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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的學問怎不如福澤諭吉管用｜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作者：程萬軍

晚清中國，在學問上聲望最高的官員，既不是科舉落榜生袁世凱，也不是一生沒留下一本像樣著述的李鴻章，而是準狀元郎、官至總督的清流領袖張之洞。

政見上，此人既不保守，也不激進。品性上，清廉自律。學問上，著述頗豐。在很多讀書人心目中，是官學雙豐、時代大師級人物。

就政治派別而言，張之洞總體屬於晚清洋務派，他主持的南方，搞洋務比李鴻章主持的北方早。其理論水平也高於李鴻章。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大多干吏，理論不成體系，而洋務派中唯一像模像樣的文字東西，是張之洞作品《勸學篇》。

《勸學篇》主要寫了什麼？其中心思想可用書中一語概括——「中體西用」。何謂「中體西用」？張之洞在《勸學篇》闡述得比較清楚，即：在中國傳統政體政教不變的情況下，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實現強國。

具體說來，什麼是「中體」？那就是帝制儒教。堅持中國兩千年封建君主制，堅持傳統國家核心價值觀孔子儒教。而「西用」呢？則主要指歐美「火器」，堅船利炮，先進的軍事裝備。

張之洞的《勸學篇》，為他在國內圈了大量的粉絲。其中不乏一些學術達人。比如，張之洞帳下有個幕僚名喚辜鴻銘，是個翻譯家，精通多門外語，號稱學貫中西，但卻是「中體」的堅定維護者。後來清廷被推翻後，他堅持不剪辮，以「小辮學者」著稱。

辜鴻銘喜歡辯論，可謂張之洞手下的「首席辯士」。作為能言善辯的「文化怪傑」、香帥的擁躉，辜鴻銘不遺餘力地為「中體西用」之「洞見」鼓吹，留下了不少辯論「佳話」，其中一宗甚是辛辣——

公元1898年，卸任內閣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造訪清國，南下拜會張之洞，香帥令辜鴻銘隨同出席，並令辜將他的成就——儒教經典教材《論語》英譯本送給伊藤博文。張之洞和辜鴻銘本以為，收到此禮的日本客人會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料率直的伊藤博文卻對辜鴻銘一通搶白：

「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

喜歡辯論的辜鴻銘並不感到難堪，順勢反彈：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聽了，一時無言以對。

這段舌戰辜鴻銘引以為得意的辯論勝例。伊藤博文雖然縱橫天下，可辯才不及辜鴻銘。從形式看，的確是辜鴻銘佔據了上風。但從本質上分析，辜鴻銘的辯詞，卻是明顯的詭辯。把孔子之教與「三三得九」的算術混為一談，有典型的張冠李戴、驢唇不對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學，甚至不是社會科學，除了發揮教義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學的龍鱗。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並論?如果說孔子的理論是永恆的，那麼堅持孔子理論兩千年的中國應該長盛不衰才是，怎麼被放棄儒教的蕞爾小國打得潰不成軍呢？！

張之洞、辜鴻銘的「學問」到底管不管用，歷史早已給出答案。

甲午戰爭爆發前，身為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對大清戰勝日本非常樂觀，「小日本、窮日本」是他的日本觀。為此，他曾向急於求戰的光緒皇帝提出不戰而勝之計：「只要我們召回公使禁止對日貿易，這個資源匱乏的小國，就會陷入窮境。用不了一年，他們就會不戰自亂。所以我們強化海禁就夠了。」

事後證明，張之洞之計，就是個笑話。

有人評價張之洞是個巧宦，勸學也不過是投機、中庸之道的左右逢源。而依我看來，張之洞的勸學更像東施效顰。因為在他之前，早有一位日本學者出版了同名書作《勸學篇》，二人「撞書」了。

不過，卻不存在抄襲問題，而只是暴露水平問題。因為日本的這本勸學，不僅對東方國家學西方之本釐清，而且還把東方「人的近代化」說得通透。

這位日本作者，就是被譽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現行日本最高面值紙幣：一萬日元上的老人頭——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比張之洞大兩歲。出身士族。與張之洞不同，福澤諭吉雖是一位士人，卻不是士大夫，他一生沒任什麼官職，但這卻成為露臉的事。因為這正是他想要新士人生：獨立。

福澤諭吉的初學是漢學。他的父親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漢學家。福澤諭吉出生時，父親剛剛得到了一部名為《上諭條例》的漢籍，於是給他起名「諭吉」。福澤諭吉家學淵源，少年時除了《史記》《漢書》《戰國策》之外，曾經讀過十一遍《左傳》。但最終他對漢學卻「恩將仇報」。自青年時代開始學習「蘭學」起，他就對漢學產生了疑慮，尤其25歲時遊歷歐美之後，就成為徹底的西學者。

1885年，五十歲的福澤先於張之洞十年，發表了著名的《勸學篇》，見識之深刻後者望塵莫及。

比如對民權的認識，張之洞認為萬萬使不得：「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而福澤諭吉則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生來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沒有上下之別的。就這些人的基本權利而論，則是完全平等，毫無區別的。所謂基本權利，就是人人重視其生命、維護其財產和珍視名譽。」

還有對做官的態度，張之洞以為是青雲之志，而福澤諭吉則認為，要緊的不是依附政府，而是個人獨立：「一個國家所以能夠獨立，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舉國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氣，那麼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強盛」。這是福澤諭吉《勸學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國人以為，福澤諭吉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的理論家，殊不知他對日本的首要貢獻，不是擴張，而是「獨立」二字。

福澤發表《勸學篇》時的日本雖處維新之中，但依然存有東方傳統，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夠飛黃騰達做個一官半職，在這種情況下，有機會做大官的福澤卻不願做官，就是要給年輕人打個樣，「做獨立的榜樣」。

福澤諭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種情況猶如蒼蠅麇集在腐食上一樣。人人都認為不依賴政府就沒有發跡的機會，因而就毫無自身獨立的想法。他認定一個國家的強盛之道，首先在於強民，而強民的標誌，是國民具有獨立之心。

福澤諭吉把東方「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歸結為孔子儒教的遺害。所謂「青雲之志」就是祖先遺傳下來的官場迷信，他希望日本年輕人能從這種迷惑走出，懂得文明獨立的本義。顯然，福澤諭吉對傳統儒教是持排斥態度的。他稱儒學系東方近代化的桎梏，是「脫離實際的學問」。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因此，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為重要。所謂能力，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單一的，它包括記憶能力、推理能力、想像能力。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無用的。福澤諭吉主張日本拋棄漢學與儒教傳統，全面接受西洋文明。他說，「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他眼中的近代文明和實用知識就是洋學，即西方科學。他大力提倡學習的西洋科學，與張之洞不同，其科學含義並不侷限於科技，而是涵蓋社會科學，相比數理化，福澤對法學、社會學等西學更為推崇。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在近代日本影響巨大，受他影響，明治政府維新過程中明確提出「和魂洋才」的標誌性口號。即日本精神、西洋才幹。這個「洋才」包括政制、法制、上層建築方方面面。

堅決不做官、做獨立榜樣的福澤諭吉將著書辦學辦報視為自己三大事業。如今有著「亞洲第一私立學府」之稱的日本慶應大學，就是他在1858年時創辦。現在日本發行量很大的報紙《產經新聞》，也是由他在1882年創辦的《時事新報》合併而來的。

福澤諭吉的辦學宗旨是「獨立」。慶應大學的校訓是「獨立自尊、筆比劍強」。

他的辦報方針依然是「獨立」。「獨立不羈、不偏不倚」是《時事新報》公佈於眾的辦報精神。福澤諭吉說：「凡與此精神不悖者，無論是現任政府、諸多政黨、各工商企業、各學者團體，不論對方是誰，我們都將其作為朋友相助。若是違背此精神者，亦不問誰，皆作為敵人而排斥之。」

日本維新時代，教育家、報人福澤諭吉發揮了點石成金作用，用他的書、學校和報紙，催生了一批「近飛日本」的青年精英。他與日本政治家一道改變了日本。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變的是杯子的形狀，而他改變的，則是水質。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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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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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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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課本內刪掉的眉角

提到大清福建臺灣巡撫一等男爵劉銘傳，就不能不說直轄台北市政府有個房間叫做劉銘傳廳。這個房間是號稱沉浸中華五千年文化的馬英九前總統在台北市長任內親自命名的。講真的，馬前總統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不知道是誰敎的，在中華傳統文化體制中，連名帶姓叫一個人，是極端失禮的行為，連皇帝都不會這樣叫重臣，一般而言，稱呼人家的"字"(子牙，孔明，仲達等)已經算是平起平坐了，仰慕一個人的話應該用敬稱，司馬溫公，左忠毅公。中國人馬英九竟然這樣尊(ㄗㄠ )崇(ㄊㄚˋ)中華文化，真是讓我這個台灣人嚇到吃手手。

不過，這邊不是要討論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而是，劉銘傳跟直轄市台北，到底有什麼關係。

雖說劉銘傳在巡撫任內，辦公室設在臺北府淡水縣(大約是今天雙北+東桃園，但不含山地鄉)，感覺上似乎跟直轄市台北關係匪淺，但台北市早在1967年就脫離台灣省，獨立為直轄市，米國人會紀念開創英格蘭王國的征服王威廉一世(William I, the Conqueror)嗎。
況且，劉大人一心想把省會從臺北府淡水縣搬到臺灣府臺灣縣(今日不含山地鄉的台中市及南投縣南投市一帶)。雖然說把福建臺灣省的省會設在臺灣縣是朝廷的一貫的基本政策，但劉銘傳確實很認真在當脫北者，比對後任巡撫邵友濂放棄新省府計畫，全力發展臺北府，對台北市來說，騎驢找馬的劉銘傳難道比海枯石爛的邵友濂更值得留念？
在清法越南戰爭(西仔反，1883年12月-1885年7月)中，劉銘傳所謂擊退法軍保衛北台的戰功，其實仔細來看，並沒有像中華民國史書上說的那樣用兵如神，克敵制勝。1884年10月，法軍攻佔基隆後，戰神劉銘傳第一個反應是收拾金銀財寶準備往竹塹城方向轉(ㄖㄠˋ)進(ㄆㄠˇ)，走到艋舺時，被民眾從轎子中拉出來毆打，並痛罵劉銘傳是懦夫，然後監禁在龍山寺內，直到淡水縣士紳們確認劉大人願意領導作戰後才被放出。所以有段時間，大清朝的作戰指揮命令，蓋的關防大印不是福建巡撫而是龍山寺。至於劉銘傳為什麼要去竹塹(新竹市)呢，我以為，竹塹城是北台灣防禦工事最完整的中式城池，撫台大人想要恃城堅守，其實也算合理。可是，戰神劉銘傳似乎沒有想過一點，打從鴉片戰爭以來，所有固若金湯堅如磐石的中式城池，在西洋新式炮兵的眼中，不過是一道竹籬笆，劉大人真要倚竹塹城以拒法蘭西，恐怕被西方列強俘虜的大清朝方面大員又要增添一位。台北市政府紀念意圖棄守臺北的臺北防禦總指揮官，邏輯上不會有問題嗎？還有，基隆港區在被攻陷後，法軍之所以沒有沿著基隆河長驅直入，是因為阿罩霧(霧峰)林家的林朝棟率領的本土民兵(台勇)在暖暖一帶阻截法軍。

直轄市台北，無論建置或取名，也是都看不到劉銘傳的身影。
臺北這個地名，最早應該是閩浙總督沈葆楨在1876年1月(光緒元年十二月)奏請在臺灣府的北部設立臺北府，臺北這個名字最有可能就是沈葆楨或他的幕僚想出來的。在此之前都是自然發展的市街，如艋舺，大稻埕，大龍峒，貓里錫口(松山)，士林等。臺北府第一個是首長是臺灣府知府署理的向熹，首任正式知府是林達泉，他也是將臺北城設在今日"城中"位置的人，臺北城建城開工者是知府陳星聚，臺北城格局最終規劃者是風水大師臺灣兵備道劉璈。至於臺北市則是日本時代1920年(大正九年)10月1日成立，首任市尹是武藤針五郎(Shingoro Mutou，所以今年是台北市成立百周年祭，但我想兼任市長的台民黨元首柯丕(Führer KP)，對這件事應該沒什麼感覺吧。)
上述的沈葆楨，向熹，林達泉，陳星聚，劉璈，武藤針五郎等，對直轄台北市的意義都讓劉銘傳看不到車尾燈吧，那為什麼北市府除了沈葆楨還被恩賞了一個房間外，其他幾個開創臺北的首長對北市府來說就像路人甲乙丙丁戊。

中國史學界很愛強調劉銘傳治台時的"自強新政"，包含第二條鐵道(第一條是福建巡撫丁日昌在基隆港建設的運煤鐵路)等，這些跟臺北確實是有點關係。但，劉銘傳的"建設"，在接任的邵友濂任內，大部分都被廢除，新省府計畫中止，鐵道延伸台南也叫停，也廢撤西學堂及番學堂。邵友濂並不是劉銘傳的政敵，相反的，劉邵兩人都是屬於淮軍系統，也就是中堂大人李鴻章伯爵的人馬，邵前一個職務是布政使，是劉大人的屬下。可見，即使在當時，連劉的"自己人"都看不下去所謂的"中國最進步的一個省"。主要原因當然劉銘傳跟強國官員一樣喜歡面子工程，以致接任的人很難接手，而推動新政的燒錢問題，也讓課金玩北洋艦娘的李鴻章抓狂。
劉銘傳的"現代化"建設怎麼燒錢呢，光從基隆到新竹的鐵道就耗費129.6萬兩銀。建省前後，臺灣屬於省政府的稅收，依法行事的跟於法無據的(釐金等)也不過接近百萬兩銀，加上劉銘傳兼管的海關關稅，配合其他各省的支援，加起來還不到150萬兩銀，等於建設鐵道就吃掉福建台灣省一年的百姓血汗錢還不夠。還不只這個，劉銘傳當初在奏請朝廷請修鐵道時，報價是一百萬兩銀，嗯，超支30啪好像還好，公共工程那個沒有事後追加經費?最好是這樣，劉大人說的是基隆港到彰化縣城間二百多公里花費百萬兩銀啦，結果僅蓋了一半不到就把預算花完了，這種會計頭腦真是讓人欽佩得五體投地，最講究財政紀律的元首柯丕一定會想把他掐死。
有趣的是，劉銘傳卸任後四年，大日本帝國的臺灣總督就來履任了，當時東京當局看到一個沒有教育制度，沒有公共衛生，基礎建設趨近於零的"現代化模範省"時，很多人說，這種地方怎麼統治啊，感乾脆賣掉算了。就像後人傳誦的劉銘傳鐵路，被日本人砍掉重練一樣，劉銘傳的自強新政，在重視品質的日本人眼中，就是Made in China的淘寶天猫。

身為軍人的爵帥劉銘傳大人，雖然看到西洋夷狄就學會跑馬拉松，對於台灣番人卻是身先士卒奮勇殺敵，剿完前山剿後山，征完平地征山地。劉大人另一項本領，雖然說是大清朝從政的基本技能，但劉銘傳絕對是神等級的，就是搞鬥爭。
釐清銘傳鬥爭傳前，先要提一下當時的派系。打從太平天國戰爭開始，大清朝官場就誕生三個有點類似政黨的政治團體。以曾國藩侯爵及左宗棠侯爵為領袖，湖南人為主的湘軍，奉李鴻章當老大，成員大多是安徽及江三角人的淮軍。朝廷中另外有一批不像湘軍淮軍靠戰績起家，全是考試及第當官的清流黨，清流黨人幾乎沒有人擔任過實際的行政官，大多數都在只要出一張嘴就有皇糧可以吃的耍廢官署，翰林院跟都察院等(嗯，怎麼好像我國的小黨呢)。湘軍跟淮軍，基本立場並沒有太大差異，都是主張學習西洋船堅炮利，所以鬥來鬥去爭的不過是官位跟銀兩，把政敵割喉實在不多。而且更多時候，湘淮兩系人馬是聯合起來鬥清流黨跟守舊派，像福建台灣省建置，就是湘系的閩浙總督楊昌濬跟淮系福建巡撫劉銘傳在地方上全力配合的成果。
但，清法戰爭的無敵戰神劉銘傳，戰後卻火力全開，清算在滬尾(淡水)戰役中奮戰卻敵的擢勇巴圖魯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及守備南台灣讓法軍不敢覬覦府城的台灣兵備道劉璈，兩位抗法有功的湘軍大將。孫開華因為劉銘傳的彈劾，黯然離開已經駐防了快十年的台灣，回到福建，後來又在閩南因傷卒於任內。孫開華還只是被趕跑，劉銘傳對劉璈卻是羅織罪名，誣陷劉璈涉及不法貪瀆18款，致使劉璈先是被革職查抄，後又被處以斬監候(斬首刑但暫緩執行)，改流放黑龍江，最後在流放中病歿，當時朝野都有人為劉璈喊冤。劉銘傳指控劉璈貪贓枉法，劉璈在定罪斬候監後，照例是可以拿出家產來贖罪，可是劉璈卻連保命錢都拿不出，是他擔任過知府的浙江省台州仕紳募捐才躲過一死，可證劉銘傳才是真正的玩弄法律，構陷忠良。劉璈精通堪輿地理，台北府城最初的設計是直對北斗七星，劉璈認為這樣城池，沒有靠山，「一路空虛，相書屬五兇。」於是劉璈更改城基方向， 將整座城廓向東旋轉13度，使北城牆後方有七星山可做為倚靠，城座方向變為向東北、西南傾斜。但是，府城內的街道官衙已經蓋好了，無法更動，所以台北府城是最奇特的中式城池，有規劃筆直的街道，但街道又跟城牆沒有平行垂直。
如果風水真的有道理，那臺北建城一百多年來，始終是臺灣的政經中心，奠定臺北風水格局的劉璈，臺北市政府不但把他忘記，而且還紀念陷害他的兇手，劉道台地下有知，不知道會不會感慨臺北人都是智商157。

寫到這裡，突然有個感想。中國國民黨為什麼這麼愛劉銘傳，除了兩者都是中國人(廢話)外，KMT的文武百官還跟劉銘傳大人有87啪相像。
首先，從蔣太祖皇帝在台復行視事開始，中華民國分明就是靠臺灣島才得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追殺中留下小命，也是靠臺灣兵在金馬前線浴血才能保衛中華民國，就像劉銘傳在清法戰爭中的表現，但事後卻唬爛說自己是臺灣的救世主，而且還不會歹勢。
其次，在獅子面前裝綿羊，在綿羊面前充獅子的本領更是世界一流，尤其是，屠殺台灣人方面。
其他還有，都愛規劃不善勞民傷財的面子工程，劉撫台蓋了一條砍掉重練比較快的劉銘傳鐵路，蔣二世皇帝則是聽到北京蓋地下捷運後，略過專業工程意見，直接指導台鐵臺北段地下化。內鬥內行，外戰外行也是傑出的一手。
也難怪馬英九前總統那麼愛劉銘傳了，他們根本是前世今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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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言語:
1.劉銘傳跟直轄台北市是田無溝水無流。
2.總結劉銘傳在清法戰爭的表現，讓人不禁讚歎，真•戦神転生。
3.內鬥內行，外戰外行。
4.嘴巴上最愛說依法行政的人，身體往往最愛玩弄法律。
5.如果由富國強兵模範生的大日本帝國來打分數，劉銘傳的"自強新政"，分數趨近於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