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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唬爆米花工商非業配時間：復活的明星花露水】

兒時的盛夏傍晚，剛剛洗過澡，大同電扇吹不夠，福爸勉為其難地開起大同冷氣。可是還是不舒服，福媽拿出神奇的綠長瓶，在手上倒出薄薄一層一層明星花露水，輕輕地拍打福編本來要長滿痱子的肩頸與後背，沁沁涼涼香香~然後就看見周公來告訴我「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首」。然後周公帶著小孩們一起吃夜市那撒上芝麻的烤雞腿，說中華文化有容乃大，美食要多方交流~(夢本來就會奇怪地參雜)

直到今日，福媽還是會為撒嬌的福子，在他的背上與要洗的衣服撒上那幾滴花露水，然後摸著金孫的頭看他入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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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編、福太的外婆和阿姨，雖然一南一北，但有志一同，每逢家族有什麼喜事，總要拿出那古典的旗袍或60年代洋裝，在身上與絹裡灑幾滴花露水，表示她們對此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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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汗漬的床蓆，擦過還是覺得哪兒不對勁，啊，用毛巾撒上花露水，擦過再睡，彷彿入了桃源仙境，花香、美景、雲霧，然後聽到老班長吹響了集合號，慌忙站起，原來是鬧鐘響了。(武陵農場開墾的榮民仍然過著軍事管理生活數十年)

廁所掃完還是被幹譙，直接灑幾滴花露水進廁所，連長居然很快OK，營長還大家稱讚！(掃廁所灑花露水會檢查不仔細的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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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溫、醒腦、除臭、止癢、消毒，解酒癮(誤)，一瓶不到200元，根本狂勝法國或日本香水~更妙的是現在疫情警戒，73%酒精含量的明星花露水，能有效滅除怕酒精的冠狀病毒。

如果你厭倦了酒精與乾洗手，那不妨備瓶花露水，芳香安神又抗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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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上海「中西大藥房」董事長周邦俊醫師參考中華藥典，以酒精加上玫瑰、茉莉等多種花香精調配而成花露水，民國18年（1929年），周邦俊長女，曾任法官與立法委員的周文璣女士接手經營並將化妝品部門獨立成公司。抗戰勝利後，明星花露水年產量超過一千萬瓶，風靡上海、杭州、重慶、香港、新加坡、檳城等地。38年上海淪陷，周文璣女士帶著配方輾轉經香港到臺灣，40年重新成立「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花露水，一推出後即風靡全臺，供不應求。1970年時成為女性居家外出必備商品。另外，由於成分為食用酒精與自然萃取植物精油，派駐中東的榮工、中油甚至空軍人員，更是在買不到酒的情況下，直接拿花露水套水飲用！！

但之後因平均收入的提高與外來香水產品的競爭，明星花露水的銷售反而每況愈下。

92年，SARS爆發期間，明星花露水因為酒精濃度73%，與稀釋後的消毒用酒精相近，又一度意外成為熱門產品。但107年時，明星化工仍被迫成為時代的眼淚。

只是明星花露水一完全停產，新加坡、曼谷、檳城、吉隆坡的老夫人們表示「完全無法接受」，於是原來供應酒精的新加坡商森晨貿易有限公司決定以聘回所有老員工的條件，換取配方繼續接手生產明星花露水。未料隔2個月，Covid-19疫情開始爆發，花露水再度成為東南亞華埠的熱門商品，到了最近一周，連北部都在熱銷花露水。

看到花露水的再興，我相信中華文明不會衰亡，新冠疫情也必定會戰勝，所有古老的美德，父母慈，子女孝，夫守義，婦柔順，兄友愛，弟恭謹，長施惠，幼守序，朋講誼，友重情，君禮敬，臣效忠等原則也有回到大地的一天。

買瓶花露水，妙用無窮喔~

※謹按，因為酒精是製糖中重要的副產品工業，所以東南亞一直是重要的工業、食用、藥用酒精供應地。

※橙花，玫瑰香葉油還有檸檬油，我國花露水真的用這些做，加上點安息香酸還有酒精，這是中華民國最健康實用的 Summer Wine。

【「中國巨人」詹世釵（Colorization版）】

詹世釵（1841年－1893年11月5日），字玉軒，乳名五九，有「中國巨人」（Chang the Chinese Giant）之稱，19世紀清朝人，生於道光年間，卒於光緒年間，關於其生平的可信史料分為兩種說法。孰真孰假，爭論從未停歇。

但他曾名聞歐洲及澳洲是不爭事實，他與香港也曾有交集，香港第一代攝影師Lai Afong（分別有譯賴阿芳、黎阿芳及黎阿洪），曾為他拍照。

【澳洲墨爾本「澳華博物館」版本】

詹世釵是生於福建省福州市的茶葉商人，曾為茶葉銷售員、進口商、出口商、街頭藝人，據諸多不同史料記載，其可能生於1841年、1844年、1846年或1847年，卒於1893年11月5日，其身高高逾8英尺（244厘米），不過其數據並未獲得醫學界的可靠證實。

1865年時，曾於經商期間巧遇對他感興趣的英國人，遂聘請詹世釵於英國倫敦出道表演，隨後也於歐洲各國、美國和澳洲巡迴演出，洋人稱其為「中國巨人」「Chang the Chinese Giant），這同時是他的藝名。

詹世釵於各國受過良好的教育，據稱通曉多達十種西方語言。他在美國表演期間時，薪金待遇為每月500美元。

多年來詹世釵與結縭多年的中國妻子相依為命，不過後來妻子早逝，到了1871年時，詹世釵在造訪澳洲期間於雪梨公理會結識了一個來自英國英格蘭利物浦的婦女凱瑟琳桑特利（Catherine Santley，生於1847年6月）；二人結縭後育有二子埃德溫（Edwin，生於1877年中國上海）和歐內斯特（Ernest，生於1879年法國巴黎）。

1878年時，詹世釵從舞台上退休，爾後在英格蘭的伯恩茅斯開了一間中國茶館兼中國古董店Oriental Bazaar，出售中國茶葉、絲綢及青銅器等古董珍玩。至1893年時，第二任妻子也早逝，4個月後，詹世釵因此劇痛，卒於當地，年僅約50來歲。

【中國媒體版本】

詹世釵是生於清朝安徽省婺源縣浙源鄉虹關村（今屬江西省）的造墨工匠（據《夜雨秋燈錄》卷四《長人》篇），出生日期為1841年12月20日，卒於1893年9月5日（據《鴻溪詹氏宗譜》）。

詹世釵父為詹真重，字衡鈞，娶了兩個妻子，其中第二個妻子生下包括詹世釵在內的四名子女，而父詹真重、二子詹世鐘及四子詹世釵身高均高8尺（244厘米）以上（據《婺源縣志》）。

詹世釵在三兄詹世鈿的上海工場製墨期間，巧遇對他感興趣的英國人，遂請詹世釵換上清代官服，以供人照相及觀覽。

詹爾後因經商長居英國，並娶當地英國婦女為妻，育有一子詹澤純（生於1876年9月17日），晚年卒於當地。其子曾於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工作，不過並未遺傳到其父親的身高（據《夜雨秋燈錄》卷四《長人》篇）。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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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區原是廣東省廣州市昔日的一個市轄區，屬番禺縣鹿步司，是廣州市著名的老城區（老四區）之一，昔有「有錢有勢住東山」之說。民國20年（1931），設立東山區公所，是市屬行政區以「東山」命名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東山區為人民政府接管，經歷了三次分合和區名更改，1960年8月定稱東山區。於2005年5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撤銷併入越秀區。東山名的由來，與區處州城之東且崗阜連片，廣州人向稱丘陵為「崗」、主崗為「山」之俗有關。「東山」最初是以寺名出現。「東山」以寺名相稱始見於明成化年間（1465－1487）。總鎮兩廣的內官太監韋眷於廣州城東部（今署前路）建永泰寺，後亦稱東山寺。清順治八年（1651）重修東山寺，「東山」源此得名。因寺名而漸次將寺四鄰成片的崗台地區泛稱東山，大概始於清初。及至清末民初，這片崗台地開發成街村，僑房成批湧現，民俗習稱寺四鄰的街區為「東山」一直相沿未改。美國浸信會國外傳道部（簡稱美南差會）在 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在五仙門（原長堤青年會）創立培道女學堂，並率先把東山定為傳教基地。光緒二十九年，美南差會通過華人教徒廖卓庵（又名廖雲翔）與東山寺右、山河兩鄉村民疏通關係，以高價購買入兩塊土地構築新校舍，是東山最早出現的新式建築物。教會人士陸續在東山廣為購地，建築教堂、醫療、社福、教育等相關設施。東山地區教育醫療事業發達。民國時期已建立起普通教育、神學教育、 特殊教育等三類教育機構，普通教育包括有培正中學及附屬小學、培道女子中學、培靈幼稚園及多家公立小學；神學教育有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培賢女子聖經學校：特殊教育有為盲人開設的慕光瞽目學校。當時定居的華僑子女不出東山一步，就可以從幼稚園讀到中學。2002年6月15日，東山區成為了廣州市第一個「教育強區」。在區內有多所廣東省一級中小學和廣州市一級中小學。

港珠澳大橋通車，東涌淪陷。香港在大躍進！林鄭政府高舉三面紅旗，新聞、創作、言論自由，一夜消失，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開放城市的身份，正式落幕。「解放軍駐港部隊」，離營到郊野公園做義工，港府事前完全不知情。「填海一定沒有錯，造地一定賺錢」，三十八名經濟學者，聯名支持林鄭填海。
#東涌淪陷 #明日大嶼 #廿三條 #外國記者會 #香港儲備 #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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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Man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下午5:00
港珠澳大橋通車，東涌淪陷。

香港在大躍進！

林鄭政府高舉三面紅旗。

除了港珠澳，今年還有高鐵香港段通車，和萬億大嶼填海造地計劃。

六十年前，1958年，戊戌年，毛澤東高舉三面紅旗，近代史上悲慘的一頁開始，導致大陸餓死四千萬人。

中國人以天干地支紀時，十個天干，配合十二個地支，陽干配陽支，陰干配陰支，所以共有六十個組合，人稱「六十甲子」。

六十甲子一個循環，1958年是戊戌年，今年也是戊戌年，再上一個戊戌年，已是1898年，著名的「戊戌維新」，光緒圖強，變法失敗，六君子斬殺於菜市口。

六十年一甲子，是一個循環，像我們現在習慣的七日一個星期，逢星期二我會做「易經講堂」節目。

林鄭政府在今年有無數大動作，她用的字眼是「紅線」，她為香港訂定了無數紅線。

新聞、言論、創作自由，一夜間消失。

《金融時報》的編輯馬凱，香港FCC的第一副主席，因為主持過嘉賓陳浩天的午餐會，被政府取消香港的工作簽證，他以旅客身份來港被拒，港府要他絕足香港。

流亡作家馬建的新書，用了《中國夢》作名字，演講場地一波三折。

流亡藝術家巴丟草的畫展被取消。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開放城市的身份，正式落幕。

與此同時，西環中聯辦，可以無視《駐軍法》隨便調派「解放軍駐港部隊」，離營到郊野公園做義工，港府事前可以完全不知情。

解放軍可以去郊野公園，就可以入大學，電視台，或你工作的編輯部和你家做義工，你是否應該報警，警方又是否受理？

香港人對這事反應不大，香港遠離戰事太多年，我們都在和平法治的環境長大。

我們馴服如羔羊。

很多人都說，是因為幾千年的儒家思想影響，要我們「愚忠愚孝」，奴性入骨入血，所以接受不幸，任由強人擺佈，受權威指揮。

孔子做大事業，一生寂寞，知音是五百年後，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史記》說他功業：
刪詩書，定禮樂，繫易辭，著春秋。

他的《春秋》：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一字史筆，令有權勢的亂臣賊子懼。

只見他不畏權勢，那裡出現過「愚孝愚忠」？

至於孟子，更將孔門理念具體化。

他說：
責難於君為之恭，
陳善閉邪為之敬，
吾君不能為之賊。

一生的政治信念，是「民貴君輕」。

《孟子七篇》那裡記載「愚忠愚孝」的想法？

奴性基因，罪名一直歸咎儒家君臣父子之說。因為「階級鮮明，強調絕對服從云」。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語出顏淵篇。

一般人怎樣誤會這句說話我不知道，一直以來，我的理解是這樣的：

第一個字是名詞，第二個字是動詞。

君，領導人，要做回一個領導人，做好他的本份和責任，有他的道德要求。

這個前提成立，在下邊的人，臣，才會做好他的角色和工作。

這個邏輯次序不能弄錯，主導責任在執掌權力的一方。

政府施政，令到人人安居樂業，民眾有責任交稅守法。

這就是君君臣臣。

如果政府貪污腐化，大白象工程官商勾結，利益輸送，惡法欺凌，議會不公……

民眾自然不願交稅，利用各式方法避稅逃稅；惡法遍佈，法院不公，民眾自然有法不依，公民抗命。

因為君不君，自然臣不臣。

君不君是因，臣不臣是果。

不能倒果為因，因為責任在上位者，在權力者，在手扼公權力的人。

政府怪責臣不臣的時候，先要檢討自己是否君不君？社會動盪，是由君——象徵擁有權力的領導人製造出來的。

這句說話，絕對沒有任何「愚忠」的含意。

至於「父父子子」道理也是一樣。

父親要做好父親的角色，背負起父親的責任，子女自然會盡其孝道。

但當父不父的時候，結果便是子不子了。

孔孟學說，不斷強調，責任在上面一方，《春秋》才會：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幾千年來，儒家的政治哲學，是建立在倫常文化的基礎上，責任是由上，影響到下面的。

儒家對「君」，領導人有要求，對知識份子，「士」，也有要求。

曾子曾參臨死前，對門人弟子，一口氣說了五段說話，第五段作為總結。他說：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死前最後一番話：
讀書人，知識份子，是有其時代責任的。他對他的門人弟子說，是對他們有這樣的期盼。

首先要弘。弘是大，弘大。胸襟大，氣度大，眼光大。不是躲在大學，安安全全，騙兩餐飯，搞人事，倚權勢，終日想住賺多些錢這些。

然後是毅。毅是剛毅，決斷，對事情有睇法，對黑白有標準，有一套獨立的見解。

將眼光和見解，加上決心，果斷。就是弘毅。

一個士，讀書人，知識份子，要養成弘和毅。這兩個基本條件。

因為要為社會，群眾挑起很重的責任，擔子很重，歷史的道路很遠。

因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仁，就是他的責任。

這個責任，挑到什麼時候呢？一直到死為止，走這樣遠的路，必須養成偉大的胸襟，要有弘毅的精神。

這是曾子死前的自述，也是他對弟子的反覆叮嚀。

對於林鄭的大躍進，萬億填海造地，香港的知識份子是這樣反應的。

三十八名經濟學者，聯名支持林鄭的做法。雖然沒有具體數字，政府亦未公佈細節，但他們傾力支持，因為：「填海一定沒有錯，造地一定賺錢」。

奴性之因不在儒家，在聰明人身上。

讀多了書，知道靠攏權力有好處，六十年前大陸的知識份子也支持老毛的三面紅旗，只是他們沒有好結果。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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