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KOL看香港:
【要「降維」才能理解香港政治和運動】
一、引子:市民對話裡勇敢發言的藍絲被人肉
上週四參與市民對話的藍絲馬上被黃絲人肉搜索,個人和公司資訊都被發到網路上。這就是通過恐嚇、威脅的方式遏制言論自由。許多西方國家現在政治上都極度撕裂,但社會是存在一些政治底限的。這種人肉做法就不能被人接受。香港只是在口頭上擁護自由民主,但社會運轉缺乏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觀,沒有這樣基本政治正確的存在。一切暴力手段都是合理的,或者是可以被默許的。看這兩天反對派的活動(繼續大規模抗議),可以確信,林鄭搞的市民對話在舒緩、瓦解市民的訴求和怨恨上是沒有幫助的。
1)她生硬的溝通方式,譬如反復重複自己的官方辭令,這些辭令不超過她對外記招會講話的內容。這還溝通什麼呢。會讓反對派市民認為林鄭確實沒有溝通的誠意和意願。
2)反對派會認為林鄭就是出來走走形式,她對外可以說:你看我們深入做了市民溝通的呀。反對派認為,這個溝通的方式和效果對反對派沒有好處,只是林鄭給自己在政治上加分。
3) GOSAR公開表述,對自己這次對話的自我評價似乎還很高,越是正面自我評價,越將獲得反對派額負面反彈。
下一步黃營/反對派有可能乾脆就把市民對話平台直接變成大批判、大聲討平台,反正不會有實質的溝通,對方不會讓步,那就不如直接開罵:對林鄭聲討得越激烈、越聲淚俱下,越能給給人留下印象,越能獲得本群體的認可。(昨晚我看那個觀眾出來罵林鄭,罵得痛快!)
同時由於香港連最基本的保護發言人人身安全和隱私的政治正確、共識底限都沒有——不但廣大市民,甚至知識份子和GOSAR都沒有這種意識——他們連一些基礎的維護公民社會體制運行的基本底限的一是都沒有。
像連登這種全部是種族主義和仇恨資訊(hate speech)在的網站,美國和西方國家會被直接封禁。就算不能封禁,政府、政客和主流知識份子也會對立面的煽動性言論及極端主義大加譴責。但在香港,一個青年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向全港廣播的電視節目上向特首和一眾政府官員推介這個網頁。這完全是讓人震驚。西方對於香港實在太不瞭解,對連登應該做一個深度報導,誰是納粹,西方人是一看就能明白的。
這種情況下,藍絲還出來表什麼態呢?正常人都不會選擇出來。除非也戴上口罩。
現在很清楚,香港社會是個對一般公民的許多基礎權利(是比直選權更加基礎的、本原的、重要的權利)都缺乏保障,甚至從上到下對這種保障連起碼的意識都沒有。就這種社會構建的制度,如果全民直選,那結果只可能是多數人暴政和專政。
就好比在1930年代的德國。你是一個猶太人律師,出來表態反對納粹,支持魏瑪建制。第二天你的事務所就被砸了。你在街上會被襲擊,你的孩子會在學校被霸淩。你期待這個社會構建一個普適的民主和公民社會?德意志人普選之後保護你的利益?讓你發聲?這是不可能的。趕緊逃離吧。
二、不要說去解決自我矛盾,這是一個連自我矛盾在哪兒都看不到的社會
我們一直在討論香港社會現在是1968年的巴黎還是1933年的德國。我明確地認為就是1933年的德國,無論德意志民族要實現的民族和國家目標是什麼,但他們把問題歸結到了猶太人身上,對實行的全面的種族歧視(血統、文化、經濟、政治),並在最後用「final solution」將他們一網打盡,趕盡殺絕。
香港這次運動體現的不光是政治上的反中,然後以自治和自由民主等光鮮的口號包裝起來,但實際上,在以年輕人為主體的一線和基層,明確表現出本土主義、族群主義、民族主義、權威主義。我之前多次寫文章從不同角度說過,他們把「自由民主」內化到了自己的身份認同上。所以,維護香港人=維護自由民主;歧視大陸人=反對專制。(這個兩元對立大家可以繼續寫下去)。
這是非常典型的種族主義,就是把一些負面特徵內化到對方所在的族群/群體上:只要對方在肉體或成長環境上隸屬於這個群體,那麼就會自動符合這些負面特徵。(解決辦法是「土生土長」)。這種種族主義可以歸結到“文化種族主義”這個大框裡。“香港人”的優越包括了對自由民主能夠天生理解認同,良好的法治意識、公民意識、公民秩序等,同時相對西方人更劣,但相對大陸人更加優越(高等華人)。這個相對位置非常重要,是一個根本要素。這些素質、地位都可以內化到香港人的血液裡。他們不用學習,因為土生土長,所以在這些質素上可以天然高於大陸人。
港人追求自治不僅僅是一個族群自治的問題,而且是大陸人所不能理解的,因為後者更加「低等」。
香港的自治不是單純意義的自治或脫離(譬如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蘇格蘭脫離英格蘭),也不是說我是我你是你我素來和你沒關係(加泰羅尼亞對西班牙),而是一個否定,我的自治蘊含著對你(大陸)的全方位否定。我不可能是你,你不要把我變成你。
激進本土派對大陸制度的恐懼似乎可以化作對大陸人的恐懼的——猶如1930年代日爾曼人對猶太人的恐懼。要指出的是,日爾曼人對猶太人有文化和制度種族主義歧視,認為猶太人的文化會污染、腐朽德國和西方社會運轉的高等方式,最後破壞德國社會。
這就是香港人的運動。這才是本人對運動最反感的地方。所以黑衣人就是一群暴徒——參照物是納粹的灰衫軍和美國的3K黨。這種極右翼政治在西方政治話語體系下也是非常低等、落後、愚昧,主流知識份子和政客不想與其發生任何聯繫的東西。
這顯然還是與西方樣式的「民主」、「自由」口號存在衝突的。在任何一個有理論驅動、有組織、具備自省能力特別是「上進」、願意「提升」自己的社會運動裡,這種行為與價值觀的自我矛盾和衝突是必須要解決的。你不能在追求「自由」、「民主」的口號時做著傷害他人自由和基本福祉甚至存在的事情,而且更不能去系統性的針對某個族群從事這種事情,因為這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
西方對民粹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比較反感有幾個原因,
一是因為這種主義和思維在近代西方裡產生了法西斯/納粹,對文明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傷害。第二,它也是國內種族歧視和種族矛盾的根源。西方文明對此已經做過很多反省。即便不能根除,也已經能夠把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歧視納入政治正確;
二個是這種主義和西方從康得以降尊重個人的自由主義理念是根本矛盾的。「人生來平等」怎麼能和屠殺印第安人、擁有黑奴劃上等號呢?這會造成極大的理論與認知不協調。(歷史上他們曾經試圖用科學種族主義來論證這一點,但最終在歷史的潮流面前不可維續。西方文明經過不斷的自省,終於完成了理論的自洽。
三是伴隨全球政治經濟的朝多極化、多元化方向發展,種族主義是不利於你和其他民族種族打交道的。所以就要從理論上徹底根除這種歧視,把它從你的文化基因裡排除出去。這個我舉一個例子大家秒懂。如果你歧視黑人的話,就不能真正獲得非洲人的尊重,不能在長久維持你的非洲戰略。至少在21世紀裡是這樣的。所以,必須通過教育,根除我們對黑人的偏見。在當代西方,不光是處理對外關係,而且還要處理對內關係,因為主要西方國家都發展成為多民族多文化的國家,不去除種族主義和狹隘族群主義,社會就很難維繫、運轉。
當然還有四,四是因為這種樸素的族群主義往往是民粹的,其自廣泛的接受者往往是中低層。德國小混混為什麼要毆打猶太人(往往是社會精英),因為前者除了種族優越感外一無是處。對於他們來說,只能找到外在的質素(我因為屬於一個群體而自帶的素質),但沒有內在的素質(我通過努力學習和工作為我自己獲得的)。外在素質就是支撐自己、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為自己帶來優越感的必要因素。發動排外的民粹運動,就是讓中低層人相信他們具備天生的(外在)質素。收過高等教育的人士,特別是是知識份子當然會非常警惕、懷疑這種思維。西方過去一百年也經歷大量政治運動,而且實際上政治話語比東方要更複雜。政治話語最後還是掌握在精英手裡。在常年的PK下,種族主義及狹隘的族群主義被精英壓倒了鄙視鏈裡的最底層。
這種政治正確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西方人看到本土主義、族群歧視、極右翼都會非常警惕,明白其背後的利害。
這種觀念目前看來在香港完全的不存在。我發現他們對這些主義的基礎意識都沒有。像連登這種全部是種族主義和仇恨資訊的網站(hate speech)在美國和西方國家會被直接封禁。就算不能封禁,政府、政客和主流知識份子也會大加譴責。但在香港,一個青年可以堂而皇之地在電視節目上向特首推介這個網頁。簡直是讓人震驚。
就何談創建政治正確去抵制這種主義了。
挖開表層,馬上可以發現香港就是一個嚴格遵守全球種族及文明鄙視鏈,充滿各種歧視,政治上原始(primitive)和反動(reactionary)的傳統東方社會。
三、香港政治話語非常的落後
除了缺乏自省和自律外,值得深思的一條就是,香港政治話語還特別的貧瘠、落後、缺乏想像力,不能呼應時代。
這個時代就是:
1、經濟制度上批評laissez-faire、「積極不干預」,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義,而轉型至左或中左(甚至包括美國)。這是西方過去用一百多年時間,無數的社會運動和改良完成的
2、政治制度上開始對國家層面的代議民主的運作提出懷疑和批評。這集中發生在過去十餘年,並在過去幾年Trump上臺、英國退歐、西歐右翼崛起,新聞及社交媒體的負面政治作用越來越明顯後出現爆發
3、懷疑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論。這個主要是911恐怖襲擊、全球伊斯蘭興起後開始出現的,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文明的衝突”論,然後是中國的崛起
但香港仍然保存著一個半世紀之前的「原始資本主義」,變成了發達經濟體中的活化石(「自由經濟的最後一個燈塔」)。這和反對派們表達的政治訴求的「落後」也是呼應,對稱的。他們還在追求一個當代史以前的「靈丹妙藥」——自由市場(neo-liberalism economics)+ liberal democracy 。並認為這個組合一定比大陸更加優越。原因是第一,政治理論和想像力非常匱乏;二,認為這是西方來的東西,怎麼可能不比你大陸高等;三,我是高等華人,就配得到這些東西。(本土主義、香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
四、對香港的運動要「降維理解」
我們跟蹤香港事情已經幾個月,從社會科學和歷史學研究學習的角度,收穫應該是很大的。有的現象一開始我們看不太明白,譬如為什麼如此仇警?為什麼不提民生問題?為什麼訴諸暴力同時不割席?為什麼對各種過度的暴力行為,特別是傷害個人的行為不進行譴責?為什麼整個運動似乎沒有自律、自省?如何調節他們口號與實際行動中的巨大矛盾?為什麼香港似乎缺乏一些現代法治和公民社會必備的要素?為什麼香港一夜之間可以從一個看似法治平和的世界變成這樣?諸如此類,帶給觀察者大量的問號(?????)
但我們發現,其實是可以看明白的。
我現在的心得是:「降維理解」。只要降維,就能理解反對派中的絕大多數,一定要把表面的宏大敘事全部剝去,一定不用在探究全球政治的發展的語境下理解香港,不用探究西方及發達經濟體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演變(籍此來position香港),不用去深究反對派崇尚的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程式正義、政治正確等問題,因為越深究,越涉及理論和原則,會越覺得莫名其妙,覺得香港是一個怪胎。
所以到頭發現,其實香港人對政治是非常陌生的。而且對理論的東西很陌生。這畢竟就是一個重商主義的南方市民社會(而且有很多的小市民)。他們沒有理論的薰陶、支持和指導。他們有的只有情緒,而且又非常偏執、反智,作為一個集體似乎缺乏自省性。但總體來說,非常缺乏理論高度和歷史觀。
對自己的問題,對內地的問題,對全球的問題看不清楚。說的直白一點,縱向不瞭解歷史,橫向既不瞭解中國內地,也不瞭解西方世界及更廣泛的全球。知道的都是最表面的。
所以,對香港要還原本來面目。要「降維理解」,這包括:
1)「降維理解」具體的運動參與者:
要從一個關注理論、道義和理想的觀察者,一個社會觀察家,徹底變成凡人,去和本地人「促膝交談」,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才可能剝掉外表還原真相。
2)「降維理解」香港的政治經濟建制:
香港的制度其實是非常落後的,不是什麼先進制度,正在遭遇全球化危機,但又拿不出什麼好的政治話語作為武器,搞來搞去就是搞脫中。要看到,香港的政治話語和對政治道路政治想像的單一和貧瘠本身就是有非常深刻的歷史原因的,也不能責怪到個體身上。他們的思想——能想到什麼,想不到什麼——是整個大時代的產物。這個以後再討論。
其實,歷史上很多社會運動也是組織起來,並獲得成功的。不是每一個運動都有嚴密的理論、精密的組織以及意識形態的自洽的。很多運動只是在獲得成功之後,對自己重新包裝和昇華。
代議民主 特徵 在 羅智強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中時社論-誰有能力打破弱政府困境
陳長文曾以「受縛的神龍」比喻效能低落的政府。他把政治權力比喻為一隻神龍,強大力量既能為善也能為惡。因此,人們一方面向神龍祈求他為善,另一方面也對神龍不放心,不斷地在神龍的身上施加鎖鍊,限制他的神力。當鎖鍊一道道加上後,神龍為惡的力量縮小了,但動彈不得的神龍也失去了為善的力量。
這個寓言指出台灣政府快速弱化的殘酷現實。以10月世界競爭力論壇公布的競爭力排名來看,台灣倒退一名,其中拖累整體表現的三大項目,其中兩項就是政策不穩定與政府效能不彰。
政府效能是國家發展的核心引擎,一旦政府失能,國家就只能陷入停滯甚至倒退。政府格局若不能改變,政府效能如果不能夠獲得根本性、結構性改善,無論朱立倫或蔡英文當選總統,都只能繼續當一隻做不了事的受縛神龍,台灣經濟就會繼續沉淪,企業競爭力愈來愈低,22K薪資魔咒也難以擺脫。因此,本系列社論的最後,我們要請蔡英文與朱立倫告訴選民,如果當選,要如何打破「弱政府」困境?為台灣打造一個不濫權但有效能的「強政府」?
正確的探究病因,才能對症的開出處方。也就是要全面、重新的檢視政府權力的衡平性。不妨從美國政治學教授法蘭西斯‧福山的社會良序三要素:強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來檢視台灣的政治環境與社會現狀。
這三要素,台灣顯然都出現了很大的問題。雖然福山把強政府放在第一位,但在這裡,我們不妨倒過來看。先論民主問責,權力分立是現代民主國家的重要特徵,但權力分力的目的是節制濫權,而不是癱瘓行政,這就需要不同的分權部門,可以確實的各司其職,不逾本分的發揮功能,這就需要充分的民主問責。
然而,在台灣,各權力部門民主問責的運作顯然不佳,以立法權為例,立法權原是規則的制定者,但一方面國會長期不彰的議事效能與長期不破的密室分贓,使得代議民主的原意不能落實;另一方面各為己利的立法委員,又頻頻越界干預行政權與政策執行,成為不需負責的「權力影武者」,惡性綁架行政、拖垮行政效能。這一點,需要包括打破密室協商在內的強力國會改革,才有可能讓民主問責回到常軌。但不管是朱立倫與蔡英文,卻都只是煙火施放式的,把國會改革當做耶誕裝飾般的進步口號,在王金平與柯建銘一番淺碟叫陣,最後還是喊過即丟、船過水無痕。
其他的權力部門,如有第四權之稱的新聞媒體,雖然在節制濫權上扮演重要角色,但部分媒體品質參差、求證不實、甚至淪為打手的現象,不能否認,也是造成民主品質低落、行政效能不彰的原因。
再看法治,從太陽花學運到反課綱學生對政府的衝撞;頂新案無罪判決,最不該也最沒有資格批評司法個案的政治人物,卻跟著民眾憤怒痛批司法,這些都可以看到台灣法治精神不足的隱憂。台灣是法治國家,法治不僅是保障人民權利的最重要防線,也是讓人民行事、政府作為有標準可據的指南針,法治的破壞,將全面的造成人民、團體與政府的無所適從,使得從事公務的政府人員更加深「不做不錯」的消極性。法治觀念不彰,這也是台灣「弱政府」形成的重要因素。
民主問責與法治的落實,才能為「強政府」奠下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領導人一方面必須要有不畏民粹的勇氣,一方面又要有建立民信的能力。這是一個困難的藝術,卻是蔡英文與朱立倫總統參選人的必修學分。可惜的是,面對殘破的弱政府,對於如何重建政府效能?蔡朱二人在這方面的論述都可謂交了白卷。而蔡英文過去聲援學生占領官署的作法,更是為未來反對者衝撞政府提供了正當性,成為重建政府效能的反面素材。
政府效能的重建,台灣困局的逆轉,國家領導人的角色固然關鍵,但必須說,人民也應把這兩大功課視為自己的責任。領導人沒魄力重振政府效能,台灣就難有前進的動能;如果人民觀念沒改,不能尊重法治,不能實踐民主問責,並同時給政府做事空間的話,換哪一黨執政都沒用,強政府無以立,弱政府繼續爛,台灣這條龍就註定只能續困淺灘,國家繼續向下沉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213000326-26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