷戰期間,後來成為鮑威爾大法官的路易士·鮑威爾向美國商會發出了一份重要的備忘錄。他提到,自由企業體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並呼籲美國公司要更加努力來維護這個體系。“是時候了,”他寫道,“的確,這是早就應該做的---要把美國企業的智慧、創造力和資源調動起來,對抗那些企圖摧毀它的人。”
今天也是這樣。美國人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不僅對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且對我們的生命和生計構成的威脅。他們會更越來越多地公開批評企業的綏靖行為。
如果公司害怕獨自挺身而出,那麼集體行動就會有力量。就像鮑威爾大法官說的:“力量來自於組織,來自於細緻的長期規劃和實施,來自於無限期的多年行動的一致性,來自於只有通過共同努力才能得到的融資規模,來自於只有通過團結行動和全國性的組織才能獲得的政治力量。”
雖然多年來都在默默接受中國的共產黨當局,美國科技公司可能終於通過集體行動找到了勇氣。在中國最近對香港強制實施嚴厲的國安法以後,據報導許多大型科技公司,包括臉書、谷歌、推特、Zoom、領英宣佈將暫停遵守政府提出的提供使用者資料的要求。和以往一樣,共產黨官員威脅要監禁不服從的公司的雇員。我們要觀察這些公司會不會堅持到底。我希望它們會。如果它們能夠團結在一起,它們會給其他美國公司樹立一個抵抗中國共產黨腐敗和獨裁統治的好榜樣。
中共發動了一場觸角遍及中國政府和社會每一個角落、精心策劃的行動,來利用我們的機構的開放性,其目的是摧毀它們。為了確保我們的子孫後代能擁有一個自由和繁榮的世界,自由世界需要有一個自己的全社會方式,讓公共和私營部門在保持必要分割的同時能夠共同合作來抵制控制,贏得掌握全球經濟制高點的競爭。 美國曾經做到過這一點。如果我們重新點燃對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相互之間的愛和奉獻,我相信我們---美國人民、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一道可以再次做得到。我們的自由有賴於此。
(2020-7-18編發,紐約)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1950 -)
嚴厲批評好萊塢、矽谷大公司向中共叩頭,幫中共建立世界上最高效的防火牆,限制中國人民的網絡自由。好萊塢電影接受中共審查。
兩部 定價 例子 在 CloudMile 萬里雲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AI時代的變革比每一次工業革命都快!李開復博士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人工智能焦點論壇上談到,人工智能的未來將預見未來的大規模的職業轉移和人力重新佈署。但同時人類將有更充裕的時間體驗更優質的娛樂(舉例:虛擬實境)。
【AI時代的變革比每一次工業革命都快】
達沃斯時受邀與MIT Media Lab(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負責人伊藤穰一(Joi Ito)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閉幕日的人工智能焦點論壇上探討人工智能,本文由創新工場工友根據現場錄音整理。
——————————————————
對談嘉賓:
李開復博士,創新工場董事長及CEO、創新工場人工智能工程院院長
伊藤穰一(Joi Ito),MIT Media Lab(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負責人,曾任Creative Commons CEO、Six Apart日本分公司主席、風險投資公司Neoteny創始人兼CEO
主持人:
蒂姆·布拉德肖(Tim Bradshaw),《金融時報》駐舊金山科技記者
————————————————————
主持人蒂姆:今年我首次來到達沃斯參與世界經濟論壇,感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AI)在今年大會已然成為炙手可熱的焦點。現在當人們談及AI和它所引發的生產力進步時,往往會一道談及AI可能引發的倫理和政治議題,甚或爭辯AI的終極價值。我希望今天咱們能換一種觀點來討論AI。
伊藤:我覺得AI確實變的熱門了,這種變化從去年底開始,2016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連許多非計算機領域的科學家都開始提出他們的觀點,而非像過往單純質疑AI。
李開復:的確,如今AI已經被全社會所更廣泛地接受了。人們開始認識到,AI正在為現實生活服務。自2016年初AlphaGo戰勝李世石一役,為大眾揭示了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那就是AI確實能以極高的效能掌握特定垂直領域。AI能夠為我們的生活提供許多超越當前產品與服務水平的解決方案,AI能開始正式為人們提供服務。
圖:AlphaGo VS 李世石
蒂姆:所以,您認為這項變革的動力來自技術領域,還是外在的實體環境?
李開復:我認為它屬於技術引領的變革。數十年來,人們普遍把AI視為一項技術,確實在AI發展的同時,經濟、政治等外在環境也發生了一些改變,但我不認為實體環境的改變和AI技術的發展具有直接相關性。
蒂姆:前不久,IBM與微軟都捲入了一項重大討論,那就是AI技術是否會對人們現有的工作造成威脅,人們是否會因此失業?他們認為,AI的目的是增強人類的智能,而非替代人類。兩位認為上述論點成立嗎?
伊藤:所有事物的價值都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檢驗,而並非一段短暫時間內的觀察。宏觀角度來看,我們無法否認人們會因「新技術總會導致人們失業」而恐慌,但隨著新技術的發展,某些領域又會誕生新的工作。例如在美國,高中畢業生如果想當護士,就必須就讀社區大學考執照,而AI技術能夠達到護士必須學習的操作流程技能,使得費時且昂貴的職業資格考試變得不那麼重要。護士這一職業還將存在,但將不再受限於繁瑣的操作任務和流程事務,對於想從事護士一行的人來說,這是一大利好。對於許多職業而言,立刻要談立即被AI技術取代還言之尚早。但是顯然,許多工作領域的問題正被解決也正被改變。
主導AI技術研發的各大科技巨頭,如果能為人們樹立一種正確的態度,驅散人們心中對AI技術的恐懼,也將會是一大利好。畢竟人們對AI技術的恐懼,絕大部分來自於對於AI的不解。
要消除恐懼,我們需要在兩個方面努力,其一,是消除人們心中情緒化、非理性的恐慌心理;其二,則是理性解決問題。例如,我們必須對當前的教育體系,以及職業資格認證等體系進行改革,這取決於未來機器發展的速度有多快。
在接下來數十年甚至很長時間內,AI技術都將會不斷發展。但現實是,我們的教育體系和人才市場仍然一成不變。我預見各項既有制度的僵化與缺乏彈性,將成為比AI技術本身更大的阻礙。
李開復:大體上我同意,不過我認為,我們需要更為急迫的喚醒社會集體意識來理解並準備AI時代的到來。
當今時代變革的速度,比以往任何一次工業革命時期都要快。隨著AI技術的不斷完善,越來越多的工作如今開始被AI技術取代。舉例來說,中國有一批AI創業公司正在研究人臉識別,這類技術已能批量辨識20到30萬張人臉,這是一般人類不可能達到的量級和精准度,諸如保安、邊防等從事辨識任務的從業人員,也勢必會被取代。在另外一些領域,AI處理人際和人機關係的能力確實還不如人類,醫療行業是最好的例證,醫療檢測中的某些涉及影像識別的崗位很快也會被AI技術所取代,但那僅僅是醫療專業的一小部分。
圖為曠世科技face++人臉識別自動解鎖
所以大體上來說,人們的工作必須具備足夠的深度,需要讓自己強大到不會輕易被機器所撼動。我不認為現在正在從事這類有足夠深度工作的人們,會輕易被AI取代。
當前有兩項重大的任務等著我們去解決。其一,是思考如何調配未來二十年大量被AI技術替代的工作者;其二,是我們的教育亟待改革。我們需要對我們的子女、下一代子女進行再教育,分析哪些工作不會被輕易替代,而不僅僅去幻想從事目前看似光鮮亮麗的工作。
投身服務業可能是其中一個選擇。我們希望能鼓勵更多人參與人際間的交往互動,建立機器人與人類的交流溝通模式,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這一點,而這些對於服務行業來說至關重要,AI技術能夠使未來的服務業更被人們期待和尊重。
伊藤:日本人對於服務行業的看法就很有意思。日本人認為,服務業是與人打交道的工作。在日本很少有人帶著好萊塢夢,為了將來成為明星而在餐廳打工,他們單純就是喜歡在餐廳工作、熱愛著他們的顧客,這樣的態度完全刷新了我個人對於工作價值的認知。
我們有必要重新設定價值的評價體系。過去我在日本的時候,日本還是一個經濟發展至上的國家。但如今,人們的觀念已經發生了很大轉變。在以前,工作只是為了獲得金錢,而金錢是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的標準。
但如果你基於你對工作技藝的精通程度去評價你是否熱愛這份工作,同時改採你對工作的熱愛程度來衡量成功,那麼很多被歸結為服務行業的職業其實都相當成功,服務本身可能談不上偉大,也不在創造什麼新事物,但這些當下從事的工作讓你明確目標,支撐著你的生活結構,讓你找到人生的意義。
我們應當少關注一點工作產出的經濟效益,而更關注工作的目標和意義。舉例來說,育兒應當是國家GDP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被視為家務,養育下一代對全社會而言至關重要,如果每個父母都能在育兒領域多花些時間,社會將會變得更好。我們在比較人和機器的勞動產出時,多半僅僅用勞動價值和工時長短來衡量人類的產能,卻忽視了工作背後潛在的社會價值。這也是為何許多非計算機領域的科學家自去年起,也開始提出他們的觀點。
李開復:另外一個重點在於,人類的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人們在競爭中,將選擇更好的雇主和工作,同時取得工作技能與深度上的提升,逐漸成為各類專業能手和頂尖人才,甚至最後成為特定領域的首席科學家、最有價值的金牌球員、最受饕客追捧的明星大廚等。
但機器也擁有著屬於它的全新定位。我們要做的是去思考在AI時代來臨之際,如何保留一手的經驗,如何為人類提供成長的空間,從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為人類共同的未來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
蒂姆:那麼隨著AI技術的普及,社會上的職業構成、各類職業對經濟貢獻的性價比會不會隨之改變?例如,一個人周遊世界開另類雜貨鋪,會不會比在辦公室當一名白領賺得多?
伊藤:這正是另一個關乎整體經濟的重要問題。 如果AI真能把整體社會的生產力無限提高到一個極其充沛的程度,那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願意繼續從事現在的工作,如今包括政府公務員在內,很多人在崗位上過度勞動,薪水卻巨低無比。這些職業的確需要政策扶持和薪酬相關的補助,才能鼓勵人們考慮選擇那些看似低回報的工作。
古希臘的雅典城邦就是一個例子。當然我們現在沒有那時代的奴隸制,但想象我們處在一個充滿了藝術家、哲學家的社會,那時公民們關心的,會是資源分配是否公平、收入是否均等。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再需要工作,否則就太不符合現代的經濟法則。社會仍然需要人類勞動力,但人們將變得更富裕、更能投身內心真正渴求的工作,將會有更多的音樂家能心無旁騖專注他們熱愛的創作、廚師們方能每天精心烹調讓人贊嘆的美食,他們周遭人們的生活體驗,將會因此更為多彩豐富。
蒂姆:說到剛才的音樂家,如今他們掙錢的道路似乎更辛苦了。您覺得該由誰來支付這種額外收入?是政府?還是科技公司?
伊藤:目前的音樂行業,正隨著流媒體技術、更趨完善的數字版權制度蒸蒸日上,可預見的是,數字音樂不會在近期沒落,產業規則和行業規模隨著技術平台而生了重大變革,整體音樂行業反而是在上升的。但是,我預見音樂產業各種獨家約束制度仍然是個發展瓶頸。上世紀後期,在電視和傳統音頻媒介當道的時候,巨星經濟、高銷量唱片和企業壟斷形成了當時的市場格局。但現在,這種體系已經過於複雜、而且不符合當今以技術平台為主流的發佈體系。
李開復:不僅是音樂行業,其他的行業也存在著明顯的問題。例如,專欄作家和記者們的前途也值得憂慮,他們依循傳統媒體遊戲規則都曾經歷過獲利頗豐的年代,而對於新的技術平台分發規則、更為AI自動化的媒體模式他們仍未做好準備,記者編輯們的專業地位也需要被重新檢視與定位。未來型的AI技術公司將有機會賺得較高的經濟收益,這些創新公司甚至能和前沿政府緊密合作,共同為未來世界的工作結構和薪酬制度,進行前瞻的規劃和準備。
我們過去專注在培養數理化人才,為了訓練符合上個時代需求的工程師、醫師、會計師、律師等等專業人才,我們已經投資龐大的社會資源,導致很多人打從學習階段其實就開始偏離了他們的核心潛能而毫不自知。在不久的未來,許多工作都能被機器取代,人們將從這種演進中被釋放,真正投入我們擅長、我們熱愛的領域。
蒂姆:讓我們再來談一下當前AI技術帶來的經濟收益。由於AI技術對於大數據存儲、從業人員技能、輔助設施研發等領域提出了高門檻的要求,是否因而大部分收益都將集中在屈指可數的幾家大型科技公司中?對於其他小型的創業公司,由於缺乏機器、缺乏數據集,AI技術的研發成本無疑是巨大的,您認為AI技術對經濟結構有什麼影響?
李開復:我覺得目前的體系會持續促使大型科技企業不斷發展。他們有能力壟斷資源、壟斷數據,在商業利益和激烈競爭的驅使下,他們會不斷競逐更為精進的技術能力,為公司賺取更大的利益。對於較小企業,進入AI市場的難度的確比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創業高出非常多。
我呼籲行業需要大力推動AI生態系的開放性。創新工場北京總部和我們所投的創業公司體系中,已經啓動了全新的AI技術相關研發工作,近期我們成立了人工智能工程院,帶著孵化中國AI生態系的目標投入大量資源,招聘培訓一批年輕工程師入門AI領域,展開可公開數據集的採集和標注,我們也積極尋求在中國和全球資本市場的融資和成長機會。
全球AI競技場上,美國市場有Google、Facebook、微軟,中國市場有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等行業巨頭,激烈的市場競爭導致他們的技術極低程度會考慮開放出來,創新工場希望能夠借此成為AI領域開放發展的倡議者和實踐者。
蒂姆:我們之前提到,誰擁有數據上的優勢,誰就擁有敏銳的洞察力和創新能力。那麼非技術型公司什麼時候能夠真正採用AI技術,亦或是只能運用像IBM、Google、微軟等公司的平台?
伊藤:隨著世界愈發緊密互連,要以「贏家通吃」的玩法去壟斷市場是越來越難。現在,如果某個個體試圖進行壟斷行為,會自動觸發市場機制。市場競爭會形成限制:如果某方採取壟斷動作,對標競爭的另一方會花數百上千萬美元去找到超級優秀的AI博士們來迎頭趕上。現今人才培養的源頭已經到位,但我擔心,當某個企業實現了壟斷甚或做上了寡頭的時候,自然而然能順勢招募AI領域的全球才俊,吸引能夠負擔他們百萬美金酬金的投資人,種種多方因素都正匯聚在一起。市場單方面依賴競爭機制進行調節並不完善,因此,我對開復和創新工場在中國推動的開放做法特別感興趣。
接著我想說下一個經典的「電車難題」,雖然看起來有點偏題,但其實這個跟我們的討論挺相關的。這個研究大概就是詢問人們,如果街上一輛滿載乘客的電車馬上就要撞上一大群人,它應不應該立刻轉向,犧牲車內乘客的生命,還是放任讓車輛撞上人群。結果大多數的人都說,當然應該犧牲車內乘客的生命來保全更大一群人。但如果按照這個標準設計一輛無人駕駛汽車,你們會不會買具備這種人性道德的汽車?我是肯定不買。所以其實這就意味著,當我們只把責任交由市場機制,人們普遍都是自私的。
而且,就像開復所說的一樣,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是不會激勵大家分享數據、資源和市場的。傳統的政府監管方式過去曾經行之有效,但在面對互聯網的開放和動態結構,這種傳統的監管方式將會失效。現在這些AI、比特幣和其他所有領域中的問題,都不是過去十年二十年間學者們研究的題目,而是真正在資本市場能夠快速賺錢的技術。然而相較於開放的互聯網,行業不曾充分在開放場域來探討這些技術衍生的問題和現象,這是我的擔憂所在。
李開復:我們倒是嘗試採用實務並直接一點的方法,用大公司跟大公司來抗衡。比如某巨頭企業說他們能夠提供數百萬美金的資金,另一家巨頭企業便說我們可以提供一個昂貴的開放平台。我們不知道這個方法是否有效,但畢竟我們都是敢於冒險的資本家,這個策略肯定是值得嘗試的。作為風險投資家,我們理解商場上凡事皆求回報,我們試圖串聯各方利益點,聚合成一條具有共通性的利益鏈條。
蒂姆:現今大家都能看到AI產出已經開始變得極具說服力,那麼投入方面狀況如何?誰在編寫、改進算法,我們又怎麼知道這些算法何時會被使用?AI技術的透明性又如何?市場能否避免AI這樣的黑科技遭受偏見誤區,或者避免AI技術被濫用?
李開復:我覺得目前有些公司採取所謂公開透明的做法,其實是很討喜的宣傳手段。但我也確實擔心,下面這種兩難問題會不會出現:一些公司選擇通過自律或推動立法來限制錯誤發生,但另一些公司不會這麼做。自然而然,比較規範自律的公司由於發展顧慮更為周全,相對發展速度上可能放緩;而較不顧慮錯誤發生的企業,反而可能成為最快速或最成功的那一方?
例如在無人駕駛技術的開發上,Google很小心謹慎,把保護駕乘人員和行人放在了極其重要的位置上,技術不成熟就不推廣;相反,特斯拉的AutoPilot就很激進,會直接把測試版產品拿給公眾進行試驗。然而現在看來,特斯拉造出好無人駕駛車的可能性還要更大一點。所以這個難題對任何規模、任何階段的企業,都是一個道德層面的決策。
伊藤:偏見同樣會影響到產品開發。曾經有某家企業開發麵部識別系統的時候,僅用他們自己的工程師作為訓練數據庫的模板,但發佈演示產品的時候,這個產品竟然認不出一位黑人女性的臉,正因為他們的工程師全都是白人男性。很多偏見,是你在日常職場中不容易意識到的。
過往許多公司會去蒐集信息、理解客戶,然後給出個解決方案。如果要做一個真的對社會有益、解決問題的架構,就只要想著把這個工具做得更好、更有用就可以了。我喜歡舉會計和電子錶格的例子,在VisiCalc發佈以後,這個蘋果公司自己都不知道該賣給誰的軟件出乎意料獲得會計行業的巨大歡迎,這讓他們欣喜萬分。於是他們在VisiCalc中投入了更多的靈感,VisiCalc 的開發者都沒有設想過它有如此多的可能性。
我們需要的不是企業銷售人員出去收集客戶需求,然後回頭要求工程師做出什麼,我們需要的是賦予人們自己打造這些工具的能力,這不會是目前主導AI領域那些科技巨頭的商業模型和運作方式,反而更可能來自像開復您所投資的實踐型的創業者。
蒂姆:數據和最終的成果歸屬之間是否有條清晰的界限呢?比如說如果某個商業公司使用Google的演算法找到公共部門數據中有利可圖的部分,例如運用某些醫療數據而大賺一筆,會發生什麼?會因為來源是公共數據而把這樣得來的利潤回報給政府呢,還是因為用了Google算法而成為其產品的一部分呢?畢竟沒有公共數據就不會有這一結果,目前這些數據相關的行業規則是如何制定的呢?
李開復:我感覺我們正站在一道門前,正打開去探索一個美麗勇敢的新世界,針對上述問題其實行業還沒有定論,也應該好好充分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伊藤:看來科技巨頭們有一套針對現存數據庫、獲取數據的戰略。Google、Facebook或中國的百度、騰訊當然都會收集大眾的數據、從公共的數據中試圖做出成果。但很顯然個人電子郵件就不是公共數據,想要購買這些數據也是不可能的。也有很多人爭論是算法重要還是數據重要,顯然兩個都十分重要,但不同企業由於其業務屬性的側重,將會有不同的選擇。
蒂姆:我在這星期聽到許多關於人工智能未來是不是真的能帶來巨大收益的相關討論,比如增加稅收,幫助政府能讓所有人都開心地生活還不用工作。你覺得AI能緩解社會焦慮、解決其他情況下可能會出現的不平等問題嗎?它會是我們期待的那個靈丹妙藥嗎?
李開復:應該說這是必然的,在可預見的未來大規模的職業轉移即將發生,人才與人力需要重新部署,在AI驅動的工作形態改變之際,有兩部分我自己特別關注:一是孩童和成人的教育體系,舉例前面提到的音樂家、育兒等都將更能彰顯其價值,目前各項專業教育和技能培訓需要檢視其未來的適切性。二是人們有更充裕的時間來體驗享受更優質的娛樂,娛樂行業比如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在未來勢必更為百花齊放。
蒂姆:這是場非常有意義並非常有趣的對談,十分感謝你們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