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余政憲家族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罷韓黃金週 首場遊行衝人氣

2020-05-31 ╱自由時報 ╱第A01版 ╱焦點新聞 ╱許麗娟、葛祐豪

〔記者許麗娟、葛祐豪／高雄報導〕罷韓最後一個黃金週六，「Wecare高雄」昨舉辦「最後一哩路」遊行，從民主聖地橋頭出發，短短不到兩百公尺路程，湧進上千民眾響應，一路呼口號：「堅定罷韓、非韓不投」；晚上六點六分則在高雄岡山舉行罷韓演習，現場民眾熱情爆棚，罷韓團體說「下週同一時間，相信高雄人可舉杯慶祝勝利」。

罷韓投票前一週，高雄市選委會昨天上午舉辦公辦罷免電視說明會，但主角高雄市長韓國瑜未出席，排了滿檔的市政行程，一早就去看高雄大雨造成的蔬菜災損。罷韓提案領銜人陳冠榮則是火力全開，批評韓不敢面對高雄市民、對高雄的承諾落空。

從橋頭余登發故居出發

Wecare高雄昨天起也一連七天舉行「最後一哩路」遊行，從台灣民主先驅余登發故居紀念館出發，前內政部長、余登發之孫余政憲也到場，與「罷韓四君子」尹立、陳冠榮、張博洋、李佾潔及立委邱志偉、市議員高閔琳等人一同遊行罷韓的最後一哩路。

尹立指出，高雄做為民主聖地，在這個歷史現場曾發生橋頭事件，二二八也是在高雄開第一槍，今年六月六日高雄將留下台灣民主的重要紀錄，罷免不適任的市長。

張博洋表示，會選擇從橋頭出發，是因前縣長余登發家族、農運先驅戴振耀都在此成長，所以從這裡找回高雄人的民主和光榮感，並要讓韓國瑜知道「高雄人不是塑膠做的」。

移師岡山舉黃絲帶喊罷免

罷韓團體傍晚移師到高雄三山之一的岡山舉行六六六罷韓演習，發放光復高雄黃絲帶，捷運南岡山站外廣場排起長長人龍，超過千人參與，眾人並在六點六分高舉黃絲帶，象徵罷韓演習勝利。

尹立表示，「三山演習」上週在旗山，昨天在岡山，今天在鳳山，期盼高雄人展現熱情，六月六日創造民主歷史。

張博洋說，韓國瑜選前拿下三山，選後不聞不問，相信岡山站出來的民眾都是堅定支持台灣民主、會出來投罷免票的高雄市民，眾人齊喊「罷免救高雄、堅定出來投。」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376338

明年1月22日，是橋頭事件四十週年。前內政部長余政憲先生為此特別出版「大時代的故事」，用以彰顯他的祖父余登發老縣長一生的奮鬥和所受的苦難，並用以紀念橋頭事件四十週年。
承余部長的邀約，寫這篇文章，作為序文。

紀念橋頭事件四十週年
「大時代的故事」序文

從一九七0年代開始，在台灣發生的許許多多「爭民主，反專政」的事件之中，1979年1月22日發生的橋頭事件是最足以和同年12月10日發生的高雄事件相提並論的重大事件。

1979年1月21日清晨，實施戒嚴統治的國民黨當局，以「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的罪名，逮捕高雄縣的黨外「老縣長」余登發父子。當時，老縣長是黨外的巨人和聖人，個人德望之高，民眾愛戴之深，在台灣社會無與倫比；何況，余家家族還有一位現任縣長黃友仁和一位現任省議員余陳月瑛。以如此嚴重而荒唐的罪名，強加在擁有如此地位和身分的家族，一時之間，震驚所有黨外和整個社會。

我匆匆趕赴一個在台北匆匆舉行的少數黨外人士聚會，主張果斷反擊。我說，"連余家都抓，還有誰不能抓呢？這是國民黨全面鎮壓黨外的開始！現在不反擊，以後想反擊，也不會有機會！＂

讓我作出這種判斷的，是老縣長父子被捕之前就已風聲鶴唳的全台緊張情勢。

1978年12月16日凌晨，美國宣布將於1979年元月1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蔣經國隨即於當日清晨7點命令停止正在進行的，預訂於一週後投票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一切競選活動。那天是星期六，傍晚，桃園縣政府大門對面的衛生局的白色圍牆上出現用紅色油漆寫成的血淋淋大字：槍斃許信良！密密麻麻的簽名塗滿了整片圍牆。接著，就不斷流傳這樣的謠言：在縣長公館，搜出五百套警察制服，還有無數武器彈藥。

1978年12月16日以後，全台都存在類似的恐怖氛圍。對特務動向特別敏感的左派夏潮人士，像是台大哲學系教授陳鼓應和作家蘇慶黎等人，更人人自危，隨身攜帶行李，隨時準備逃亡。

也正是這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氣壓，讓參與那場緊急會議的黨外菁英無異議接受我的建議。

以後的故事，在本書第七章有相當生動的敘述。這裏只要著重指出，橋頭事件的特殊性在於它是台灣民主抗爭運動中唯一一次完全由運動菁英發起和參與的具有準軍事性質的起義行動。我們決定對國民黨戒嚴統治當局所倚重的情治特務進行一次出其不意的主動奇襲。我們決定在余家父子被捕的第二天，在余家的橋頭家鄉，展開戒嚴時期第一次公開的抗議示威遊行。作了這個決定的黨外菁英，都有著「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情懷。

我們兵分兩路。

一路由我立即前往省議會，聯繫黨外省議員，並勸阻余陳月瑛省議員北上求援。本來，余陳省議員計劃當天下午前來台北，會同我們，拜會省主席林洋港和黨外大老吳三連等人，請求協助。我說服余陳省議員放棄這個計劃，坦率說明我不認為這樣作為會有任何用處。除了余陳、張俊宏和林義雄，其他黨外省議員並不知道我們準備示威的決定，只知道我們希望明天早上一同前往橋頭慰問余家。

當天晚上，我在高雄和余陳省議員以及黃友仁縣長談到深夜。黃縣長反覆說，這是余家的事，不敢連累黨外朋友。我說，"這不只是余家的事，對於所有黨外和整個台灣，這都是影響深遠的大事！黨外朋友心甘情願和余家共擔苦難，一切後果，在所不計！＂最後是余陳省議員拍板，支持黨外決定。

另外一路，由施明德領軍，率其他黨外菁英分頭南下。沿途個別通知相關黨外人士，也只告訴他們前往慰問，不透露行動計劃。保密和迅速是最高要求，知會都是親自登門，絕不使用電話，也絕不強人相隨。所有這一切，完全遵循兵法原理：＂兵貴拙速＂，＂兵在精而不在多＂。

最後，還必須強調，紀念橋頭事件一定不能遺忘陳菊、陳婉真和艾琳達這些黨外女將的功勞和苦勞。她們半夜抵達高雄，一夜不眠，趕製第二天早晨示威遊行要用的標語布幡和趕印要散發給民眾的「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陳菊和陳婉真手持「堅決反對政治迫害」的布幡，昂首走在前頭引領示威隊伍的英姿，必將永垂台灣青史！

在橋頭事件過程中展現了道義、勇氣、決心和智慧的黨外領導菁英，贏得了台灣人民的尊敬和信任。他們在橋頭事件之後繼續帶領的美麗島運動，遂成為1979年台灣民主運動的主導力量。而費盡心機羅織橋頭事件和高雄事件的國民黨情治特務所展現的愚昧、不義、和暴力，則喚醒了台灣人民作為台灣歷史主人的自覺。在1979年先後發生了這兩大事件之後，從戒嚴專政的舊時代進入人民民主的新時代，就成為台灣歷史的必然！

早上出席「余登發、余陳月瑛紀念音樂會」，今年適逢余登發前老縣長逝世28週年及余陳月瑛前縣長逝世3週年，更不能忘記的是38年前，為台灣民主進程敲下第一聲響鐘的橋頭事件。

余老縣長及其公子余瑞言被捕後，我父親及陳菊市長、周平德、朱銅樹等人，無懼風聲鶴唳發起橋頭示威抗議，聲援余登發父子。當年12月10日旋即發生美麗島事件，我父親因此鋃鐺入獄，我的童年也提早結束了。

今天，橋頭事件和美麗島事件的多位前輩與其家屬齊聚一堂，我的心裡感觸良深，民主從不是掬手可得、任隨揮霍的果實。

余登發先生家族後代仍繼續在高雄深耕各項文化活動，例如，熱愛棒球的余政憲先生長年在高苑工商積極推動、支持青棒，其他像是馬術、籃球以及今天的音樂會，都是余家深耕在地的證明。

如果小英總統在致詞說時，期許台灣人追求民主的故事要一直講述下去。我想，台灣人追求民主的歷程是文化詮釋源源不絕的養分，也是台灣珍貴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