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eon突發時空:人物誌】余英時教授病逝。對很多香港知識份子而言,雖然他一生大部份時間都在美國,但感覺上,依然距離很近。他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承繼著錢穆、唐君毅等大師的道統,後來新亞併入中文大學,余英時也被老師們寄予厚望的請回來當中大副校長。可惜他回到中大期間,適逢校內最政治化的階段,學院開始被中央集權管理,變得名存實亡,唐君毅憤而出走,余英時也返回美國,無論怎樣看,這段「管理」經歷,都不能算是好。而且當上管理層後,據說和「恩師」們,似乎也不歡而散。
但這段歷史,似乎又令余英時對香港人在不同勢力之間夾縫中生存的現實,有了更深體會。到了他晚年評論香港,能感受到他真的懂香港、也愛香港,否則一位已經全球德高望重的神壇學人,不會毫無顧忌的支持佔領中環,不會對DQ議員、公民抗命、校園言論自由等非常micro的香港時局評論。到了2019年,接近90歲高齡的世界級大師,居然對香港的支持越來越敢言,發表上述評論甚至比蔡子強更多,除了愛,不可能有其他原因。
余英時雖然支持自由主義、反對中共極權的態度從無改變,但北京其實是「統戰」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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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在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無法入睡,發舊文一篇,送別余先生!
余英時先生的“擇善固執”
王丹
在我認識的很多學界前輩中,余英時先生有很多獨特之處,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個,就是他的“擇善固執”。這裡的“善”,我指的是追求民主自由,反對獨裁專制。
很多大學問家,心中都有自己的價值理念,但並不輕易表達,說好聽一些是保持一個學者的獨立立場,實則多少有那麼一些“矜持”的心態。既有了“矜持”,活得就並不是那麼自由自在。余先生則是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立場,豈止是不隱瞞,而且是大張旗鼓。
1989年中國發生政府鎮壓民主運動的悲劇之後,大批知識分子流亡海外,余先生出面爭取到大筆捐款,成立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收留和保護了很多流亡的異議人士,這一點廣為外界所知,不需我多言但必須一再提起。而最令我動容的是,當時美國在首都華盛頓成立了自由亞洲電台,這是中國流亡異議人士聚集發聲的平台,政治色彩鮮明強烈,而余先生完全沒有因為這點而有所顧忌,長期以來,一直是自由亞洲電台的特約評論員之一,而且就跟他做學問一樣,一絲不苟,兢兢業業,持之以恆。這一點,連我都有點“看不下去”。因為在我看來,以余先生的地位,他完全可以不必以電台評論員的身分對社會說話的,他只要願意講話,所有的媒體都會關注。更重要的是,做這樣的政治評論,需要耗費時間和精力,而余先生已經有太多的事情要處理,何必給自己再添加工作呢?為此我幾乎每次見余先生,都會提到此事,擔心這份工作帶給他太多壓力。但是每次余先生都笑咪咪地告訴我他不會放棄這個工作。為了安撫我的關心,他說他近些年已經不自己動筆寫稿子,而是由電台的人打電話來,直接預錄他的評論,他說這樣可以節省很多的精力,不會佔用他太多的時間。
余先生在電台做政治評論,既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名,他本身並不會太缺乏這兩樣東西,而電台也無法在這兩方面給他太多,而他的堅持,就是典型的“擇善固執”,因為對他來說,公開批判中共的獨裁專制,是他的一份必須堅守的良知,他必須以這樣的姿態在舉世的混濁中面對自己的良知。那麼多的學者教授,大概都會覺得在一個反共色彩鮮明的電台做評論員是“屈尊”,但余先生根本不會在意這些世俗的考慮,他想做,就做了。在我看來,這才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這才真是“自由”的人生境界,而這樣的自由又有著厚實的知識土壤,這樣的大學問家,世間並不太多。
每次去余先生家跟他聊天,我都有一種強烈的感受,覺得自己從小看歷史,看了那麼多的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故事,而余先生,就是典型的,甚至是中國最後的一批士大夫。什麼是“士大夫”?為什麼說余先生是典型的“士大夫”?其實我也無法清晰說明。這說起來有點玄妙,但是我必須說,他內在的氣質散發出來形成的一種氣場,對我來說,仿佛就是我想像中的那樣的“士大夫”。這種氣場很複雜,包括他對於世事和人事的洞悉,而洞悉中又不失一種幾乎可以成為“天真”的東西,這種“天真”其實分明就是一種散淡豁達。他關心很多入世的事情,但是並未失去出世的高度;他涉獵很多現實問題,但是你跟他聊天,還是可以強烈感受到,他真正的安身立命的基礎,還是知識而不是激情。他的“士大夫”氣質,還包括寬厚的胸襟,尤其是對年輕一輩的包容。我在他嘴裡,有時會聽到一些對於他的同代人的月旦,但很少聽到對晚輩的批判,包括對一些有爭議的人,他也都是從鼓勵的角度評價。在我看來,除了學術上的事情之外,他對於年輕一輩的看法,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則,那就是你是否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場上。這聽起來有點過於簡單,但是細想之下,我們都知道,長期堅持這樣的原則,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的。這也是一種“擇善固執”。
說起來,我與台灣的緣分,完全是余先生一手促成的。1998年4月,我脫離了中國的監獄來到美國,很快就與余先生見了面。他是促成我決定先去學校年一個學位的主要推手之一,並主動為了寫了推薦信,保薦我進入哈佛大學。順利入學之後,有一次到他家閒談,他對我說,應當找機會去台灣看看。他不僅建議,而且出手相助,聯絡台灣他的弟子輩安排邀請事宜,促成了我的第一次台灣之行。這對他來說,或許只是無數類似的幫助他人的小事情,但是對我的人生來說,成了一個巨大的里程碑。之後我開始每年訪問台灣,進而發展成博士論文以台灣為題目,最後選擇了在畢業後去台灣教書,一教就是八年。這一段與台灣的深厚緣分,其實完全是余先生信手推動的。余先生推動我去台灣,其實也是他內心的台灣情結的一種表現。我們後來都看到,對於統獨議題和藍綠之爭,余先生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和介入,但是對於一件事,余先生是非常執著的,那就是台灣的民主歷程。在一些重大的歷史時刻,例如太陽花學運時期,余先生遠在海外,但是保持高度關注,並很早就發表公開信表達了對青年學生的支持立場。對於近些年來中共對台灣的滲透,余先生反覆透過媒體採訪和文章表達關切,提醒台灣人民要堅守民主理念,警惕威權思想。他對台灣的關心發自肺腑,而這種關心,核心還是一個,就是台灣的民主發展。在這裡,我們再一次看到了余先生的“擇善固執”。
有時候我想,我能夠從余先生那裏學到什麼?從學問的角度說,他的高度是我只能仰望的,也無從追隨。但是回顧與余先生的交往,我覺得我最大的收穫,就是看到了一個士大夫精神和現代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核心內涵,那就是“擇善固執”。這個世界上,擇善固執不僅是困難的,也是不合時宜的,但是,人生的意義,也可以經由“擇善固執”而得以彰顯和豐富。余先生走到今天,已經到了人生一個很高的境界。這個境界,或許不是我輩可以到達的;但是那個方向,卻是我們可以追隨前行的。從這個角度說,我雖然沒有師從余先生,但是說他是我的人生導師,卻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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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國師嗎?從《紐約時報》的報道談起 | 盧斯達 on Patreon】
《紐約時報》有一篇報道,介紹了田飛龍等中國學者的言論,並說「習近平強硬政策背後」有一個「智囊團」,當中自然也提及《港區國安法》最近硬上馬。涉事者在一個內部群組表示,訪問其實是在半年前進行,當時只是談到中國思想界的轉變,並不是講現實政治,並批評該報道只有極端二元對立。該圈子則有批評外媒記者胡亂引申,毫無節操者。
中國自由派法學家張千帆曾經教過大學時的田飛龍,最近也在網上割席 (或可能只是一個叫張千帆的帳號),認為田氏「一路走到黑」,只能「掃地出門」,一時間成為政學界的小熱話。
說回《紐約時報》的報道,大概就勾勒出中國思想界僅在十年前,仍然喜愛討論自由主義和西方思想,而近年卻「轉而宣揚在共產黨領導人習近平領導下興起的自豪的威權世界觀」。驟眼看來,好像中國思想界真的曾經自主地存在過,並且自主地轉變,所以才令人扼腕。凡此種種,可能只是過於浪漫的想像。西方意義的知識份子屬於西方,而東方則有另一套運行秩序。
佛教進入中國之後,呈現跟南傳佛教不一樣的、必須依附官僚的生態。在文化意義上,佛教這種高深知識進入中國,還要卑躬屈膝借助道教的形式立足,但仍需經歷多次滅佛。每當政府莫財,就要「改革」,眼睛就會瞄準不用賦搖役、擁有大批田產的寺家。由三武滅佛,到革命政府在1920年代的廣州,為了籌備「北伐」資金而打劫民間包括宗教界私產,沒有變過。中國讀書人的產業鏈,是由皇帝扶持出來。士能比僧獨立嗎?僧尚且有一個超越世界去寄托,士則只能「得君行道」。士的寄托,只能是當權者。
宗教會發起叛亂,士也可以,不過僅限於有諸侯、有藩鎮的時候。到後來蒙古人、女真人興起的時候,「士」也同樣去幫他們。所以「士」好像水,進入甚麼容器就成為甚麼形狀。「士」本身看來像一個階級,卻不是一個自主的階級。日本的軌跡也是如此。戰國時,本願寺可以成為一個諸侯勢力,跟其他諸便合縱連環,各地信徒也會打起「聖戰」暴動,是非常獨立的勢力。
然而當德川家康勝利之後,鐮倉以來傳入的儒理學,突然上升到「國教」層次。儒學家林羅山年僅23歲,就已經被引舉給德川家康。後來幕府推出了《武家諸法度》,包括要求大名「參覲交替」(定期而頻繁的上京述職)、嚴禁擅自築城、嚴禁大名之間「私了」等規則,一開始就有林羅山的手筆。然而是林羅山影響了德川家康,還是德川家康影響了林羅山?答案十分明顯。中國思想界由熱愛自由主義,到德國施米特變成顯學,只是因為政治需要。「士」等於填詞人,幫君主度身訂造歌詞。有人辭官歸故里,但總有漏夜趕科場。有多少真心,有多少迎合,外人當然說不上來,但迎合不才是中國語境下「士」的本份?
學者痛批儒家「本來不是如此」,後來出現的是「制度化儒家」;究竟是漢武帝影響了董仲舒,還是董仲舒影響了漢武帝?認為漢武帝「分享政權」、提拔學者,是刻意忽略此人在功臣和軍事領袖層層分權下希望幹大番大事才必須培養私人的現實。等於若有人覺得台灣有民主,是因為蔣經國突然大發慈悲放權,就太過肥皂剧了。歷史由士人書寫,學者驕氣多欲,有悠久的自我崇拜傳統,很容易將歷史塑造成唯心史、跨大了讀書人的影響。余英時說過20世紀以來,中國經歷了「知識份子在社會的邊緣化」,「……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表現得最清楚的是在政治方面。戊戌變法時代的康有為、梁啟超無疑是處於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在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中,章炳麟的位置已在外圍而不在核心。」
時間越久,趨勢肯定更是不能逆轉,只會每下愈況而不會突然迴光反照。
所以《紐時》那篇報道,也許有很多曲筆,也許讀來有點天真爛漫,容易令人得出「鷹派學者一手帶動了大政轉變」的印象。中國當然想招請施米特,但現代的「士」只是扮演問米婆的角色,處於鬼魂和問鬼者之間,是一個靈媒 (medium),問米婆怎麼想,可能是無關重要。海德格在風火之間,也顯得半推半就,後人亦不知道如何判定,然而如果說沒有海德格,就沒有二戰,便是太過高估海德格,即使他已經是世界大一流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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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余英時著顏擇雅編余英時的政論, 一大特色就是結實,證據與推理都結實。 憑其深厚的人文素養,總能一眼看穿宣傳煙幕。 本書廣搜他尚未結集的政治 ... ... <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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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余英時是歷史學家,專治中國文化思想史,他在去年過世,一時相關書籍出版了數本,可見其影響力。因緣際會讀了《余英時評政治 ... ... <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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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余英時是歷史學家,專治中國文化思想史,他在去年過世,一時相關書籍出版了數本,可
見其影響力。因緣際會讀了《余英時評政治現實》,此書是他多年來投書媒體的評論文章
與一些訪談紀錄集結,從刊登時間來看,最早一篇文章是1982年,最晚一篇則是2020年,
可以清楚看出余英時40年來對於中共的批評與評價,以及台灣與香港的觀察,其中有許多
觀點,至今仍值參考。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是顏擇雅所編,為何要編輯這本書,她說:「讀到罵他的文章。有
一篇作者是他學生,稱他為『中國近現代最後一個海外華人買辦學人,余氏的買辦性,淋
漓盡致地展現在他非學術性的時論政論上』」因此顏擇雅才想趕快編了此書。
我也閱讀了批評文章「辛丑元年祭」,一看為之失笑,此文章水準之低,難怪余英時的學
生完全不想回應,只有顏氣噗噗編了此書,該篇文章作者龔忠武說,余英時「只說洋老闆
的好,絕不說洋老闆的壞,以討洋老闆的歡心。」余後來都何等地位了,還需討好誰嗎?
此等批評真是等而下之。
此文許多批評余英時的論點,讓我有時光倒流之感,比如:
「余氏論著,擺明要以資本主義的唯心史觀向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史觀挑戰,其路徑是
從文化思想的價值理念為切入,然後以其研究成果,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史觀。」
「同胡適一樣,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規律論,認為歷史中根本沒有什麼規律可言,都是
人的自由意志決定的,因而充滿不確定性。余氏因而一再抨擊斯大林的五個歷史階段論是
錯誤的,資本主義將萬古長青。」
「新中國的國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議會是『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其中的『人
民』就是包括社會各個階級的廣泛的中國式的協商式民主,遠比美國單一的資產階級專政
的民主更為先進、更為民主;『共和』就是公天下,還政於民,反對獨裁專制。」
「蓋中共作為一個政黨,其黨員同志,奉行公、均的價值理念,志在天下,其職志是從事
經世濟民、扶弱濟傾、讓天下的窮人翻身的仁人事業」
「中共以馬列主義的公天下的人生觀、世界觀、歷史觀,提升了中國傳統士人的仁德和忠
於人民利益的天下境界,從而消解了中國政治文化中道統和政統的矛盾。」
此種文章何有回應之必要,不過此書一成,趁機可系統性地看看余英時多年來的政治觀點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以六四前後作為分隔點來編輯余英時的文章,放長時期來看,他
的觀點一致,至少沒有變來變去,沒有原則。
遍觀全書,余英時的最大立場就是站在民主、自由、人權觀點上,批評中共,但必須將中
共與中國區隔開來,他厭惡的是共產黨的極權政治、一黨專政,他對於黨資本主義的「經
濟放鬆、政治加緊」性質,基本上,多年來還是正確的觀察,當下共產黨的專制還比以前
更為緊縮。
余英時的說法有一點蠻有趣,他說:「我個人就對三國時期很感興趣。那是西方第三、四
世紀,當時中國文化鼎盛,人才輩出。因此,分裂不總是壞事!這種一味要求統一穩定的
思想,當然會比較看重那些經濟文化有蒙受統一之利的昇平時代。但是,大一統之下,中
國也是有付出莫大代價的:文化喪失多元,學術減少震盪,制度居於一格,思想無法自由
,中國把自己鎖進單一模式。」
「分裂好過於統一」的觀點,我記得有些歷史學者也曾提出歐洲文明因分裂競爭而進步,
分裂似是一個因素。作為中國思想史大師,余英時的觀點可謂開明、多元,在書中,他也
談到幾次統一未必較好,但這並非針對台灣獨立而談;關於台灣獨立,他也不見得支持,
認為可能會有戰爭危機,最後還是僅能寄望於民主制度。
另外,余英時的政治評論一大特點,就是對於民族主義的批判,書中有很大的篇幅是著重
在此。他認為民族主義是雙面刃,也區別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中國舊民族主義,以及現
代的新民族主義,關鍵在於舊民族主義是為了自衛、求生存、反侵略,有其道德力量,而
新民族主義轉而攻擊性質,有其危險,中共更積極操作民族情緒支持其統治正當性,因此
他明顯支持前者、反對後者。
對余英時的思想研究不熟,但在政治立場上,我認為余英時應該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外界
應該也都是這麼認為,不過他還是認為沒有一個哲學信仰可以解決所有中國問題,他會堅
持一些基本原則,比如人的尊嚴、生存權、私有權、非一黨專制、民主、司法、憲政,而
基本上這仍是自由主義觀點,雖然余認為中國思想傳統中,也有類似人權、尊嚴、自由等
普世價值概念。
他認為中國文化傳統有很多好的價值,可在現代生活中運用,但僅限於私領域,也就是成
為道德倫理、文化上的力量,但公領域無法讓儒家成為指導原則,也就是每個人可以有不
同信仰的自由,但皆能從憲法中得到保證,這很明顯是自由主義觀點。
對於政治現實的評論往往有時代脈絡性,因此有時抽離脈絡來讀,可能會有一種非現實感
,但閱讀全書,我認為余英時立場一致、理性論述,很多觀點放在現今仍然成立,過去很
多人期待中國在經濟成長後能促進民主化,但如今中共還是政治更為抓緊,甚至更為專制
,余英時觀察仍是正確。
我對中國文化思想史很陌生,也未讀過余英時的學術著作,老實說這非我閱讀興趣,但讀
完此書,我會覺得從冷戰時期到當代,這四十年來,余英時雖然已逐漸被認為是一位重要
的中國文化思想大師,有崇高的學術聲譽,且在美國生活應該相當舒服,但在關鍵時刻,
他仍願意貢獻己力批判時政,試圖為中國、台灣、香港帶來改變,此種公共知識份子,還
有他所擁有的影響力,在華文世界可能已成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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