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日抗戰始於台灣
今天是盧溝橋七七事變八十週年。八十年前的今天,駐屯在華北的日軍,假借尋找演習失蹤士兵,要求進入宛平城內搜索,被我守軍第二十九軍吉星文團長斷然拒絕,日軍乃砲擊宛平縣城,國軍被迫迎戰,因而爆發著名的七七盧溝橋事變。十天後,蔣委員長在廬山宣言中宣示:「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對日全面抗戰於焉爆發。
這八年的戰爭中,我方雖然裝備、訓練落後,實力不足,明顯處於劣勢、但在蔣委員長「以空間換取時間,抗戰到底」的大戰略下,軍民一體、眾志成城,歷經四萬多場大小戰役浴血苦戰,死傷322萬將士,包含268位殉國將領,以及將近2000萬的無辜百姓後,成功抵禦外侮。不但保衛國土、牽制日軍、協助盟軍,贏得二戰、提升國譽、尤其是光復臺澎、洗雪割讓50年的奇恥大辱,更是值得欣慰。當年這些不屈不撓、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蹟,在八十年後回顧,仍然令人熱血沸騰、肅然起敬。
近年來,大陸當局主張對日抗戰並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要從民國20年的「九一八事變」起算,將局部抗日概括納入。如果這個主張成立,對全體中國人來說,1894年的甲午戰爭就已經是抵抗日本侵略的起點了,史稱第一次中日戰爭。而對我們臺灣人民來說,早在「九一八事變」的36年前,臺灣人更已經投身對日抗戰了。這場抗戰,發生在清光緒21年(1895年)5月至11月,史稱「乙未戰爭」。
乙未戰爭,始因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割讓臺澎給日本。當時全國各界強烈反對,臺灣人民更是萬分悲憤,居民乃在全島各地組成義軍,結合劉永福的黑旗軍,頑強抵抗入臺日軍,迫使日軍多次增兵,總共出動兩個師團兵力。從1895年5月底日軍近衛師團在臺北縣澳底登陸,穿過臺北,一路循桃、竹、苗、臺中、彰化、嘉義、臺南、打到屏東,耗費近六個月之久。戰況激烈,死傷枕藉,日軍攻臺統帥─明治天皇親戚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中將,和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均因參戰而死。日軍承認,乙未戰爭的難度和死傷,甚至超過前一年甲午之戰的陸戰─遼東之戰。
臺灣軍民將士用命,造成日軍相當死傷。日軍心有不甘,瘋狂報復,大量殺害無數英勇的臺灣軍民。當時,日軍所至之處,都採取不分軍民、男女、老幼的「無差別殲滅」,和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掃蕩」,使無數城鎮淪為煉獄焦土。學者估計,臺灣軍民死傷總計有十萬人之多。當時的臺灣人口不到300萬人,臺灣人在這場抗日戰爭中,死亡超過3%人口,並不亞於42年後八年抗戰在大陸軍民的死傷比例。
而日本即使憑藉優勢武力,攻佔全臺,然而在其統治之後,臺灣人武裝和非武裝的抗暴運動仍然不斷。因此到了1898年,當時日本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和他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就頒布「匪徒刑罰令」和「土匪招降策」,誘騙抗日志士「歸順」,並隨後將他們集體屠殺。後藤新平更在1921年《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一書中承認,1898至1903之間,誘殺近12,000名抗日志士,可見日本殖民政府的血腥統治。
不過臺灣人的抗日志業並未就此屈服,即使到1915年,日本已經統治臺灣20年了,都還會爆發像臺南「西來庵事件」(亦稱「噍吧年事件」)的抗暴活動,被捕近兩千人,866人被判死刑。如此大規模的抗日起義,足以顯示見臺灣人抗日的火苗始終不息。
在1920年代,「臺灣文化協會」和「臺灣民眾黨」等團體則以非武裝抗爭的策略延續抗日志業,要求臺灣總督府撤廢壓迫臺灣人民的「法三號」以及展開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參與其中的許多志士因此被捕入獄或是遭到嚴密監控。1930年甚至還爆發由南投賽德克族馬赫坡社莫那魯道頭目所領導、震驚世界的抗日運動「霧社事件」。其規模之大、意志之堅,迫使日本殖民政府使用飛機、大砲和毒氣來鎮壓,造成800多位臺灣人死傷。在先賢蔣渭水向國際聯盟檢舉後,國聯派員調查,東京國會質詢,在內外壓力下,臺灣總督石塚英藏總督及臺中州廳官員四人引咎辭職,轟動全臺。
也就是說,日本對臺灣五十年的殖民統治,臺灣的抗日運動從未停歇。臺灣抗日志士從早期的丘逢甲、劉永福、吳彭年、吳湯興、姜紹祖、簡大獅、柯鐵、林少貓、余清芳、羅福星等人的武裝抗日,到中期林獻堂、蔣渭水、杜聰明、翁俊明、蔡培火等人的爭取民主自治,再到後期蔡忠恕、李建興等人的地下運動,都以不同方式,進行反日抗爭。其中更是有不少志士,遠赴大陸,以各種方式投入八年抗戰。例如李友邦、宋裴如和丘念台分別領導臺灣革命同盟會及廣東東區服務隊;李萬居和謝東閔分別參加國際問題研究所及廣西日報、林正亨加入緬甸遠征軍、黃朝琴投入外交界,出任國內外要職,都從不同面向為抗戰貢獻心力。這些前輩投入抗戰,留下宛如史詩般的壯烈事蹟的同時,也都不忘光復故鄉臺灣,追求自由、平等與民主,他們意志堅定、行動積極,都令我們這些後輩熱血沸騰,感動不已。
無論在大陸還是臺灣,兩岸人民都曾因為日本軍閥的野心而被欺凌迫害,傷亡慘重,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規模最大、傷亡最多、影響最深的民族禦侮戰爭,為同盟國抗法西斯戰爭作出了極大貢獻。然而由於時過境遷等諸多因素,許多人並不知道當年我國到底為二戰勝利與世界和平做出了多大的貢獻。也因此,牛津大學的米德(Rana Mitter)教授,在2014年出版一本講述我國對日抗戰貢獻的暢銷書,《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ies: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說明在八年抗戰中,那些中華民國軍民被遺忘,但卻值得流芳百世的事蹟,讓我讀來既沉痛、又驕傲。
這本書中,最令我感動的一段文字,是米德教授的序言。他說:「中國的抗戰,是在毫無勝算之下,堅忍不拔、奮戰到底的英勇故事。中國政府與人民不顧一切,抗戰到底,終於戰勝強敵,也證明各國新聞記者與外交官一再唱衰中國,認為中國必將滅亡的預言完全錯誤。直到珍珠港事變之前,中國有四年多的時間在孤軍奮鬥、抵抗日本,在這段期間, 這個貧窮、低度開發的國家,牽制住一個全世界最高度軍事化、科技先進的八十萬雄師勁旅,此後四年同盟國得以在亞洲與歐洲戰場同時作戰,節節勝利,有相當大的部分奠基於中國與日本纏鬥不休。」
這一段話,曾經讓齊邦媛教授等許多讀者因歷史平反而落淚,我也不例外。兩年前政府紀念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70週年的活動中,我都要求國防部把這段話印在現場的牆壁、看板或海報傳單上。我為抗戰老兵頒授「抗戰勝利紀念章」時,也一定會提到這一段。
所以說,國軍為國際社會和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貢獻,才是我國能從一個任人宰割的次殖民地,變成世界四大強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原因。這才是真正讓中國人民站起來,而值得所有中國人驕傲的偉業。
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戰爭的錯誤或可原諒,但歷史的真相不能遺忘。紀念七七事變、紀念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的目的並不在於仇日、反日,而是在於感念先烈先賢的奉獻犧牲;在於期望中日兩民族之間仇恨終止、友誼開始,不再重蹈過往歷史的慘痛經驗;在於期許雙方能追求區域及全球的永續發展,和平解決爭端,鞏固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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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日抗戰始於台灣
今天是盧溝橋七七事變八十週年。八十年前的今天,駐屯在華北的日軍,假借尋找演習失蹤士兵,要求進入宛平城內搜索,被我守軍第二十九軍吉星文團長斷然拒絕,日軍乃砲擊宛平縣城,國軍被迫迎戰,因而爆發著名的七七盧溝橋事變。十天後,蔣委員長在廬山宣言中宣示:「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對日全面抗戰於焉爆發。
這八年的戰爭中,我方雖然裝備、訓練落後,實力不足,明顯處於劣勢、但在蔣委員長「以空間換取時間,抗戰到底」的大戰略下,軍民一體、眾志成城,歷經四萬多場大小戰役浴血苦戰,死傷322萬將士,包含268位殉國將領,以及將近2000萬的無辜百姓後,成功抵禦外侮。不但保衛國土、牽制日軍、協助盟軍,贏得二戰、提升國譽、尤其是光復臺澎、洗雪割讓50年的奇恥大辱,更是值得欣慰。當年這些不屈不撓、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蹟,在八十年後回顧,仍然令人熱血沸騰、肅然起敬。
近年來,大陸當局主張對日抗戰並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要從民國20年的「九一八事變」起算,將局部抗日概括納入。如果這個主張成立,對全體中國人來說,1894年的甲午戰爭就已經是抵抗日本侵略的起點了,史稱第一次中日戰爭。而對我們臺灣人民來說,早在「九一八事變」的36年前,臺灣人更已經投身對日抗戰了。這場抗戰,發生在清光緒21年(1895年)5月至11月,史稱「乙未戰爭」。
乙未戰爭,始因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割讓臺澎給日本。當時全國各界強烈反對,臺灣人民更是萬分悲憤,居民乃在全島各地組成義軍,結合劉永福的黑旗軍,頑強抵抗入臺日軍,迫使日軍多次增兵,總共出動兩個師團兵力。從1895年5月底日軍近衛師團在臺北縣澳底登陸,穿過臺北,一路循桃、竹、苗、臺中、彰化、嘉義、臺南、打到屏東,耗費近六個月之久。戰況激烈,死傷枕藉,日軍攻臺統帥─明治天皇親戚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中將,和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均因參戰而死。日軍承認,乙未戰爭的難度和死傷,甚至超過前一年甲午之戰的陸戰─遼東之戰。
臺灣軍民將士用命,造成日軍相當死傷。日軍心有不甘,瘋狂報復,大量殺害無數英勇的臺灣軍民。當時,日軍所至之處,都採取不分軍民、男女、老幼的「無差別殲滅」,和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掃蕩」,使無數城鎮淪為煉獄焦土。學者估計,臺灣軍民死傷總計有十萬人之多。當時的臺灣人口不到300萬人,臺灣人在這場抗日戰爭中,死亡超過3%人口,並不亞於42年後八年抗戰在大陸軍民的死傷比例。
而日本即使憑藉優勢武力,攻佔全臺,然而在其統治之後,臺灣人武裝和非武裝的抗暴運動仍然不斷。因此到了1898年,當時日本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和他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就頒布「匪徒刑罰令」和「土匪招降策」,誘騙抗日志士「歸順」,並隨後將他們集體屠殺。後藤新平更在1921年《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一書中承認,1898至1903之間,誘殺近12,000名抗日志士,可見日本殖民政府的血腥統治。
不過臺灣人的抗日志業並未就此屈服,即使到1915年,日本已經統治臺灣20年了,都還會爆發像臺南「西來庵事件」(亦稱「噍吧年事件」)的抗暴活動,被捕近兩千人,866人被判死刑。如此大規模的抗日起義,足以顯示見臺灣人抗日的火苗始終不息。
在1920年代,「臺灣文化協會」和「臺灣民眾黨」等團體則以非武裝抗爭的策略延續抗日志業,要求臺灣總督府撤廢壓迫臺灣人民的「法三號」以及展開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參與其中的許多志士因此被捕入獄或是遭到嚴密監控。1930年甚至還爆發由南投賽德克族馬赫坡社莫那魯道頭目所領導、震驚世界的抗日運動「霧社事件」。其規模之大、意志之堅,迫使日本殖民政府使用飛機、大砲和毒氣來鎮壓,造成800多位臺灣人死傷。在先賢蔣渭水向國際聯盟檢舉後,國聯派員調查,東京國會質詢,在內外壓力下,臺灣總督石塚英藏總督及臺中州廳官員四人引咎辭職,轟動全臺。
也就是說,日本對臺灣五十年的殖民統治,臺灣的抗日運動從未停歇。臺灣抗日志士從早期的丘逢甲、劉永福、吳彭年、吳湯興、姜紹祖、簡大獅、柯鐵、林少貓、余清芳、羅福星等人的武裝抗日,到中期林獻堂、蔣渭水、杜聰明、翁俊明、蔡培火等人的爭取民主自治,再到後期蔡忠恕、李建興等人的地下運動,都以不同方式,進行反日抗爭。其中更是有不少志士,遠赴大陸,以各種方式投入八年抗戰。例如李友邦、宋裴如和丘念台分別領導臺灣革命同盟會及廣東東區服務隊;李萬居和謝東閔分別參加國際問題研究所及廣西日報、林正亨加入緬甸遠征軍、黃朝琴投入外交界,出任國內外要職,都從不同面向為抗戰貢獻心力。這些前輩投入抗戰,留下宛如史詩般的壯烈事蹟的同時,也都不忘光復故鄉臺灣,追求自由、平等與民主,他們意志堅定、行動積極,都令我們這些後輩熱血沸騰,感動不已。
無論在大陸還是臺灣,兩岸人民都曾因為日本軍閥的野心而被欺凌迫害,傷亡慘重,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規模最大、傷亡最多、影響最深的民族禦侮戰爭,為同盟國抗法西斯戰爭作出了極大貢獻。然而由於時過境遷等諸多因素,許多人並不知道當年我國到底為二戰勝利與世界和平做出了多大的貢獻。也因此,牛津大學的米德(Rana Mitter)教授,在2014年出版一本講述我國對日抗戰貢獻的暢銷書,《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ies: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說明在八年抗戰中,那些中華民國軍民被遺忘,但卻值得流芳百世的事蹟,讓我讀來既沉痛、又驕傲。
這本書中,最令我感動的一段文字,是米德教授的序言。他說:「中國的抗戰,是在毫無勝算之下,堅忍不拔、奮戰到底的英勇故事。中國政府與人民不顧一切,抗戰到底,終於戰勝強敵,也證明各國新聞記者與外交官一再唱衰中國,認為中國必將滅亡的預言完全錯誤。直到珍珠港事變之前,中國有四年多的時間在孤軍奮鬥、抵抗日本,在這段期間, 這個貧窮、低度開發的國家,牽制住一個全世界最高度軍事化、科技先進的八十萬雄師勁旅,此後四年同盟國得以在亞洲與歐洲戰場同時作戰,節節勝利,有相當大的部分奠基於中國與日本纏鬥不休。」
這一段話,曾經讓齊邦媛教授等許多讀者因歷史平反而落淚,我也不例外。兩年前政府紀念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70週年的活動中,我都要求國防部把這段話印在現場的牆壁、看板或海報傳單上。我為抗戰老兵頒授「抗戰勝利紀念章」時,也一定會提到這一段。
所以說,國軍為國際社會和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貢獻,才是我國能從一個任人宰割的次殖民地,變成世界四大強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原因。這才是真正讓中國人民站起來,而值得所有中國人驕傲的偉業。
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戰爭的錯誤或可原諒,但歷史的真相不能遺忘。紀念七七事變、紀念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的目的並不在於仇日、反日,而是在於感念先烈先賢的奉獻犧牲;在於期望中日兩民族之間仇恨終止、友誼開始,不再重蹈過往歷史的慘痛經驗;在於期許雙方能追求區域及全球的永續發展,和平解決爭端,鞏固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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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俗傳奇(七十三)
除了北部簡太獅的抗日事件外,其他的抗日義士,像簡義、鄭吉生、柯鐵、林少貓等,依然不斷和日本人作戰,到最後都沒成功被補被加害。以後還有蔡清琳、劉乾、林啟順、羅福星等起義,但是都因為是事機洩漏被抓去槍殺。
但是真正引起全島轟動,差一點使日本當局倒閣的,要算是礁吧年(玉井)事件。
余清芳是台南市『西來庵』道觀的董事,他出生在一八七九年,他是阿猴人,做過巡佐,官廳書記官。他結合了羅俊、江定,他藉著西來庵的名義,向信徒募集軍餉,暗中招兵買馬。起先一切進行得十分秘密,眼看大勢將近成功,余清芳計劃一舉讓日本人措手不及,想不到同志之一的蘇東海在開往廈門的船中被補,他在監獄發出的祕密函,又被日本人看出破綻,整個計劃被暴露出來,日本當局即時採取行動。
在日軍圍剿的時候,日本兵展開報復,展開大屠殺非常沒人性,連女人和孩子也難逃劫數,屍橫遍野。審判的時候被處死刑的有八百六十六人,被補的總數有一千九百五十七人,在抗日事件中是最深刻的一次,歷史上稱為「礁吧年事件」。
日本人藉這個事件,到處抓人屠殺,想要給反抗心強烈的台灣人一個最嚴厲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