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仰韶文化文物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歷史原來不是課本上寫的那樣！
#中原是種想像，#中華文化的起源不只一處？！
#看三星堆的發現，#如何改變我們認知的歷史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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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中國四川省的廣漢縣三星堆，兩個商代大型祭祀坑的發現，上千件稀世之寶赫然顯世，轟動了世界！不但被中國和國外媒體廣泛認為「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考古發現」、「比著名的中國兵馬俑更要非同凡響」，甚至還有一些媒體猜測三星堆文明可能是「外星人的傑作和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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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出土數量龐大的青銅面具、人像和動物，無論從造型還是從鑄造技術上看，都不歸屬於中原青銅器的任何一類。青銅面具和人像「高鼻深目、顴面突出、闊嘴大耳，耳朵上還有穿孔」，並不像中國人，而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銅器中，基本上沒有生活用品，絕大多數是祭祀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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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的發現讓考古學者、歷史學者和一般大眾驚訝，而且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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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來思考：為什麼大家會驚訝、為什麼大家會覺得不可思議呢？因為三星堆和我們以往對於歷史的認知不同，也因此人們發現有必要透過考古文物修正以往對歷史的認識，也就是歷史學者王明珂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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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他們心中作為常識的「過去」，與出土的「過去」之間有相當差距。因此我們應問：過去人們對中國的歷史知識何時產生，為何及如何產生？真實的過去如何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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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之所以讓學者驚訝，是因為與我們對古代中國的歷史想像不同。過去我們對於中華文明的想像是什麼呢？很多人相信自己是「龍的傳人」，在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生活在古代的中原，由同樣一群人不斷繁衍、傳承，成為現在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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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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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中國文明的起源，先要了解研究者怎麼看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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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明之所以會成為問題，是因為民國初年有外國學者提出「＃中華文明西來說」。對中國學者來說，這個說法是不可以接受的，而要挑戰這個說法，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發展自己的考古學和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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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早成立的考古研究機關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一批年輕的學者組成。透過現代的考古方法，他們在民國十七年挖掘 #殷墟 的一部分原因，即在於要對抗安特生提出的「中國文明西來說」。殷墟之後，城子崖遺址的發掘，證明了中國文明起源於本土。#傅斯年 於是提出〈 #夷夏東西說 〉，除了打破「中國文明西來說」，還認為中國文明是夷與夏，東、西的二元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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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對中國考古學界有很大的影響，學者認為他提出多元起源的看法，且此看法影響其後非常重要的考古學家，例如 #張光直、#蘇秉琦 等人。傅斯年提出的二元對立看法，一直要到五○年代以後才被一元論取代，仰韶—龍山，東、西對立的二元論，最終被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歷史時期的一元論代替。張光直先生提出所謂的「#龍山形成期」，認為 #龍山文化 是從 #仰韶文化 發展而來，從仰韶到商，是一個黃河流域土生土長文化的傳統的演變與進步。然而，一元論背後充滿的漢族中心主義與民族認同，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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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代以前，中國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長期以來認為中國文明只有一個起源。當中原以外的古文明遺址持續不斷的被發現，考古學家的信心也開始動搖。因為不管什麼理論都必須向新出土的材料低頭，而這也是為什麼文明起源的說法會從西來說、二元說和一元說，到現在變成相信中華文明可能有多元的起源的原因，因為對文明起源的看法，會隨著考古文物的出土而不斷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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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考古學家以外，歷史學家對待大量出土的考古材料能提供什麼樣不同的視野與觀點？以往古代社會史的研究，運用的材料大多集中在中原地區，因為只有中原地區的族群發展出了文字。然而，當考古學與藝術史家已經注意到古代中國的空間差異與多元性時，歷史學家在這塊園地上是否仍要固守著文獻，呼籲「走出疑古時代」，強調古典文獻的正確性，則是必須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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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古史學者使用的文獻，多集中在東周成書的作品，我們不否認其中的真實性，但它受到的潤飾與修改反映的，往往是當時作者的想法遠大於歷史中的「真實」。古典文獻並非不可用，但應該與考古材料之間尋求一個適當的框架與位置。或許我們可以思考的一個問題在於：當我們在中原周邊發現相當多與中原相異的文化、打破了過去中國文明單一起源的看法，這些文化卻是過去文獻當中沒有記載的，是我們過去的歷史知識缺乏的，我們要如何解釋歷史文獻與考古材料間的差異呢？而這群沒被寫進中原歷史、沒有歷史的人，又如何消失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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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歷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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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個祭祀坑來看，三星堆文化在商代後期已經是一個高度發展的社會，他們不輸中原，擁有製作青銅的技術，創造了大量和商不同的青銅器。然而，在後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這批在古代四川的人，卻被後世的史家所遺忘。忘卻自己的歷史，使得古代四川的人群覺得自己是華夏自古以來的一部分，為炎黃子孫的一個分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這正是當考古學家再度「發現」了這個文化時，會引起舉世注目的原因—過去我們所認知的歷史，抹煞了這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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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大一統思想影響的歷史學家或考古學家，往往強調中國的統一與帝國的形成是歷史的潮流，是進步且客觀的結果。在這樣深受意識形態影響的史觀當中，往往會忽視統一過程中不同地域的差異。在「統一」的大帽子之下，各地的文化與區域間的特性被壓抑並消失，研究往往忽略了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不同聲音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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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書當中，我認為古代四川人是受到秦的殖民，他們是東亞大陸上有別於中國的文明，在秦帝國、西漢帝國和東漢帝國的殖民統治下，仍然積極地展現主動性與地方認同。另外，我認為秦發展出了一套殖民主義（我們會在第三章討論這個部分），本書也會討論殖民主義和早期中華帝國的關係。殖民主義不僅是現代歷史的現象，也適用古代帝國，而且可以用來研究早期中華帝國。殖民主義可以讓我們了解早期中華帝國建立的過程，還有多元文化如何消失。被殖民者在中華帝國的殖民政策和帝國主義之下，喪失了歷史的記憶與主體性，而在殖民主義視野下的歷史研究，除了要說明古代帝國的政治控制和經濟剝削，也要了解被殖民者如何展現自身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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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在書寫古代四川的歷史時，應賦予四川人主體性，發掘他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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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殖民統治下的古代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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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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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陰森......真係好陰森~~~
跟手search吓佢,原來......
仰韶呢個名，其實喺源自仰韶文化而改，仰韶文化喺黃河中游地區重要嘅新石器時代文化，出現時期約為公元前五千年至公元前三千年前，1922年一位瑞典學者Johan Gunnar Andersson喺河南三門峽地區仰韶村，發現呢個遠古文化遺址，亦成為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嘅開始，而仰韶文化亦喺中國新石器時代中第一個被正式命名嘅遠古文化體系。及後仰韶文化遺址亦被發現分佈整個黃河中游地區，再唔淨喺局限於仰韶村。仰韶文化喺一個以農業為主嘅文化，仰韶文化前期陶器多為手制，有啲陶器亦有用編織物印落作圖案，亦會彩繪幾何圖形。唔少陶器都以泥紅陶同紅褐陶為主，所以陶器顏色多為紅色。可以見到，仰韶呢個中文官方譯名，其實喺動森一個小彩蛋，而仰韶日本原名Yayoi（やよい）更貼近呢隻陶土兔仔嘅原型！
Yayoi喺指日本嘅彌生時代，為西元前10世紀到3世紀中後期，當時人們大多使用彌生式土器，所以呢個時代就被稱為彌生時代。而呢個時候亦都有「埴輪」出現，以粘土製作，大部分都喺中空。埴輪出現喺彌生時代晚期，埴輪常見於日本古墳上方同附近位置，確切用途雖然未能確定，但由於有人型、動物型、屋型埴輪等，所以都唔少人認為喺一種陪葬品同裝飾品，唔少埴輪都以一行行排列，所以都被認為喺表現葬禮情景，重現生前祭典嘅表現，以表達敬意。似韶嘅座右銘喺「前方后圓墓」，前方後圓墓喺日本常見古墓形態，唔少前方後圓墓出土嘅文物當中，都會有埴輪出現，而後期隨住時代改變，埴輪製作逐漸消失，前方後圓墓亦一樣同時間消失。所以仰韶嘅真身，好可能就喺彌生時代嘅兔型埴輪。動森成功以陶土質感嘅動物包裝，用呢個迷人神秘嘅角色，吸引唔少人去研究呢幾個有意思嘅歷史文化呀！
(文章來自timable)
長知識!😆😆😆
#動物陰森 #動物之森 #animalcrossing

仰韶文化 ——彩陶文化（約公元前5000—3000年）（二之二）｜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仰韶文化的發現
　　
1916年6月當瑞典人安特生教授在山西勘探銅礦資源的時候，偶然的機會讓他發現了一批古新生代的生物化石，這一發現結合當時礦藏資源勘探工作難以為繼的狀況，安特生教授以及當時地理測繪研究所所長丁文江先生隨即調整了工作重心，轉而進行對古新生代化石的大規模收集整理工作，同時這一工作也得到了當時民國農商部以及瑞典皇家的支持，於是，安特生先生的考古生涯自此也拉開了帷幕。
　　
仰韶文化主要分佈於黃河中下游一帶，以河南西部、陝西渭河流域和山西西南的狹長地帶為中心，東至河北中部，南達漢水中上游，西及甘肅洮河流域，北抵內蒙古河套地區。已發掘出近百處文化遺址，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較同一的文化特徵。
　　
仰韶文化遺址總面積近30萬平方米，文化層厚約2米，最厚達4米。1951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進行了小規模發掘，發現這裡有四層文化層相疊壓，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 ─ 仰韶文化晚期 ─ 龍山文化早期 ─ 龍山文化中期。由於以彩繪陶器為特徵的文化現象首先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發現，故命名為「 仰韶文化」，從而使仰韶村遺址聞名中外。1961年3月國務院將仰韶文化遺址定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中國歷史博物館組織中國和美、英、日等國的考古專家進行國際田野文物考察，在仰韶村附近的班村，發現了大量珍貴文物，其中最有價值的是數十斤5000年前的小米，說明中國農業發展具有悠久的歷史。

遺址 　　

仰韶文化遺址位於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距縣城9公里。遺址北依韶峰，三面環水，風光宜人，山水秀美，土地肥沃，是我們祖先狩獵、漁牧、定居的理想場所。遺址從東北到西南長900餘米，從西北到東南寬300餘米，總面積約30萬平方米。文化層厚度２—４米，這種現像說明我們的祖先在此長久地過著定居生活。 　　

仰韶村遺址被發現後，引起了考古學界的高度重視，為了進一步了解該遺址的文化內涵、來龍去脈，新中國成立後，對該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工作，又先後進行了兩次。
　　
1951年6月，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河南調查團夏鼐等專家學者對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遺址進行了第一次發掘，發現有紅底黑彩、深紅彩的陶罐、碗、小口尖底瓶，以及龍山時期的磨光黑陶、壓印方格紋灰陶，帶流陶杯和繩紋灰陶鬲等。第一次的發掘研究工作是在1980年10月一11月和1981年3—4月間進行的，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同澠池縣文化館共同主持發掘，這次發掘進一步澄清了仰韶村古文化遺址的內涵，證實了該遺址含有仰韶和龍山兩個考古學文化、四個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層疊壓關係。第一期文化，屬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第二期文化屬豫西、晉南和關中東部地區仰韶文化的晚期遺存；第三期文化屬河南龍山文化的廟底溝類型；第四期文化為河南龍山文化的三里橋類型。仰韶村遺址經過新中國成立後的二次發掘，獲得了大量的遺跡、遺物，從而為研究我國社會發展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仰韶文化是黃河流域影響最大的一種原始文化，它縱橫二千里，綿延數千年，在世界範圍內來說，也是首屈一指的。漢族的前身「 華夏族」，最早就發跡於黃河流域，而仰韶文化遺址中諸多考古發現，如陶器製造、紡織做衣、繪畫雕塑、文字、曆法、宮室營建等等，同文獻記載中炎帝黃帝時代的創造發明相吻合。

工藝
　　
生產工具以較發達的磨製石器為主，常見的有刀、斧、錛、鑿、箭頭、紡織用的石紡輪等。骨器也相當精緻。有較發達的農業，作物為栗和黍。飼養家畜主要是豬，並有狗。也從事狩獵、捕魚和採集。各種水器、甑、灶、鼎、碗、杯、盆、罐、甕等日用陶器以細泥紅陶和夾砂紅褐陶為主，主要呈紅色，多用手製法，用泥條盤成器形，然後將器壁拍平製造。紅陶器上常有彩繪的幾何形圖案或動物形花紋，是仰韶文化的最明顯特徵，故也稱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製陶業發達，較好地掌握了選用陶土、造型、裝飾等工序。多采用泥條盤築法成型，用慢輪修整口沿，在器表裝飾各種精美的紋飾。陶器種類有缽、盆、碗、細頸壺、小口尖底瓶、罐與粗陶甕等。其彩陶器造型優美，表面用紅彩或黑彩畫出絢麗多彩的幾何形圖案和動物形花紋，其中人面形紋、魚紋、鹿紋、蛙紋與鳥紋等形象逼真生動。不少出土的彩陶器為藝術珍品，如水鳥啄魚紋船形壺、人面紋彩陶盆、魚蛙紋彩陶盆、鸛銜魚紋彩陶缸等。陶塑藝術品也很精彩，有附飾在陶器上的各種動物塑像，如隼形飾、羊頭器鈕、鳥形蓋把、人面頭像、壁虎及鷹等，皆栩栩如生。在半坡等地的彩陶缽口沿黑寬帶紋上，還發現有50多種刻劃符號，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質。在濮陽西水坡又發現用蚌殼擺塑的龍虎圖案，是中國迄今所知最完整的原始時代龍虎形象。
　　
中國的仰韶文化距今約五、六千年，這時的陶器是以紅陶為主，灰陶、黑陶次之。紅陶分細泥紅陶和夾砂紅陶兩種。主要原料是粘土，有的也摻雜少量砂粒。在仰韶陶器中，細泥彩陶具有獨特造型，表面呈紅色，表裡磨光，還有美麗的圖案，是當時最聞名的。細泥陶反映了當時製陶工藝的水平，具有一定代表性，所以考古上常將仰韶文化稱為彩陶文化。西安市半坡村發掘的彩陶盤也是屬於仰韶文化的產品。
　　
當時彩陶的製作，據分析主要經過四個程序。第一，常選用可塑性和操作性較好的紅土、沉積土、黑土等，經過淘洗和沈濾後成為較純較細的原料。從分析出土的彩陶片來看，泥質比後來的上等陶器並不遜色。第二，制壞。彩陶壞最初大多是手製。小型器皿是直接捏塑而成的；較大的陶器，其體部壞子，一般採用泥盤築法分兩段製成。粗壞製成後再裝上頸口，嵌入把手，制壞工序初步完成。其外形圓正規矩，對稱性很強，在器壁外有輪紋存在。這表明仰韶文化時期，已開始出現慢輪製陶。第三，彩繪和紋飾。一些較精細的彩陶，在彩繪之前，往往將陶壞放入極其細膩的泥漿中，讓它披上一層均勻的陶衣便於上彩。彩繪就是將有色的天然礦物塗繪在陶壞上。仰韶文化時期陶器的紋飾大多是用帶有花紋的木印板拍印上去的。第四，燒窯。從考古發掘的材料來看，仰韶文化時期的陶窯主要是豎穴窯和橫穴窯。它們都是由火口、火膛、火道、窯室等所組成，在火膛中燃燒起來的火焰，經火道到達窯室。這兩種窯，由於有了窯室，陶器不是直接在火焰上燒烤，已較原始的篝火式或爐灶式有了很大的進步。分析出土陶片的燒結狀況，彩陶的燒成溫度大約已達９５０℃。
　　
到了龍山時期（公元前２３００年左右，指的是在山東省章丘縣龍山鎮發掘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遺址），手工業製陶有了巨大進步。制壞方法廣泛使用輪制，造形精美，而且開始用高嶺土製白陶。在這個時期，人們已懂得利用燒成後期，窯內的氣體特性來賦予陶器以各種顏色。仰韶文化時期，陶器通常在氧化焰中燒成，陶質內的鐵大部分被氧化成高價價鐵而呈土紅色。到龍山時期，由於陶窯的改革，人們在陶器即將燒成時，一方面猛加燃料，同時封閉窯頂，致使窯內氧氣不足，陶器就在還原焰中焙燒，陶質內的鐵大部分轉化為低價鐵，使陶器呈灰色或灰黑色。所以龍山文化時期灰陶的產品最多。
　　
在商代出現的刻紋白陶和薄殼白陶，尤為出色。它們質地優良，刻劃精細，造型端正美觀，堅硬耐用。白陶之所以有這些優點，主要由於使用了高嶺土。高嶺土的主要成分是矽酸鋁，含鐵量低，質料較細，可塑性強，在高溫燒成後，外形潔白美觀。人們對高嶺土的使用和認識，與後來瓷器的發明有一定的聯繫。在陶器的外表若再著一層釉，不僅器表光滑美觀，而且便於洗滌，尤其是儲藏酒類的飲料，不會因滲透而損失。所以釉陶的出現，表明了製陶工藝的又一大進步。

到了商代的中後期，釉陶逐漸增多，表明人們已從無意識地發現釉料發展到有意識地配製釉料。對出土的商周釉陶進行的分析，證明當時使用的釉是石灰釉。即由石灰石或方解石等碳酸鹽加上一定量的粘土和其它物質配製成的。
　 　
建築
　　
仰韶文化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佈局，周圍有一條圍溝，村落外有墓地和窯場。村落內的房屋主要有圓形或方形兩種，早期的房屋以圓形單間為多，後期以方形多間為多。房屋的牆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裡面的，也有用木頭做骨架的。牆的外部多被裹草後點燃燒過，來加強其堅固度和耐水性。選址一般在河流兩岸經長期侵蝕而形成的階地上，或在兩河匯流處較高而平坦的地方，這里土地肥美，有利於農業、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
　　
聚落建築的佈局整齊有序。半坡聚落保存較完整，居住區在中心，外圍繞一周大壕溝，溝外北部為墓葬區，東邊設窯場。共揭露出40多座房屋遺跡，有一座大房子為公共活動的場所，其他幾十座中小型房子麵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佈局。仰韶文化居民死後按一定的葬俗埋葬，多長方形土坑墓，墓中有陶器等隨葬品，小孩實行甕棺葬。盛行單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佔一定比例。合葬的人數不等，多的達80人。葬制中實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反映了以女性為中心的特點。聚落房子朝向中心廣場的統一佈局，則表明當時維繫氏族團結的血緣紐帶根深蒂固。這些與母系氏族社會組織的特徵是相吻合的。
　　
地理分佈
　　
甘肅概況
　　
仰韶中期的發掘相對早、晚期顯得單薄一些，但仍可初步確立甘肅仰韶中期的界定標準，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間。它的主要文化特徵歸納如下：
　　
（1）遺址大多位於山谷中的河邊台地，隴東黃土塬的塬邊及溝壑也被先民選作居住地，對環境條件的適應生存能力比早期有所提高，海拔較高的甘南臨潭發現的此類遺存就是明證。已經發掘的三個重要遺址都是在早期遺存的原址之上擴展而成，調查發現的中期遺址往往含有早期遺存，顯示出早、中期一脈相承的親緣關係。聚落佈局因資料所限不甚清晰，但大地灣遺址表明，聚落內已存在多個處於相等地位的中心，社會組織呈現出多級分化的趨勢；
　　
（2）房屋仍為半地穴式建築，大地灣遺址中的房屋均為方形或長方形，師趙村發現一座圓形房屋遺址。大多在穴壁立柱，這說明穴坑之上已增設立面牆體，室內空間增大，採光也好，比早期房址進步。少數房址採用「 料姜石」作未加工的居住面，以此提高防潮性能。灶坑以圓形桶狀為主，出現雙聯灶，即前後兩個灶坑相通，表示人口及炊事活動的增加。房址可分為大、中、小型。大型房址面積近70平方米，出土眾多陶、石、骨器，並有精美彩陶，表明房址主人應是氏族首領。中型房址面積在25平方米—50平方米之間，可能是大家族長和未成年子女的居室。小型房址面積大多在15平方米—20平方米之間，當屬一般社會成員的居室；
　　
（3）陶窯均為橫穴窯，大地灣、師趙村均有發現。一般分為火塘和窯室兩部分，火塘是添柴生火之處，呈圓形或長方形，有火道通人窯室。窯室均呈圓形，周邊設環形火道，受熱較勻。火塘一般低於窯室，由下往上火勢自然加強，燒陶技術比早期有顯著提高；
　　
（4）本期墓葬資料甚少，按常理推測應有集中的公共墓地，但至今未見踪跡。不僅甘肅未見，其他省區也未發現。這一奇特現像或許表明了中期的先民們選擇了尚不可知的埋葬習俗。我省僅在大地灣發現3座零星墓葬，均為成人單身葬，其中1座側身屈肢，另2座仰身直肢。都有隨葬品，分別為陶甕和骨笄；
　　
（5）陶器以細泥紅陶、夾砂紅陶為主，還有少量的橙黃陶、灰陶以及褐陶。飲食器多為細泥紅陶，其中不少是彩陶，罐、缸、甕等炊器和盛儲器則以夾砂紅陶為主。器形以平底為主，少量為尖底，偶見圜底，這是陶器形制的重大改變，平底陶器終於基本取代了圜底器，在史前文化上首次成為主流器形。常見器物有斂口平底缽、曲腹彩陶盆、雙鋈盆、多孔盆形或缽形甑、雙唇口尖底瓶、弦紋或繩紋短頸罐、大口小底缸、曲腹甕等，器類較前複雜，大型器物增多。紋飾仍以繩紋為主，其次為弦紋和線紋，還有少量的剔刺紋、附加堆紋等。製陶以泥條盤築法為主；

（6）陶製生產工具以紡輪、陶刀為主，仍有少量的陶銼，形制較前複雜。細泥捏塑的紡輪增多，陶片改制的減少。陶刀形制更為規整，數量增多。陶製裝飾品仍是常見的陶環，但陶質細膩，小巧玲瓏，還出現酷似羊角的陶製裝飾品；
　　
（7）石器的形態和技術比早期有所進步，加工較為精細，如常見的石斧更為厚重，石鏟刃部更為鋒利，石刀鑽孔由近背部向中部轉移；
　　
（8）骨器種類、數量與早期相比有較明顯減少，表明狩獵在經濟生活中地位下降。出現不少精品骨鏃、骨笄。
　　
從文化特徵上可以看出，甘肅仰韶中期是在早期的基礎上孕育發展而來，其陶器繼承了早期的許多文化因素，但又有明顯的變革，其經濟形態與早期大體相同，但狩獵比重下降。與陝西等鄰省同期文化面貌相比，差異不大，但有分化的趨勢，地方區域性特點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凸顯出來。

陝西概況
　　
在潼關縣境內，已發現的仰韶文化遺址，有兩處：
　　
一處是南寨子仰韶文化遺址。位於吳村鄉南寨子魚化屯小河和潼河交匯處，南高北低，東西寬約350米，南北長約1000米。這處遺址的文物，除部分灰坑因修築隴海鐵路受到一些破損，大部分尚保存完好。發現有高2。5米、長達30米的灰層一處，直徑3米到4米的灰坑11個，人骨架三個，出土文物有石斧、石鐮、石環，還有紅灰陶環，夾沙紅網墜的口、耳、底，有彩陶缽、紅陶盆、夾沙陶罐等的口和底，還有紅、彩陶片等。陶器飾多樣，有繪畫紋、網紋、水紋、繩紋、蘭紋和附加堆紋等。
　　
另一處是張家灣仰韶文化遺址。位於港口鎮張家灣圪岔路以西的二層高原（當地人叫二層台）上，東西寬約50米，南北長約100米。這處遺址發現有露出在南高紅2米的灰坑兩個。灰坑內有集中的草泥和紅燒土，抗日戰爭前夕至今，出土的文物陶器瓦甕、瓦罐、陶瓷瓦甕、陶片和石塊等。陶器紋近幾年有繪紋、畫紋、蘭紋等多種。
　　
這兩處古文化遺址，依山傍水，土地肥沃，具有人類聚居生存的優越條件。它們都是在1980年經省、地、縣普查文物小組發現鑑定的。出土文件收藏於縣文化館中。（二之二，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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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壇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是明清兩朝帝王祭天、祈穀和祈雨的場所。是現存中國古代規模最大、倫理等級最高的祭祀建築群。1961年，天壇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98年，「北京皇家祭壇—天壇」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北京天壇最初為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仿南京城形制而建的天地壇，嘉靖九年（1530年）實行四郊分祀制度後，在北郊覓地另建地壇，原天地壇則專事祭天、祈穀和祈雨，並改名為天壇。歷史上共有二十二位皇帝先後在此舉行過六百五十四次祭天盛典。第九屆天壇文化周祭天儀仗和祭天樂舞表演依照清乾隆十三年的《大駕鹵簿圖》和古代舞譜的記載，藝術地再現中國古代祭天情景。祭天禮儀體現了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表達了人與自然、社會和諧共處的理念，寄託了人們祈福美好的願望，皇帝祭天時使用的依仗等級最高規模最大，被稱為大駕鹵薄。大駕鹵薄陣容龐大，色彩斑斕彰顯國家威嚴，表達對上天的敬仰。祭天禮儀表演，由260名演員組成的祭天儀仗隊伍從齋宮出發，一路行進到祈年殿南磚門後結束表演。行進中將展示靜鞭、罡筒、笛簫、幡幢、刀槍劍戟、旗羅傘蓋、金八件等儀仗器物，表現出皇帝、百官、八旗武士、內廷侍從等歷史人物形態，通過候駕、行進、靜鞭、迎駕等環節展現清朝皇帝到天壇舉行祭天大典的盛大場面。祭天樂舞表演在天壇祈年殿院內進行。由128名樂舞生通過武功舞和文德舞，表現文治武功、天下太平的寓意。“皇帝”扮演者在歌聲舞影中向上天敬酒致意，表達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祝福。天壇祭天樂舞由“初獻”“亞獻”“終獻”三部分組成。為了讓表演更具真實感和觀賞性，今年的祭天儀仗表演增加了大臣撞肩禮和跪拜迎駕表演，在祭天樂舞表演前還增加了大臣禮儀表演，並對武士佇列表演進行了重新編排。祭天樂舞表演，每天上午和下午將各舉行兩場，屆時遊客可以親身體驗古代皇帝的宏大震撼場景。春節期間，中外遊客還可以聆聽昔日皇家的天籟之音。清代皇家禮樂學府 —天壇神樂署，是教習禮樂的場所，而今天的天壇神樂署是中國唯一傳承和演奏中和韶樂的地方。祭天禮樂演出繼承了中國古樂表演中歌、樂、舞相得益彰的手法，音樂、舞蹈、歌唱、吟誦等多種藝術樣式珠聯璧合，古風今韻相結合，準確完美地表達了中國禮樂文化精髓，為中外遊客送上一道音樂盛宴，感受到傳統禮樂文化的魅力。另據瞭解，天壇文化周期間，天壇公園還將舉行新東城成立以來首次非遺展，展覽將在北天門內文化長廊舉行，以圖文並茂的形式介紹東城區64相國家和市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包括天壇神樂署中和韻樂，在天壇內各個景點還設有祭天系列展覽供遊客參觀加深對天壇歷史文化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