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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霸春秋戰國的少數民族：歷史上真實的犬戎｜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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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41年，是中國信史的端口年份，從這一年開始，中國有了信史，歷史有了文字記載，並且再沒有中斷。同時，從這一年開始，周朝開始了14年的共和政治，而這之後又恢復了帝王政治的原狀。

周朝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信史時代的王朝，柏楊先生在《中國歷史年表》中寫道:「本世紀，周王朝的鎬京(今陝西西安)被蠻族攻陷。焚掠一空，只好遷都洛陽，權威不能復振。」能導致當時中國境內最強大、權力最集中的王朝遷都的蠻族，到底是哪個民族呢?

柏楊先生顯然糊塗了，而著名的歷史學家黃仁字在《中國大歷史》中也表達了類似的困惑:「現存的資料不能使我們確定周民族的來源。他們留下來的一段簡短傳說，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傳統一樣，充滿著神話與幻想，可是這傳說不斷地提及農業。」如果說周的原始部民就是出自西北黃土高原上的戎部，這個觀點還有些模糊甚至被人指責站不住腳，那麼，滅了西周的「蠻族」是在寧夏、陝西、甘肅一帶馳騁了2000年的戎(一個被國人很容易忽略的種族)，卻有著足夠的歷史明證。

「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說你美，現在，我是特地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馬格利特·杜拉斯在《情人》一書中的開場白，很適合人們現在想起4000年前活躍在以寧夏南部六盤山地區為核心的一個古老的族落——戎。

公元前21世紀前後，當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出現時，在西北大地上生活的遠古居民的氏族組織內部也發生了變化，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氏族部落逐漸消失，以地緣關係為紐帶的小方國開始露出歷史的水面。生活在寧夏南部地區涇水流域的姬姓部落慢慢強大起來，並且和姜姓部落結成了聯盟，而這個聯盟的形成恰好處於兩個部落從遊牧生活向農業生活的過渡期。

聯盟部落的第13世時，執掌大權的古公亶父因為無法招架來自生活在北方的戎狄的連年侵擾，只得向東遷移，在陝西岐山之南的周原居住了下來。他們在那裡營建城郭，摒棄在他們看來比較粗魯的戎狄風氣，建立了以周命名的方國。古公亶父帶領族人的東遷，成就了兩件大事:一是建立了中國歷史中奴隸制國家的最後一個王朝，二是將姬姜聯盟的地盤徹底讓給了戎狄(這個退讓為後來西周的滅亡埋下了種子)。

狄戎族群在趕走古公亶父的戰爭中形成的聯盟內部很快就出現了裂化，並在這裡展開了角逐，逐漸形成了殷周時代北方的農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後世匈奴那樣的騎馬遊牧族群)。最後，戎人以絕對優勢打敗了狄人，一部分狄人向北撤退，佔據了寧夏北部地區和河套一帶，另一部分狄人投降，與戎人雜居融合。

戎在稱雄中國2000年的歷史中，後來分化出了不同的族落，其中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主要是義渠戎。這個小小的方國和其他戎人一樣，在夏、商、週三朝的正統視野裡是野蠻的、動物般的人，因此，從甲骨文時期開始，他們居住的地區即被記載為「鬼方」，就是在《史記》裡，他們也被稱為「犬戎」一像狗一樣卑賤的人。

儘管戎在周的興起和從殷朝手中奪取政權的過程中起到了助推作用，但他們的驍勇與侵擾一直是西周王朝的心病，從穆王到宣王，曾多次派兵攻伐義渠諸戎，雙方時戰時和的狀態貫穿了整個周王朝。周宣王三十九年至四十年，周朝和義渠諸戎的戰爭以周朝的失敗而告終，周朝將五戎安置在今甘肅慶陽、寧夏固原一帶，而五戎之中的義渠戎主要留居在今天的寧夏六盤山一帶。

西周時，著名的謀士、重臣姜子牙知道戎部落善戰，於是建議周文王有效利用，並派大將南宮適帶著無數美女、精美的青銅器以及周朝生產的美酒和特產出使戎部落。事實上，南宮適此行不足單純地為了討好戎部落首領，而是為了換取戎人製造的戰車。

六盤山一帶茂密的森林，促成了戎人善於用木造房、制車。在中國歷史上，青銅器和戰車的出現是一次巨大的飛躍，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在《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中《中國文化的黎明》一節中寫道:「青銅與車的使用在中國文化圈裡引發過十分重大且深遠的變化。兩者之間，青銅的出現較為有跡可尋；中國何時開始用車，在考古學上尚未能找到確切的時間。但這兩項重要發明的信息進入中國地區很可能是同時發生的，而且可能都是經過中亞與內亞草原上的交通路線，間接傳遞進入的。」

從姜子牙派人向戎人求戰車這個歷史事實來看，戎人造戰車早於且先進於周人。而南宮適是目前文字記載中，從中原地區到戎部落地區的第一個使者，他將戰車引進到周後，對西周政權的建立起到了積極作用，也是戰車走向中國軍事史的開端。

雙方的修好，給義渠戎人帶來了相對穩定的發展，也使西周的建立加快了進程。然而，整個周朝時期，義渠戎人始終沒放棄尋找機會進行軍事擴張，他們猶如一把兩千年裡沒有生鏽的戰刀，劃過當時中國西北的天幕，其中最耀眼的一筆，是將歷史上以「烽火戲諸侯」來博取褒姒一笑而知名的周幽王斬殺於戰刀之下，並以此為標誌，結束了西周的統治。

《史記》中載，自從進入周朝的後宮，美人褒姒就從沒笑過，周幽王用了各種辦法也無濟於事。為了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下令懸賞，誰能讓王后一笑，賞金一千。最後，幽王身邊有個大臣出了個主意叫「烽火戲諸侯」。

當時，周朝在國內修建了許多烽火台用來報警，相臨的兩座能互相看見，如果發生敵情，就點燃上面曬乾的狼糞，靠狼煙來傳遞情報。一天，幽王帶領褒姒來到城樓頂上，登高遠望，隨著他的一聲令下，烽火台上的狼煙被點燃，遠近的諸侯看到狼煙四起，便紛紛帶著兵馬趕來救駕。但遠道而來的諸侯到了鎬京卻發現沒一絲敵情，都面露詫異之色。褒姒看到諸侯們如此慌張，終於一笑。褒姒的這一笑，貴不在千金，而在於一個周朝因此被斷送掉了。

公元前771年，幽王除掉申太后，申侯(申太后的父親)大怒，起了反叛之心，並聯合西夷犬戎兵(即義渠戎人)以及山東棗莊一帶的繒人起事，後來戎兵又開始攻打西周都城鎬京。周幽王急忙命人點燃烽火，然而，「狼來了」的故事在這位因美人一笑而失去信用的君主身上得到了印證，諸侯們以為這次又是幽王為博得美人一笑而玩的把戲，沒人發兵救主。就這樣，戎人追殺幽王到驪山腳下，將一代美妃褒姒俘虜，帶著周朝的財物回到了戎地。

這次兵變，迫使周朝將都城遷移到了洛陽一帶，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的東周時代。

義渠戎首領消滅西周後，宣佈脫離周王朝的統治，正式建立自己的郡國。從此，中國歷史上正式出現了「義渠國」這個名稱。義渠建國不久，隨即出兵向四面擴張，其疆域不斷擴大，其國界西達西海固草原，東抵隴東，北控寧夏河套，南達涇水，面積約10萬平方公里。

公元前650年，希臘人開始建城邦，邦主為人民直接擁立，民主的種子開始在人類歷史上最早萌芽，引啟了西方歷史上持續140多年的「霸主時代」。而中國，此時卻進入了多元霸主的戰國時代。歷史總是為強者說話，傳統的修史者帶有的政治功利色彩，使戰國時代的各個諸侯國的出現，皆以「中國」境內為正統，像六盤山下的義渠王朝，雖然具備了躋身當時任何一個顯赫諸侯國行列的條件，但因為其不在「中國」的範圍內，因此也就被踢出了正統諸侯國的圈子。

當正統王朝的文臣武將們沈醉在黃河流域甚至長江流域的徵殺掠奪中時，一個悄然強大的背影從西北黃土高原上站立起來。義渠國王在完成了對周圍的小部落、方國的統一後，將擴張的劍鋒指向了已經在各諸侯國中有足夠實力的秦，雙方將試探性的軍事摩擦進行了220多年，各自在這種軍事摩擦中培育著力量。這220多年，是一代代義渠國王保持高漲自信心的時光，這種自信來自於自身的力量，而且，這種自信心的保持為後來的義渠國以北的各個少數民族擴張樹立了楷模。

公元前627年，秦國向東面擴張的夢想因為遭到晉國的毀滅性打擊而破滅，轉而向西擴張。恰好此時西戎派出的一個叫由余的人來到秦國，被秦國收買後向秦國提供了西戎的地形和軍事實力情況，加上秦穆公對西戎王實施了美人計，於是，秦於公元前623年出兵，取得了「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記·秦本紀》)的勝利。這是秦國，也是戰國時期諸侯中第一次將軍事觸角伸向戎地。

公元前430年，人類歷史上發生了兩次大的戰爭，歷時1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而歷時220年的義渠國和秦國的戰爭卻開始了高潮。西方歷史的全面記載，使人們能比較詳盡地知道伯羅奔尼撒戰爭，而中國的權威史料中卻只有「義渠國攻秦，軍至渭水」寥寥幾個字。

此役之後，已躋身於戰國群雄並佔據了農業和牧業發達地區的秦國被迫退出了渭河下游地區。但這場戰爭的耗時之久、規模之大、傷亡之重，由於沒有歷史資料的記載，只能成了一場存在於2400多年前的夢。夢醒的地方，是義渠國從此開始了88年最鼎盛的時期，並和秦國進入了軍事對峙。這種鼎盛，也使得秦國時刻不忘以滅義渠為國之重任。

公元前352年，中國大地上仍然戰亂頻仍，秦國打敗了魏國後，乘義渠國發生內亂，出兵義渠國，這個馳騁於夏、商、周、春秋、戰國，長達近2000年的王國開始走下坡路了，王國的輝煌也隨著秦軍的致命一擊開始黯淡起來。

經過商鞅變法，秦的國力得到了鞏固與提高，再次積聚了向西擴張的力量。公元前331年，義渠國再次發生內亂，秦國派兵進入義渠腹地，烏氏戎國(今甘肅平涼和寧夏固原南部一帶)被秦軍滅亡，義渠國的重要城郭郁郅(今甘肅慶陽一帶)被秦軍佔領。秦軍將佔領的兩個地方按商鞅在秦國境內設立縣、鄉、裡的行政制度，分別設立了烏氏縣和義渠縣。烏氏縣和義渠縣的出現，標誌著秦國行政力量開始進入寧夏境內。

義渠戎王雖然臣服於秦國，但一直沒放棄復國的願望，並將這個希望的接力棒傳給了年輕的義渠戎王。公元前318年，魏、趙、楚、燕、韓五國結成聯盟攻打秦國，秦王為了專心對付來自東邊的聯軍，便對義渠國採取安撫政策，送給年輕的義渠國王「文繡千匹，好女百人」。但義渠國王卻乘機發動對秦的襲擊，秦人戰敗。秦國擊退五國聯軍後，立即於公元前314年發動了對義渠國的攻擊，佔領了整個義渠國的25座城池(《史記·六國年表》)，從此義渠國的復興之夢破滅。

公元前306年，楚、齊、韓三國制定軍事聯盟，共同對付日益強大的秦國，秦國面臨著來自這個軍事同盟的顯性力量和義渠國的隱性力量東西夾擊的形勢，秦帝國出現了建國以來最大的危機，此時，秦昭襄王的母親宣太后上演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一出「床上戲」。

風華絕代的宣太后讓秦王將年輕的義渠國王作為人質扣押在咸陽城裡，她以自己的成熟美麗作為誘餌，以甘泉宮為陣地，一步步誘惑著義渠王走進她的後宮花園。迷人的宣太后通過日日夜夜的歡娛，軟化了義渠王復興帝國的野心，而英俊驍勇的年輕國王也使這位年輕守寡的太后心動不已，最後她竟為義渠王生了兩個兒子。

然而，二人的情誼在各自的國家利益前，終究還是微不足道的。公元前272年，年輕的義渠王經過長期臥底後近乎周密的復國計畫，終於被宣太后知道了。在國家利益前，宣太后拋下兒女私情，將義渠王誘殺於甘泉宮內。當心愛的人倒在血泊中時，宣太后心裡是何滋味?或許歌劇《特裡斯坦和伊索爾德》裡的一句唱詞是最好的解釋:「熊熊烈焰困住我，熔岩在我血脈中流淌，一劑藥將你變成奴隸，我屬於誰?王后?」

宣太后隨後派兵將義渠徹底擊潰。甘泉宮的花園很快被歷史廢棄得一乾二淨，不僅失去了往昔的繁華，也暗淡了義渠戎民族創傷的記憶，歷史在這一幕燃燒後的灰燼輕如裊煙，也重似石頭。

存活了2000年的西戎，勢力影響最大時，曾一直進逼到燕國的疆土內，其疆土面積比當時任何一個諸侯國都大。但因為沒在當時的「中國」視野裡，更被後世的史學家們以為是個偏居蠻荒之地的小方國，在正史中沒能走上自己該有的席位，最終以義渠國的消亡而降下了歷史的帷幕。

其實，在整個春秋戰國時期，僅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637年的86年中，戎就討伐過周兩次，討伐鄭、楚和齊各一次，也招致了齊伐戎三次，魯伐戎一次，不難看出，戎在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的活躍。而整個戎的活動範圍，北到山西西北地區，南到涇渭水之間，西到隴西，東到河北、山東西部地區，整個疆域橫跨了北中國的大部分地區，是當時疆域最大、勢力最雄厚的一個國家。

對西戎的討伐直至消滅其軍事力量，掃除了秦國在統一全國的霸業中來自西北最大的軍事乾擾，給秦國向西發展打開一條通道，也為秦向東擴張提供了人力和物力的新基地。逐漸在戰爭中成熟的秦昭襄王，帶著勝利的笑容和對北方少數民族不斷滋生的擾亂而產生的不安，踏進了義渠國的核心地界。

在寧夏南部的六盤山下，面對陌生的來自寧夏北部少數民族的鐵騎，這位年輕的帝王做出了一件令世人震驚的事情——修築長城。後來，這個偉大事業被他的曾孫贏政發揮到了極致。

如今，逶迤在六盤山北麓下的那段戰國秦長城，經過2000多年的風雨沖刷後，已經變得模糊，這種模糊亦如藏在《史記·匈奴列傳》中的那段文字:「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這段文字明確地告訴後人秦長城的修建背景和時間，更證明瞭那一抔黃土被堆積起來時，逐漸被掩埋的不僅僅是一個義渠國，還有縱橫於中國半信史到信史兩千年的西戎。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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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

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

華夏死水，寸草不生

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

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

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

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

精神貧弱，後繼無人

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

「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

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

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

唯古是尚，輕薄自然

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

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

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

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

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

擁抱階級，拒絕天道

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

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

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

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

取締腐儒，遺毒自清

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

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

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

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

脫華復性，重新做人

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

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

華夏毀滅，東亞振興

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

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

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
https://gnimmm.com/2020/06/11/chinese_platypus/

特別鳴謝同道 歪畸 贈圖

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貝聿銘：富過15代的家族，家訓只有30個字：以產遺子孫，不如以德遺子孫。
以獨有之產遺子孫，不如以公有之產遺子孫。父子篤、兄弟睦、夫妻和、家之肥也！

一個善良的家風，能塑造出一個家族，高貴的品格！

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

道德傳家久，家風繼世長。

德才兼備，志存高遠的家族！

享譽世界的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先生於2019年5月16日去世，享年102歲。
作為現代建築歷史上“最後一個現代主義大師”，
貝聿銘為世界帶來了精彩絕倫的作品，包括：
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華盛頓國家藝術館東館、香港中國銀行大廈和蘇州博物館等。

在貝聿銘的百年人生裡，他獲得了一個建築師能擁有的全部榮譽。

但是，貝老留給人們最深刻的記憶，卻並非他的建築成就，
而是是他背后那個生生不息的家族，孕育出大師的那片沃土。

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
很多富甲一方、紅極一時的富豪家族，都逃不過這個詛咒似的命運。
但是，貝聿銘所在的貝氏家族，卻傳承了幾百年，富過15代。

而其中的奧秘，就藏在其家族的30字家訓之中。

01
元末明初，天下大亂，為躲避戰禍，貝氏一族舉家遷到蘇州。
貝氏家族代代勤勉，靠行醫賣藥起家，從明朝中葉開始，漸漸富甲一方。
到了清朝的乾隆年間，蘇州貝氏，已經成為蘇州四大豪門之一。
要知道在明清時期，作為經濟重鎮蘇州的富豪，放眼全大陸也絕對是局指可數的頂級世家。

貝氏家族曾經輝煌到什麼程度？
首先是祖輩、父輩們，在金融業開疆拓土，並轉向政壇，身居要職。
十三世，貝潤生和貝理泰分別被稱作“顏料大王”和“金融大亨”。

貝聿銘的祖父貝哉安，參與創辦過上海銀行，其父貝祖貽青出於藍，曾在民國時期擔任中央銀行總裁，
同時還是中國銀行的創始人之一。

其次是與名門通婚，貝聿銘的母親，是清朝最后一任國子監祭酒的女兒庄氏，
繼母是江南名門之后，一代才女蔣士雲。

貝祖詒與妻子蔣士雲
顯赫的家世背景，曾讓貝氏一族在蘇州擁有十幾萬平的私家宅院，就連明清時期皇帝們，
都流連忘返的蘇州獅子林，也成了他們家的后花園。

古語有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第一代，白手起家，辛苦創業，發家致富﹔
第二代，老成守舊，艱難守業﹔
第三代，就會因為子孫不濟，坐吃山空，跌落神壇。

但是貝氏一族，卻經歷了數個大時代的浪濤和風雨，不僅屹立不倒，反而歷經15代蒸蒸日上。

其中最關鍵的便是貝潤生，對於家風家訓的那句總結：

「以產遺子孫，不如以德遺子孫﹔
以獨有之產遺子孫，不如以公有之產遺子孫。」

02
《紅樓夢》裡，在抄檢大觀園時，曹雪芹曾寫過這樣一段話：
“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地！”

中國人有一個經常掛在嘴邊的詞，叫做“窩裡鬥”。

我們見慣了兄弟反目、父子成仇的戲碼。
多少家族的興亡，都是因為“禍起蕭牆”。
貝氏家族最令人羨慕的地方，就在於整個家族的團結和友愛。
作為家族最興旺的一支，貝潤生當年重金購下獅子林。
但是，他並沒有將其當做自己的私家園林，而是將其和整個家族共享。
並且在園子裡設立貝氏祠堂，並在旁邊捐資建立了貝氏承訓義庄，用來贍養、救濟族人。

也正因為如此，貝聿銘幼年時期，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在貝潤生，這位叔祖的庄園中居住的。

少年時期的貝聿銘：
蘇州園林造法自然，渾然天成的建築特點，給了貝聿銘無窮無盡的靈感，
成就了他追求的建築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建築設計的源頭。

《禮記》中說：“父子篤，兄弟睦，夫妻和，家之肥也。”

意思是父子之間感情篤深、互相信任，兄弟之間同心同德、齊心協力，夫妻之間恩愛和美、相濡以沫，
一家人一條心，財富才會滾滾而來，家業才能興旺發達。

一個家族，真正的財富不在金錢的多寡，而在於關系的和睦。
互相拆台，誰也見不得誰好，再富裕的家庭，也必會敗落。
試想一下，若是貝氏一族各個敝帚自珍，也許這個世界上就會少了貝聿銘這樣一位偉大的建築大師。

獨木不成林，若是貝家人都只考慮個人的利益得失，那麼還有可能開枝散葉，延續如此龐大的家族嗎？

03
孟子曾說：“道德傳家，十代以上，耕讀傳家次之，詩書傳家又次，富貴傳家，不過三代。”

這個世界上並不缺少有錢人。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富豪之家，都能被稱作豪門。

貝氏一族，在商政兩界都稱得上豪門，並不是因為他們擁有富可敵國之資，
而是因為全族上下無一人，不注重德行和節操。

貝聿銘的祖父貝理泰，從1922年起連任蘇州總商會會長7年，
先后發起募捐巨款，開闢了從閶門到虎丘的馬路，時稱“新馬路”。

貝理泰還擔任過吳縣救火會會長，博習醫院、振華女子中學董事，和兄長貝潤生二人共同捐資，
在蘇州城開辦了中國第一個新式幼稚園……

你可以看到，貝氏族人一直活躍在中國近代公益事業的第一線。

《周易》上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對於中國人來說，天有好善之德，人有好善之心，發之於外，就是敬天愛人，勤儉惜物，自利利他。

一個善良的家風，能塑造出一個家族高貴的品格。

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詒，最風光時，是當時中央銀行的總裁。
在民國那個貪腐橫行的時代，面對唾手可得的財富，貝祖詒始終潔身自好，大公無私。
他后來遠赴美國，孔祥熙一人就卷走了一億三千萬美元，貝祖詒卻兩袖清風，
沒有帶著任何一分公款，跟當時蔣、宋、孔、陳所謂四大家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直到現在貝氏一族，依然堅守高潔的道德情操，專注於慈善公益事業。

林貝聿嘉
貝聿銘的堂妹林貝聿嘉，不僅擔任過香港婦女會主席，還是著名慈善家、太平紳士、金紫荊星章獲得者。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

善良是一種遠見，高尚的道德，是一個家族長盛不衰的最好的護身符。

貝聿銘已經離去，但是貝氏家族自古傳承的家風並不會消失。

道德傳家久，家風繼世長。
好的家風，就像一條越走越寬的路，一座越蓋越高的樓。

也許這個世界上不存在什麼永恆，但是良好的家風，卻能夠保証我們一代又一代，走得更遠，飛得更高。

貝聿銘的四個子女皆優秀，其中三個兒子和父親一樣畢業於哈佛大學，從事建築工作，
女兒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律專業的高材生。

讚歎！貝氏家族的優良傳承，或許遠不止15代。重要的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有為者亦若之！

中國曾經數度邀請他回到「祖國」，貝氏說了一句名言「哪裡有民主、哪裡有自由。那個地方就是我的祖國」。
從來沒有回到大陸定居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