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們已經進攻現場了！
再半小時，我們準時開播喔喔喔喔喔！
開始前，可以看一下顏訥的推薦～
＃今晚九點終戰那一天來上作家事
阿公沒有跟我說他當過日本兵的故事。
我的阿公已經死了。
後來阿公當過日本兵的故事，是在爸爸追想寫下的版本讀到的。
我沒辦法問阿公當一個台籍日本兵在終戰那一天，是否為了能回家而欣慶，戰爭終於結束了，他理解自己為何而戰？為何而戰了嗎？終戰那一天，新不列顛群島上的台灣少年，是否也有我是日本人呢還是中國人的錯亂？
我當然沒有辦法問阿公，因為我的阿公已經死了。事實上，阿公活著的時候，我也很少跟他說話，因為我的台語說的坑坑巴巴，我還沒有意識到學習阿公說的語言所需要的時間，會比阿公所剩時間還長。
「有一種戰爭的故事，隔斷於一個世代的台灣。」
「終戰那一天起，他們竟然整個世代沈默不語。他們從日本時代進入戰爭之時，有人還寄情未來的理想、甚至期盼世界的和平；但離開戰場之際，出口的卻是中華民國，肉體在戰場的苦最好遺忘，因為說出來恐怕更痛。」蘇碩斌老師在《終戰那一天〉的序論裡寫下他與作者群重返戰場的理由。
我的阿公當然不會希望自己重返戰場。不得不加入軍隊的他，對於「我是誰？」的問題，是用什麼單位去思考呢？民族？國家？海線小村莊？如果沒有投入戰爭的理想，他找的到重述那場戰爭的語言嗎？
我不知道，或許他在夢裡回去過，那艘被美軍炸爛的船，落水，被運送到熱帶的島嶼。我畢竟不能確定，因為我的阿公很少講話，關於戰爭，他從來不曾對我們提。戰場回歸的老人把時間用完了，《終戰那一天》裡的台灣少年少女們則揣著各自的理想，準備上戰場。
「病菌之前人人平等」，小馬寫前線的台籍醫者與看護婦。 但戰爭裡人人不一定平等，如果說戰爭片大都把醫院拍成了發出聖光的堡壘，傷病者只要有被送到醫院的機會，那就是一部戰爭片完結的前奏。 但是，小馬寫，「性與病的恥辱，竟仍有階級之分」，事實上，性病在戰地醫院裡是衛生兵羞辱、懲罰一般士兵最鋒利的武器，尉官以上的病患，才有疾病保密的權利。那是醫院裡的戰場，那是醫生也治不了的病。
戰爭終於結束。
在整個島似乎都歡騰著回歸中國的氣氛裡，台籍作曲家呂泉生「心底卻有點難過著帝國的失敗」。琬琳寫日治台灣音樂家們的遭遇，將紛雜的線頭佈置清楚。關於戰爭的結尾，也就像終戰那一週日本「幹部校部隊」一遍又一遍唱著呂泉生為他們作的遲來的隊歌，歌畢，部隊解散。有時差的歌聲，唱的是什麼歌詞，戰後受日本教育的這一代，則花了太長時間重新譜曲。
一場戰爭結束，另一場戰爭才能開始。
戰爭裡只容得下國家對國家。如果你要革的命被戰爭的主旋律落下了，那你就不是革命家，你只是唱走音的小丑。周聖凱從左翼入手，國族之外，階級的戰爭該怎麼擺進戰場上？戰爭結束後，那些想像靠近日本就能靠近世界的台籍青年們，帶著為改變人類處境而培養的理想與智識回來，周聖凱形容，那是他們準備要愛的時代，「他們都以為將是一個他們準備要愛的時代，日本帝國走了，時代的舞台就會是他們的。沒有人洞見的是，時代可以如此之長，也可以如此之短。」我們知道，那些愛都將被辜負。戰爭之外的戰爭該被重新訴說，關於「台灣民族意識」如何在裂縫中長起來。
在那個彷彿真空，彷彿有最大包容，彷彿一切都有希望的時間段裡，各路人聚流在這個真空裡，尋找重構社會，實現理想的機會。台灣同時兼具戰敗國與戰勝國身份，國民黨政府接管過程中，台灣人有沒有介入的權力？有沒有形成有效的政治參與？
我在《終戰那一天〉九篇終戰故事裡，好像一遍又一遍看到載著阿公的那艘船被擊沈。我在那些殘骸裡，一遍又一遍打撈漂在海面上的少年阿公。
關於戰爭，阿公終究什麼都沒說過。他的時間用完了，我們的還沒。
「只能想像著或許他還是一個未滿十八歲的少年，從高雄港坐著日本軍艦，正要被送到太平洋上某一個陌生的島嶼；他知道那會是死亡的邊緣嗎？或許他正跳入一條散落著斷腿殘臂的壕溝，躲避美軍飛機的空襲。東條伍長以日語呼喝著：『不要怕，不要怕！』他已經知道自己正在死亡邊緣了吧！或許他戰後剛歷劫歸來，不久卻又陷落在二二八事件的硝煙中。夜色如墨的村庄，不斷響動著急亂的腳步聲，交射著手電筒的光柱，以及讓人裂心破膽的敲門聲。虎狼也似的軍隊正搜捕他們所認定的叛亂份子。坤仔是父親的伙伴，剛歡喜著可以不再當日本軍伕了，卻又被祖國認定為叛亂分子。他就躲在這村庄裡，父親知道的地方。那麼，他們也知道這同樣是一個死亡的邊緣嗎？」-----顏崑陽〈想像父親在死亡的邊緣〉
（圖片是最近在看的超鏘美劇「生活大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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