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上午參加了北醫附醫主辦的全人關懷-實踐工作訪研習,感觸良多,在這與大家分享一點小感想,讓大家在中秋連假享受月光美景時也思考一下生命和活著的意義。
當年還在日本習醫時,教授常常反覆告訴我們醫學裡唯二“絕對”的事-
1. 醫學沒有百分之百絕對。
2. 唯一的絕對就是,每一個人生下來都會面臨死亡
傳統上醫學院所受的教育往往是如何醫治病人,關於死亡這件“必然”的事,反倒接觸的機會不多,甚至有一種“病人的死亡等於醫師的失敗”的感覺,雖然知道“絕對”會發生,但是一直沒有好好學習如何應對。
兒科與其他科不同的是,在執行醫療過程當中,大部分的醫療決策與病情解釋的對象,不是病患本身,而是家屬---病患的父母親。理所當然的也會面臨當病童到了已需要面對緩和醫療或不積極急救的情況。這樣的情境讓我不禁在課堂上,回想起自己在日本接受訓練時的種種情景。
自2010年返台,時間飛快,今年已邁入第十一年了。雖然我現在是一名小兒神經科醫師,但是2001年剛自醫學院畢業的我,嚮往是成為一位新生兒科醫師。因此我在日本十年的醫師生涯中接觸且參與了不少早產兒的治療。日本的早產兒醫療可說是相當先進(依照我的老師的說法,日本人手這麼靈巧,這麼會做模型,非常適合做早產兒醫療…這樣好像早產兒醫師都是愛公仔的宅宅),而當時日本全國1000g的新生兒存活率高達8成,換句話說不管是在東京,大阪等大都市或是像我曾經被外派到,人口可能10萬不到的日本海港口小城 舞鶴市,即便是1000g的早產兒,10人裡面也8人能夠能存活。因此在日本服務的那幾年,我們團隊也常常成功的救活500g甚至是400g以下的寶寶。但是無論怎麼順利,該遇到的還是會來的,實習醫師第一個秋天,負責了一位28周,出生體重800g的單胞胎男孩,出生第一週期間,順利的度過了肺部及心臟等問題,進入了第2周。當時我們醫院的規定是,負責醫師在病童拔管前需全天留院執行第一線照護。因此當時應該是連續住在醫院的第10天左右,心想應該在撐一下,兩三天後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事情往往不如人意,就當開始討論何時拔管的那幾天,突然血壓變低、末梢循環變差,身體出現浮腫,檢查電解值後判定是腎上腺功能的問題,因此給予類固醇治療。隨著血壓上升,開始排尿後浮腫也逐步改善,當晚十二點於大夜交班時叮嚀主護理師,目標血壓不超過70mmHg,注意尿量後,我就進去值班室休息。大概凌晨五點左右被大夜護理師叫醒,說血中氧氣含量頻繁的掉至危險範圍。起床一看,小朋友膚色蒼白,活力差,當下立即抽血並立即執行腦部超音波,一放上超音波探頭立刻發現是腦部出血,且是大範圍出血。一向溫和不太罵人的我也忍不住對著大夜護理師說“怎麼顧的,搞什麼啊”。當下護理師早已淚流滿面,頻頻向我說對不起。當時的我應該是氣到神智不清了,回了一句“不要向我說對不起,你應該是向他的父母親道歉”。待當時的新生兒加護病房主任來了之後,我們向家屬說明當晚所發生的事情,並解釋目前情況相當不穩定且就算救起來預後也預期相當不好。說明完後的第二天,家屬回覆決定不採取積極治療。聽了家屬的回覆,我個人覺得應該還有機會,家屬不應該就這麼放棄治療。但是主任告訴我,生命的價值有時不在長短,即使短暫,共處的美好記憶卻是可以永恆活在人的心中。千萬不要將自己定義之醫療成功,單純地建立在病人的生存上。如果有能力,沒有父母不全力愛自己的小孩。也沒有一位父母願意讓自己的小孩比自己更早走,反而有更多的家長會將小孩子生病過世的責任加附在自己的身上。因此我們必須了解,有時做這樣的決定對家屬來說是有多麽困難。當下主任也與我分享兒科死亡宣告的技巧以及兒科如何讓小朋友與家長告別的方式。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若是當下已執行復甦式一段時間,感覺回不來時,一般來說,家長往往無法當下告知醫師停止急救,因為喊停止等於宣告死亡,這對家長來說是難以承擔之重。因此可向家長說明「小朋友已經很努力了,再加油下去對小朋友來說真的太累了,是否讓他好好休息」。另外,最後一定要讓爸爸媽媽抱小朋友,讓一家人能有好好獨處的時間。因為有一些早產兒出生後就住進保溫箱,爸爸媽媽從來沒有抱過自己小朋友。第一次抱他可能也是最後一次抱他,所以抱小朋友時盡可能的把身上的管路都拔掉,監控系統也盡量拿掉,並且轉靜音。醫療團隊則在護理站看螢幕確認心跳等生命徵象。聽完主任的說明後隔天,那位28週的小朋友的生命力也慢慢轉弱,因此我們也急忙的聯絡了家屬來與小朋友做最後的會面。這是我第一次送走我負責的小朋友,也帶給我很大的衝擊。當螢幕顯示心跳逐漸轉慢、停止。主任帶我進去,向家長宣告及確認死亡時間,當下真的有一種非常不真實的感覺,3天前才在規劃是否拔管,而現在這個瞬間我卻在宣告他生命的結束。而讓我印象更深刻的是,當我們團隊送小朋友離開加護病房時,爸爸媽媽轉身像我們深深的一鞠躬並向我們說“謝謝你們的照顧”,老實說當下家長對我們道謝,真的非常意外,就如同主任說的,生命的意義也許不在於時間的長短,而每一個全力燃燒的生命,即使短暫,也可以是永恆的。就如同我,“他”應該也一直活在他父母親的心裡。
小朋友走了不就後,那位主護理師也離職了,一年後某個機會,她回到單位,善良的她還是向我反省,也許那天她再多注意一點,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結果。是否會有不一樣的結果,我不確定,只能說是我們團隊,尤其是身為主責醫師的我實力不夠,為了不讓同樣的事情發生,我們只能檢討,繼續向前走,如同當時的主任說的,我們沒有時間悲傷,因為還有小朋友在等著我們救。所幸那位護理師後來也回到她的家鄉,在京都隔壁的福井縣再度繼續新生兒醫療服務。醫護團隊對病患全心的投入,其實自己也還是需要心靈的依靠,尤其是努力結果不如預期時,精神的支援更不可少。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一些疫情嚴重的國家也發現醫護人員面臨生死交關的場景,心靈的安定對於醫護是多麽的重要,許多一線醫療人員因為無法承擔他人生命的心理壓力而造成許多憾事,台灣日前也發生過,因此北醫附醫也開始關注照護員工們的心靈健康。這不僅是照顧員工,同時也間接地增加醫療品質,給病患及家屬更好的醫療照護。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33萬的網紅早安健康,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病人自主權利法》已於今年1月正式上路,面對死亡愈來愈多人有不同的反思。每段生命都有終點,但當面臨這一天時,你願意終日躺床上,無論有無意識、痛不痛苦,都要插著鼻胃管、氣切管、導尿管等醫療器材;強迫灌食、打針、抽痰...只求生命可以延長嗎? 致力推廣「尊嚴善終」的加護病房醫師陳秀丹,親身經歷無數個病...
健康 與 醫療照護 定義 在 政經八百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八百回合經濟談
〔#誰的命更有價值? #經濟學看誰先打疫苗〕
各個工會爭取被列入優先接種、有錢的人可以飛去美國打疫苗,你也在想「我什麼時候能等到疫苗」嗎?
接續著上週,八百想繼續討論的是,到底經濟學家怎麼看「疫苗施打順序」?
▌首先,經濟與公衛的考量不同
既然政府管制了疫苗市場、疫苗數量又有限,誰應該先施打疫苗就成了一大難題。
公衛學家透過模型推算來控制疫情、拯救生命。
而之前提到過,以經濟學來說,政策要能極大化社會福祉(請看 #疫苗管制必要嗎),必須考量疫苗保護力與阻止傳播力之間的效益差別,代表著公衛角度的最優解,不一定等於經濟角度的最優解。
且我們可以明顯發現,由於各國的人口結構、文化、經濟命脈不同,所以選擇與優先排序也會不同。
在疫苗分配上,或許經濟學的成本效益分析能有所貢獻,尤其考量到疫苗與呼吸器不同。
(疫苗分配不是選擇救誰的性命,即使還沒辦法馬上打疫苗的人,也可以繼續居家防疫,且居家快篩的擴大使用也能降低 R 值。)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為什麼有些「群體」應該優先施打疫苗?
▌ 風險工作者與長照機構
一般來說,醫事與工作人員以及長照機構的照護者與居民都會在優先順序上,美國部分州更將最優先接種對象限制在「從事新冠相關醫療照護」的人員。
一來,讓這兩群體施打都能協助保證防疫量能穩定、尤其第一線防疫人員創造醫療量能,進而增進社會效益。
在台灣,長照機構住民與照護者排在第 3 順位序;然而,以英國與紐約州為例,因為療養機關多、且群聚感染率與死亡率極高,長照機構人員與住民都是第一順位施打對象。
二來,英國預防接種委員會(JCVI)則強調醫療人員應該優先施打、因為此工作讓他們個人高度暴露在染疫的風險中。
然而,若純粹以此說法,考量就成了「職業風險」 — 醫療人員的私人利益,必須思考其他與醫療量能無關,卻也有高染疫風險的職業別(如超市店員等)也該優先施打嗎?
如果以美國為例,其一大困境就是近 8 成的人口按定義都是重點工作者(essential workers),而加州就將超市、餐飲與農業相關勞工都列在第二順位。
▌ 長者該比勞動人口先打疫苗嗎?
另外一個經常被討論的焦點,是長者是否應該優先打疫苗。
我們假設一個簡化的情境:長者跟勞動人口其中一個群體在 7 月前能接種疫苗、另一個群體必須等到 12 月。
而疫苗並非此時防疫的唯一解,居家隔離與居家快篩普及都能有效降低 R 值。
在此情況下,問題並非「誰應該得到疫苗」而是「誰應該先得到能讓他安全地外出、而不需要繼續居家隔離防疫的物資?」
以公衛而言,讓長者優先施打的出發點是保護最脆弱的族群。
倫理考量外,支持長者先打疫苗也可維持醫療量能,減少重症造成的醫療體系負擔,讓醫療體系能支撐到 12 月。
然而, John Cochrane 等經濟學家則指出許多勞動人口應該先得到疫苗。以成本效益分析來說,包含兩個主要層面。
📌 首先是經濟層面:這些人口是否無法遠距工作?這些產業能間接創造多少工作(就業乘數效應)?
台灣的中小企業數位化程度不足、而 30-50 歲的人口又是主力消費族群,要能恢復經濟與人民的生活品質,讓青壯年人口能盡快回去工作顯得十分重要。
以南韓為例,雖然早已展開年邁人口的施打,但近期疾病管理廳(KDCA)官員也表示在考慮讓晶片等關鍵產業員工優先施打新型疫苗,以避免生產遭受疫情衝擊。
📌 其次則是傳染給他人的可能性:勞動模式是否需要與許多人接觸?
根據香港與以色列的實證研究,新冠的傳染鏈符合帕雷托法則(又譯 80/20 法則),約 10-20% 的受感染者導致了 80% 的傳播感染個案。
這顯示了減少超級傳播者(Super-spreader)的必要性,也有模型顯示先施打重點工作者可以更快降低確診數。
若想維持經濟,勞工就必須出門上班、搭乘大眾運輸、跑外送與物流、甚至在餐廳駐唱,但其中某些勞動模式可能有超級傳播的風險。
相較之下,已經退休的長者沒有必要外出原因、進行居家隔離的成本較低,把疫苗先給勞動人口的分配就可能達到更好的經濟效益。
以印尼為例,因為其人口結構年輕又對勞力密集產業高度依賴,就優先讓勞動人口施打疫苗。
美國許多州讓部分產業的勞工優先施打也有同樣的出發點。
▌ 能妥善排序基於「保護」的優先順序嗎?
如果台灣採用公衛的考量要優先保護最脆弱的族群,那除了年長者外,是否有其他高重症率的人口也該優先施打?
美國 CDC 就公告具特定狀況的人有高重症風險,其中包含:糖尿病、癌症、氣喘、HIV、過重(BMI>25)、懷孕、吸菸、藥物濫用失常等數項。
帶有這些症狀的人,許多甚至是每日必須外出上班的勞動人口。
這成為美國各州在規劃優先順序時的參照標準,比如慢性病患者都會出現在優先施打名單裡,而麻州甚至細分到「帶有至少 2 個以上症狀的年長者」才是最優先者。
基於衛福部 6/20 的順序修改,除了孕婦被新加入第 6 順位外,其他 64 歲下的高風險疾病患者是被安排在第 9 順位。
然而,資源的稀缺性代表如慢性病等標準的訂定都可能給人動機造假來插隊打疫苗。
當管制必須考量這些問題,標準就容易限制在可觀察訊息(如年齡),直接影響到分配疫苗的配置效率。
另外,因為資源不對等,研究發現如街友、低教育程度與中低收入戶(教育程度/薪資水平與健康狀況/平均壽命有正相關)等族群也有較高的重症機率與傳染力。
另外,因為資源不對等,研究發現如街友、低教育程度與中低收入戶(教育程度/薪資水平與健康狀況/平均壽命有正相關)等族群也有較高的重症機率與傳染力。
▌ 小結
以上我們討論了經濟學對政府規範施打順序的觀點,學者們也以模型來驗證。
政府管制分配其實難以辨認最適合先打的人,標準模糊、關說等也都會造成資源錯配。
優先順序的研擬已經成實證研究的命題,所幸各國的選擇不同,未來我們才能比較哪一套更好!
健康 與 醫療照護 定義 在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不同文化往往具有不同的價值信念、習俗信仰以及身體觀,對於健康與疾病也會產生不同的信念、感受與處置方式。公衛政策如何理解並回應不同族群醫療照護服務需求,不只關乎生物醫學上的專業知識,也涉及健康醫療知識與族群文化的轉譯。讓我們來透過 獨立評論在天下 黃喻祺(Kalesekes Kaciljaan)的這篇文章,來看見文化適切性的健康照護議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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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的健康議題需要怎麼樣的翻譯?我認為,翻譯的目的不是讓公衛語言輕鬆地被原住民族的文化系統接受,而是兩邊的語言經由「轉意」(Translational Study)途徑,回到社區或是部落本身。在社區或是部落文化的基礎上討論健康,公共衛生絕非強勢語言,夏威夷的原住民健康研究是這樣的潮流,反觀台灣,是否也可以用這種方式檢視這樣的專業語言,如何繼續凌駕在原住民族之上,指導他們討論自己的健康?
難度極高的社區預防工作,碰觸到的是文化的表面,還是扎根在社區的文化核心?可以看看社區健康工作實踐者的狀態與反省。台灣對於公共衛生的訓練環境,是否可以增加文化敏感度高而謙卑的公共衛生教育,且在這樣的訓練下,不只是能夠在信任的基礎下做社區研究,也能增加原住民族文化在健康議題上發展討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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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系上一位學姊所做的研究,很有意思的反問:現在有文化意識的健康介入活動,真的能夠帶給族人好的健康(well-being)嗎? 因為現在沒有很多科學知識與工具去解釋夏威夷人的「全方位健康」到底是什麼,也就是太平洋上的原住民、島民們所信仰的「mana」(mana is known as spiritual energy of power and strength.)有點難以定義mana到底是什麼,在一般的說法中,這個概念類似一種靈魂的能量、力量(spiritual energy of power and strength)。所以她借用西方科學工具,試圖解釋mana在族人個體間以及夏威夷的討論空間、建構mana的結構,以mana作為指標來評估未來健康介入計畫的成果(Outcome)。系上另一位塞班島的學姊也利用西方科學的工具,去探究父母及其他兒童照顧者對於兒童肥胖議題的想法。她工作的重要性是基於島上的殖民歷史,以及在原住民特殊的宇宙觀下理解島上的健康議題。“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0649
健康 與 醫療照護 定義 在 早安健康 Youtube 的最佳貼文
《病人自主權利法》已於今年1月正式上路,面對死亡愈來愈多人有不同的反思。每段生命都有終點,但當面臨這一天時,你願意終日躺床上,無論有無意識、痛不痛苦,都要插著鼻胃管、氣切管、導尿管等醫療器材;強迫灌食、打針、抽痰...只求生命可以延長嗎?
致力推廣「尊嚴善終」的加護病房醫師陳秀丹,親身經歷無數個病床邊上演的真實故事,透過她臨床的第一線觀察告訴我們:「真正的愛,是給愛的人沒有煩惱;被愛的人沒有痛苦。」生命有極限、醫療也有極限,只有面對死亡,我們才能學會如何真正活著。
被截肢的阿嬤給我的省思
陳秀丹醫師分享,當她在台北榮總當總醫師時,遇過一個病人是一位阿嬤,送醫時因嚴重的敗血性休克,已意識不清。施予各式各樣的急救措施後,仍無法恢復意識,加上兩隻腳都已壞死,為了保命,最後鼠蹊部以下部位以及手指頭全都截肢。
當時因為阿嬤心律不整,陳秀丹醫師想替其做心電圖,卻突然發覺「阿嬤根本沒有雙腳及手指能夾心電圖的導線」,又想到這個被自己救回來的老人家,會是一個沒有雙腳、沒有手指頭,只有頭與軀幹的人;而當阿嬤呼吸器用到期限,將轉到呼吸照護病房時,她的兒子與陳秀丹醫師開玩笑說道:「醫師,我們沒有錢可以辦出院,我要去賣外幣才行。」
「到底我們救人是要把病人帶到什麼樣的境界?」陳秀丹醫師說,上述的案例給她很大的省思。當醫師把病人救回來,理論上應該要有生活品質;而若急救只是讓病人「痛苦、苟延殘喘」地活著,生活品質及尊嚴全部失去,她認為,這樣的醫療結果是失敗的。
陳秀丹醫師提及,英國醫學會對醫療的目的有一個定義:「醫療的目的是要增進病人的健康,或是減少傷害。」一旦無法達到如此的目標,治療的正當性即消失,此時若撤除或不給予維生醫療,是既不違法、也不會違背倫理原則。
「醫療的本質是行善,」陳秀丹醫師進一步說,當給病人的是無止盡的痛苦時,此時的醫療就成了一種「惡」。
病床上的你,希望如何被對待?
陳秀丹醫師坦承,很多人平常沒有好好孝順父母,等到雙親身體出狀況,他們無法面對父母即將往生的事實,希望可以有多一點的時間,彌補過去的失責,所以要求醫師搶救到底。
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理由,包括為了維持父母還在的假象;為了領取退休金、高額保險金的私心;害怕他人指責不孝等錯誤觀念,都讓這些家屬要求醫師無論如何都要急救,不願意放手。陳秀丹醫師透露,上述都是真實案例。
「真正的孝順是平常就要做的事,」陳秀丹醫師強調,父母親還能說話、走路,子女就應該多陪伴;有空時給父母打個電話、陪他們看看電視、聊聊天,而不是整天當低頭族滑手機,這些都是能做得到的。
「真正的愛,是給愛的人沒有煩惱;被愛的人沒有痛苦。」陳秀丹醫師指出,人要將心比心,作為子女、親屬的我們應該要思考的是:假如今天躺在床上的人是我自己,我希望被怎樣對待?
到那一天,我不要被插鼻胃管
「如果有一天她老到、病到不能吃,死亡就是無法避免時,我不要被插鼻胃管,也不要被打點滴;如果心跳停了,我也不要做心臟按壓術。」
陳秀丹醫師說明,台灣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可以保障國人生命末期不要受苦;也有《病人自主權利法》讓國人遇到五種情境時,能選擇有尊嚴地自然老化。
《病人自主權利法》5大可終止或撤除急救的適用對象:
末期病人
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永久植物人狀態
極重度失智
病人疾病狀況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者
「你千萬不要以為你的兒子很孝順你,他就會完全聽你的。」陳秀丹醫師連忙說了好幾聲「不」,她表示,很多孩子在父母親面臨緊急關頭時容易失去理智,可能旁人的一句「唉呀,你怎麼沒有急救?」就會讓他們內心動搖。
陳秀丹醫師呼籲,每個人都該好好重視自己的善終權,平時就應跟家人談論生命無常之事,以及因應對策。透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等方式,簽署預立醫療指示,及早為未來的善終準備。
不只手要寫,嘴巴也要說,能讓周遭的人都知道,未來你的家人也就比較沒有壓力。」除了預立醫療指示外,陳秀丹醫師說,更應「廣為宣傳」,包括孩子、親友在內都應讓他們知道自己的主張。到真正發生狀況時,就能讓這群了解自己意願的親友團,當自己「善終後援會」的成員。
「善待你周圍的人,就好像他明天即將離你遠去。」陳秀丹醫師如此總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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