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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歲慘淪疫苗孤兒！ＢＮＴ、高端都沒份　網怒：１９歲的命不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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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到２０歲疫苗荒 綠委也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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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到２０歲也應同步先打』　英系１１立委幫１９歲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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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打莫德納還要ＢＮＴ？李艷秋怒批：第二類怎麼老是打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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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歲被放生成疫苗孤兒 低能卡大學生不忍了：蔡英文出來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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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８歲優先打ＢＮＴ 家長急死灌爆臉書為『這群人』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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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給一到十類人，一堆人青壯年第一劑還沒打到，不是說要先普及第一劑的比例嗎？」、「不是說從高齡開始往下打，結果一堆人莫名其妙就可以優先施打，１９～３６歲要等到什麼時候」、「７、８年級生真的很邊緣欸」，「之前疫苗缺貨我忍了，整天罵雙北我也忍，３＋１１還忍得住，現在疫苗沒得打我忍不了，我們是被拋棄就對了」、「投票我們投，稅我們繳，然後被１２到１８歲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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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了，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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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不只民也刁，統媒亂，甚至連一票綠委，也在耍白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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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歲打不到疫苗，是疫苗孤兒，完全就是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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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歲是不可能成為疫苗孤兒的，何解？首先，全世界都是依著年齡排序向下打，如果１９歲是疫苗孤兒，那全世界四處都是疫苗孤兒，依照年齡向下打的科學根據是，年紀越高者，越容易受到感染，年紀輕的，免疫力越強，重症率低，所以，按著年齡順序向下施打，這是專業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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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端，ＡＺ、莫德納，１８歲以上都有開放勾選，甚至ＢＮＴ剩餘８０萬劑，也能選，無論你是哪個年齡層，遲早都會打到，不會淪為疫苗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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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恐怕已經有不少１９歲的人施打疫苗了，如你屬於第九類，是高風險疾病患者，你可能早就排到了，在過去，有２２歲女大生因氣喘而打到疫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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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打到疫苗，未來也會排到，並沒有不讓你勾選，那「疫苗孤兒」這種說法，根本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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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屬於１２年國民教育，國小到高中階段，是強迫入學的（當然根據憲法義務教育應是６年），換言之，並不是人人都會上大學，１９歲，也未必都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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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因為ＢＮＴ依據研究，可以打到１２歲，如果是以學生作為需求，那麼，強迫入學的階段，打疫苗的必要性較高，相較於大學，義務教育階段的校園是較為封閉的，就學時段，你幾乎不可能離開學校，就等於關在裡面，無論是中午吃便當，還是早自修，午睡，晚自習，乃或是社團活動，你都得在學校裡，他等於是一個小型的社會，更遑論翹課還是選修．校園圈封閉，長時間群聚，換言之，一個人感染可能全部人都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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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大學生活圈則較廣闊，我們不會把一間大學跟一間小學相比，說他們有相同的感染率，光校地面積就不成正比，或將一個小學生跟大學生相比，他們防疫知識和防護自己的能力是一樣的．在ＢＮＴ研究兒童年齡層的結果出來以前，他們才是真正的疫苗孤兒，直到現在，他們一劑都沒打到，我只看見，當小孩子終於可以被打疫苗的時候，一群人突然自稱自己是疫苗孤兒，實在令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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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歲就算了，有多少人假裝自己是１９歲，在那邊炒糖吃？因為自己還沒打到，所以借題發揮？看到小孩子，應該保護的族群，好不容易可以打到疫苗，一群人突然變成井上喜久子，每個都在喊我１９歲，不公平，我也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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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應該是泛年齡層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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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相對剝奪感，就是尋求公平的假象，如果你仔細拆解他們的說法，發現每個邏輯都是矛盾的，而若要滿足每個人的需求，會發現那才是真正的不公正．一張嘴有人說要往東，有人說要往西，都想著自己的利益為優先，其實走的目的地根本不相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不過看起來一樣的東西，就是我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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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抱怨、杯葛，讓他們看起來很一致，所以「１９歲」看起來就像他們共同的訴求，其實仔細看，多少人是在自我打臉，互相講屁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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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罵，指揮中心為何不照年齡施打，為何要讓其他人插隊？另一群人則說，為何我２６歲登記了到現在還打不到？然後是英系立委（自稱）聲明，主張應該讓１８歲到２０歲的年輕朋友也能同步優先預約接種，講白了，這些就是在插隊，爭取「優先」，當你一個年齡層搶先了以後，就會動搖到其他年齡層，照年齡層排序的原意就喪失了，今天讓１９歲、２０歲也「優先」好了，就會動搖到３０歲人的權益，不是把７、８年級都炒成一盤孤兒，問題就解決了，７０年次到８０年次，就是３０歲～４０歲，加上２０歲要先打，等於橫跨２０年齡層的間距，大家都優先，就等於大家都沒優先，這些年齡層的權益，也根本是互相牴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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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１９歲優先，７、８年級的順序就會被排擠，更難打到疫苗，我不知道這些人是在喊什麼燒？為啥要一邊喊和自己訴求相反的東西？７、８年級是１９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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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說從高齡開始往下打，結果一堆人莫名其妙就可以優先施打，１９～３６歲要等到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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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網友意見就更奇妙了，可以說是一種悖論的總和，我相信這人應該是３６歲，硬要把自己跟１９歲掛在一起，大家一起上車．高齡往下打，就是１９～３６歲照排序輪流等，１２～１８歲優先打不是莫名其妙，而是一開始根本沒有他們打疫苗的份，連選都沒得選，現在有單獨適合他們的疫苗，還有家長的需求，更重要的，她們未成年，是更需要保護的對象，我不知道「他們可以我也要」，這種前運思期的邏輯是怎麼來的，如果因為這種理由，所以優先施打，這才是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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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歲納入１２～１８歲打ＢＮＴ疫苗，也無不可，但要注意這也是「學生防疫需求」的延伸，不是什麼「疫苗孤兒」，前者是合理的，後者叫做政治炒作，所以才會一堆打不到的也以為自己是孤兒，以為自己１９歲．在這邊還要界定的是，大學教育，相較於半強迫的義務教育，是較有彈性的，而且並非必要性，所以很多大學可以自己延遲開學，而國小國中多半統一跟隨國家政策，兩者以教育的急迫性而言，也不可相比擬，教育方法也完全不同，大學遠距教學，分組實驗，小組討論，寫論文報告，甚至沒有老師，也可以獨力完成．小學生則必須要有老師帶領，疫情期間，大學生遠距教學，自主學習較為容易，小學生遠距教學，進度和老師監督，制訂作業等等，較為不容易，不如問問，大學生見到自己導師一個禮拜有幾次？小學生可是天天要跟導師打小報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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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習急迫性來講，７０幾歲還可以讀大學，小六年齡多幾歲，便算晚學了，他們的語言／數理，都在發展階段的關鍵期間，錯過關鍵期間學習就困難了，甚至成為發展性學習障礙，沒讀大學，還可找到工作，小學沒畢業，根本不能在社會上立足，甚至家長還會被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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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瑞典來說，在疫情期間，他們關閉大學／高中，小學生／國中生卻一定要入學，原因在此，真的不要哪壺不開提哪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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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１９歲早就有人選擇工作了，而不是上大學，這就要以一般社會人士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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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某些綠委，不管你是英系（自稱）還是正國會，老話一句，沒有政策辯護能力，也不用火上加油，別人都要蔡英文出來面對了，你英系還在為１９歲請命，這英系不知道怎麼當的．請正確的分析民意，而不是像個草枝擺，與其在那邊跟國民黨炒作１９歲，不如試著理解國民黨一流在幹些什麼－李艷秋說「好不容易扣除學生之後，還有剩下８０萬劑ＢＮＴ疫苗，卻又是從一、二、三類開始施打....第二類人就已優先施打過了，麻煩指揮中心公布這批人到底是誰？怎麼老打不夠？這次又要膨脹多少人來跟老百姓搶Ｂ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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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這秋是怎麼乘著１９歲的浪潮在那邊胡亂質疑的，不過他講到一個重點，１９歲如果納入，８０萬ＢＮＴ一般人恐怕就沒得打了，如果你真的那麼想讓年輕人優先，或許先想想如何抵制老屁股在放屁，到時８０萬ＢＮＴ學生打光了，這群人的矛頭又會指向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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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那邊跟著搖旗吶喊，只會讓人想到，別人在忙著維護防疫的信度，而你們自己卻在忙著選舉，別人在救火，你在騙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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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著自己之前，麻煩考慮到公眾利益，每個人都只想拿走自己的部分，然後反對的代價由別人承擔，你多拿了必然有人減少，你搶先了必然會使其他人落後，沒有那種大家一起贏，大家一起先，這種直覺式的思考，恐怕連小孩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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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公共議題，不是這樣談的，若真想爭取自己的利益，最好的方法應該是試著說服其他人，被削弱福祉的人怎麼辦？被破壞的規則又如何？今天說的是１２－１８歲優先，而不是你們不能打，而他們優先，有十足的正當性和理由，他們這個族群，打過疫苗的人一個都沒有，說白了，１９歲以上者，依舊可以登記，但他們不想照順序排，認為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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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因為１２－１８歲優先，才會產生所謂相對剝奪感，原本順序的平衡，好像傾斜了，人人勾起了自己也想打的慾望，想到了自己還打不到的窘境，藉由１９歲的議題進行宣洩，那麼，把１２－１８歲取消，這樣問題就解決了嗎？恐怕１８歲以下永遠等不到可以打疫苗，唯一可以打得又照排序被前面的大人打完了，他們變成真正的最後一名，然後他們都未成年，這，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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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大學生活動力最強、社交活動最多，容易跨縣市，這也挺有趣的，真要說的話，小學生、國中生，都還沒獨立自主，每個人上完學都得回家，不更容易造成家戶感染嗎？現在台灣疫情情況，究竟是家戶感染嚴重，還是所謂跨縣市感染嚴重？一個一般成年人，四處去旅遊，享受暑假自我解封的快感，這沒有跨縣市和活動力最強的危險性嗎？獅子王不是年輕人，他的社交活動又如何呢？超級傳播者的年齡分布又是怎樣？死亡率最高是哪個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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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喊著１９歲是疫苗孤兒，又痛罵１２～１８歲的人插隊，當真是在為年輕人著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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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說的話，神父會這麼說，不用急，照著順序排，大家一定都打得到，ＢＲＯＴＨＥＲ．

＃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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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同意台灣在其首都開設「台灣代表處」，這是台灣第一個設立「台灣」為名代表處所在的國家，特別是，是在與中國建交的邦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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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消息對於台灣人來說，應該是一個震撼彈，在代表過往「兩個中國」的框架被突破，也代表台灣從「漢賊不兩立」的外交衝突中跳脫，有你就沒有我，然後儘管有任何外交突破，也必須冠以「中華」、「ＲＯＣ」相關的東西，仍然不脫中國的掌握，過往，中國像切香腸一樣的以斷台灣邦交國的手法，作為懲戒，形塑國內政治壓力，而台灣只有單方面被壓迫的份，除了被壓迫，本土政權還必須被國內的華腦責備，馬英九時期我們的邦交國有多少等等，或者國內的知識份子，強調國家少了邦交國有多麼危險與孤立等等，這都使得我們某種程度必須陷入強暴者的邏輯當中－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只能承受，華腦人所奉行的「修昔底德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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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趣了，是台灣鬆動了中國的邦交國，台灣何德何能，哪來的金錢，拿來的拳頭比人大？無，價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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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聽過一種說法，我有點忘了，大致上是，當台灣進行民主選舉的時候，中國把台灣的許多邦交國代表，都召入北京，當台灣選出本土派政權的時候，就準備斷交，給台灣難看，最後，親中派贏得了選舉，北京很滿意，於是叫這些台灣邦交國們，可以回去了，不管真實與否，這不難想像，台灣悲哀的國際處境，似乎無論是朋友或者敵人，都掌握在對方手中，形成了一種思維缺陷，兩邊都被掐死，怎麼走，也走不出去，我們依靠一些小島國們，為我們發聲，我們不能沒有他們，另一方面，我們的政府又被民間勢力責難，說撒錢給這些國家是浪費錢，每一次交流都要被審視是不是有秘密經費，挹注給這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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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這些小國與台灣建交，背後是美國暗助，但顯然，相較於中國的銀彈攻勢而言，美國也無法完全提供台灣本身無法與中國競逐邦交國的「保護費」，這不代表那些熱血沸騰為台灣發聲的小國無關緊要，而確實是有巴拿馬這樣的例子，儘管是親美，但是礙於中國企業將投資建造巴拿馬運河第四條大橋，以及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經濟利益，仍然屈從於金錢外交，選擇和台灣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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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建交，就必須和中華斷交」，這是典型的「中華（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框架，蔡英文２０１６年才訪問過巴拿馬，２０１８年就被斷交，更顯現出台灣被中華代理的不可靠性，在這個中華框架裡，蔡英文簽下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ＲＯＣ），就被獎萬安以及國民黨一夥人，與中國環球時報同聲一氣譴責，說是搞「法理台獨」，蔣萬安稱蔡英文署名非常不洽當，應該要使用台灣的正式國名中華民國（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ａｉｗａｎ放後面，不可以顛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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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斷交的時候，這一群華腦不譴責中國，反而繼續譴責台灣總統無能，搞台獨，這顯示，台灣靠著台灣的影響力，站上國際舞台，仍然必須被中華代理，而台灣只能是個地名，低等的存在，當台灣被霸凌以後，再由一群中華人攻擊，成功的時候，你只能像個小媳婦，榮耀由灰姑娘的姊妹們享有，失敗的時候，你像個奴僕，被後母和後母姊妹們痛罵，怎麼不把王子找回來給我們，而明明，從頭到尾，貢獻心力，無論是掃地還是準備好舞鞋，華衣，尋找機會，都是由灰姑娘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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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外交困境是，我們被兩個中華所霸凌者，一個在內，扼住你的咽喉，一個在外，直接施與鞭子，兩個人藉由剝削台灣，滿足自身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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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當年能做的反應是，召回與台灣斷交國的大使，而那時，也正是美中貿易戰開始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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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趣的是，要召回大使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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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立陶宛同意台灣設立「台灣代表處」，立陶宛表示「決心與台灣發展互惠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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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華腦人這麼說著，「立陶宛要好人做到底，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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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立陶宛用「台灣」，不夠好，要用「中華」才是為台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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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灰姑娘陷阱，神父猶不能接受的是，這些華腦，在台灣試圖爭取外交關係的同時，不斷的進行意識形態檢查，不出一分力，在後頭扯後腿，還要像個家長一樣規定你應該叫什麼，不能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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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被打壓的時候，華腦人不幫忙就算了，偕同加害者一同霸凌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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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得到好處，又搶在台灣前頭，說應該要叫「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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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群蠹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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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將立陶宛挺台的舉動，比喻為一種戀愛關係，在神父來看，比較是一種前輩對晚輩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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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認同是至高無上的，神父很遺憾，似乎很少人對立陶宛有更多的認識，提到他們「獨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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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知道立陶宛「獨立」的歷史，你會知道，這個伸出援手的人，是多麼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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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是波羅的海三小國，第一個發表獨立宣言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宣布更改國歌、國旗，最早脫離榔頭與鐮刀旗幟的國度（反觀台灣ㄎㄎ），而這個過程也是非常戲劇性的，當愛沙尼亞宣告主權以後，立陶宛並沒有跟進，為了安撫民眾，他們於是改國歌和國旗，但也因此這樣導致了兩面不是人，新的國旗讓境內俄羅斯人不滿，而沒有宣告主權，則導致了立陶宛人不滿，所以，立陶宛來個更直接的，宣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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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的獨立過程也發生了名實之辯，他們首先將最高蘇維埃會議改名為「最高會議」，接著，選出薩由季斯團體作為主席，然後開始宣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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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由季斯是一個特殊的團體，說實在，你看他的倡議很容易想到台灣，他是一個提倡反核、保護環境的左派團體，也是主張恢復母語、實行轉型正義，揭發史達林時期的真相、公開德蘇密約，取得對共和國經濟權更多控制的右派團體，你可以從中可以看出與台灣的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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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如此，立陶宛甚至是全世界最早實施女性投票權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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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獨立後，立陶宛遭到了蘇聯的報復，不只斷水、斷電，更斷石油，還實施經濟制裁，這導致立陶宛的工廠因缺乏原料和動力被迫停工，照理說，這時應該有一群華國人跳出來喊拚經濟、顧肚子，發大財，然後反台獨－但立陶宛人的意志十分堅決，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聰明的腦袋，以及極高的合作意識，他們不會為這些被境外勢力煽動的話語所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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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大搞反封鎖基金，然後從其他國家偷偷進口能源，沒有俄羅斯，還有烏克蘭，更諷刺的是，立陶宛乾脆就跟蘇聯在立陶宛的駐軍購買，蘇聯制裁了立陶宛卻彷彿在制裁自己，正如神父所說，經濟貿易絕非單方面的贈與或影響，那只適用在跪中的華國人身上，正常的經濟模型，你制裁與你經濟往來密切的國家，自身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蘇聯對立陶宛實施經濟封鎖，結果自身依賴立陶宛的部分也斷絕，造成龐大損失，這使得制裁立陶宛的舉措變得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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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蘇聯的坦克開進了立陶宛，立陶宛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蘇聯認為，可以靠立陶宛的內奸發起兵變，還有經濟不佳，一舉推發他們獨立的政府，所以他們先叫一群在立陶宛的俄羅斯人進攻國會，沒想到，立陶宛的人們組成了人盾，全境的國民自發自發聚集，守衛最高會議大樓、廣播電台、電視塔、主要電話局，多達５萬人，現在的立陶宛人口數也不過２９２萬而已，這就如同一個台北市號召５萬人上去擋坦克，蘇聯軍對民眾開炮，有趣的是，竟有一部分蘇聯軍隊倒戈反而對蘇聯軍隊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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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蘇聯軍有一名軍官要求部下不要出去，他說，我們是要捍衛國家安全，不是與平民作戰，蘇聯也認知到，這些駐軍在立陶宛的軍人，根本不能相信，他們與立陶宛人已經產生了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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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人開始在黑夜裡唱歌，這就是著名的「歌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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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中國有一名坦克人，喚起了大家對中國民主化的希望，或者，當作中國人曾經追求自由民主的證明，立陶宛有１４個坦克人，而且都被坦克輾過去－當蘇聯開著坦克，想要攻佔電視塔，在沒有網路的時代，那就是抗爭者的生命線，一群人高舉雙手，揮舞著立陶宛國旗，擋在坦克前面，然後有１４個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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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成功地守住電視塔，讓立陶宛的聲音傳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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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世界各國都震怒了，就連與立陶宛是世仇的波蘭也看不下去，紛紛譴責蘇聯的行為，因為他們看見了電視塔播出去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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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奇異的景象，蘇聯控制了立陶宛大街小巷，但是立陶宛獨立政府仍然持續運作，他們佔領，卻彷彿是想離開的人，因為周遭國家的人民開始聲援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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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甚至還舉行了獨立公投，在坦克的環伺與蘇聯軍隊的瞪視下，９３.２４％的投票者贊成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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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先宣布獨立，然後舉行獨立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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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蘇聯發生８１９事件，被迫撤兵，有人說，俄羅斯在立陶宛做的種種舉措，是壓垮帝國，使之解體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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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獨立史，可以說是近代獨派的教科書，那發生在什麼時候？不過１９９１年的事，那時，台灣正在搞野百合學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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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被坦克輾過的１４人，最後成為了立陶宛街道的名字，相反，台灣至今仍然一堆中正／中山／中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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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就連在學校裡師生投票命名南榕廣場，都被校方以具政治意涵／不中立，加以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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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鄭南榕是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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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立陶宛那１４人也是恐怖份子了，因為，當初蘇聯就是這麼說的，他們說，因為立陶宛人不聽勸告，跑到坦克前面，攻佔塔台，所以他們是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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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台灣的民主路上少了什麼，我會說，是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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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此時的中華民國台灣，欠缺了什麼，我會說，是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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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欠缺正義，所以才導致加害者與被害者顛倒，因為少了獨立，所以才讓一些害怕強暴的人，轉而手指著獨立自主的人是激進的，要為自己受的傷害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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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服膺強暴者，歸謬幫助者的自私－這是一種遷怒，你們為何不體諒我消失自己與他人的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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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避罰服從取向－我不是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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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對自己說謊的人實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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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什麼，美國不支持獨立，是因為台灣獨立後會倒向中共，這樣子自欺欺人的謊言，因為不想而不願，所以扭曲，因為災難性的想像，所以把自己的害怕解釋成是勇敢而且睿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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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不會解釋香港，會因為反送中後而倒向中國，所以不應該反送中－應該要贊成送中條例，把香港人都送到中國去，或解釋香港存在著一群藍絲，或者支持中國，害怕破壞社會的和諧的人，就說，因為這群人存在，所以香港反送中後會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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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們解釋野百合運動，如同馬英九說的，他反對總統直選，在台灣地區選舉，要怎麼彰顯中華民國主權呢？怎麼精神上代表中華民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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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可思議吧，當年，為了維持中華民國，為了中國地區的代表性，為了這麼一個空虛的殖民者情結，我們必須被迫放棄自己的民主，「因為台灣人選的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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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麼說嗎？廢除萬年國大，總統直選後，台灣會倒向中共！選出親共的人怎麼辦？那就不要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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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總統以後中共戰機會來！會引起戰爭！事實上，１９９６年台海危機的確如此，為了阻止李登輝連任，中共的確要射出飛彈，但是，台灣人還是投下神聖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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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關乎於，我們到底要為了多少「不正常」，放棄「正常」，將正常解釋成不正常，然後把不正常合理化成為一種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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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們不會把已經發生的事，正在發生的事，歸咎於都是未來發生的事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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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回歸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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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反直選的人，直選上了總統，親中親共的人，當了八年，台灣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靠近中國與中共的光譜－馬習會，爆發了太陽花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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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在現在的中華民國體制之下，誕生出韓國瑜這樣的親中領袖，他喊著「守護中華民國！」，擔任直轄市的市長，不僅如此，還直接總統選票上的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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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並不會倒向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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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中華民國才會，並且不斷的，重複的發生，他們恰巧是反對台獨的一群人，由支持獨立的一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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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遙遠而不可知的未來來說，這個信念，這個未來，他亦守護住了現在的「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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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賴清德所說的，他面對陳之漢的問題「民進黨主政，為何不台獨？」回答，「現在捍衛中華民國的，不是主張統一的人，反而是主張台灣獨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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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並不可怕，未來守護著現在，而沉浸在過去的人，他們一直為現在的所有人，帶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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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緬懷過去，恐懼未來的人，是不可能守住當下的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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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會讓你失去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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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終究必須問問自己的靈魂，想要脫離台獨的成分，是不是大過於脫離中國？如此，硬要解釋成我只是想要脫離中國，就是自欺欺人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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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也曾經凍結自己的獨立宣言，在宣布獨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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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以６９票對３５票，否定了自己發下的諾言，與莫斯科談判，蘇聯也馬上取消了經濟制裁，供應石油和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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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這時，工廠裏頭有煤礦了，家裏頭有暖氣了，他們冬天，卻異常的寒冷，鞭子後的糖果，使他們填飽了肚子，但喪失了味覺，怎麼吃，都覺得不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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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喝著火爐上烘好的暖呼呼的茶，心中的某個東西，卻徹底結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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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必須使他們融化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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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也飽嘗了「國際現實」這東西，也充分體會到了米國的「戰略模糊」，布希聲稱，蘇聯併吞波羅的海三小國，美國就沒有承認，所以也就排除了承認立陶宛獨立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宣稱蘇聯當局應該尊重立陶宛的獨立宣言，雙方要避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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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不會被解釋為米國害怕立陶宛獨立後會倒向蘇聯，所以拒絕承認獨立，因為，獨立正是因為反對蘇聯併吞而起，獨立後，又怎麼會倒向併吞自己的人呢？而蘇聯正是和美國打冷戰的人，他們和立陶宛有共同的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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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歌聲響起後，冰塊融化了，冰島，承認了立陶宛獨立，然後，米國，承認立陶宛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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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果認為立陶宛這部教科書，付出的代價太龐大，還有別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他們都是第二本，第三本教科書，他們更加迂迴，也更加避開危險，雖然晚了點，但他們的歌唱革命，依然接續在立陶宛的後面，繼續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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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三小國，曾經手牽手，串起了人鏈，三個國家，２００萬人，從立陶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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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黑絲帶日」，他們為什麼而串起，為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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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納粹德國和蘇聯的秘密協約，默認波羅的海三小國是蘇聯的勢力範疇，蘇聯堅稱三小國是自願加入的，這個條約證明了三國是被非法佔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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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必再遵從蘇聯的憲法，因為波羅的海國家從來沒有在法律上屬於蘇聯，三國在二戰期間原為獨立國家，也可以合法恢復原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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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將自己的國家做成棺材，然後在納粹和蘇共的旗幟之下，象徵著自己的國家被吞併，要找回自己的主權，值得一提的是，納粹也是反共的，史達林也反法西斯，這兩個敵對的國家，他們為己群的利益犧牲三個小國的人權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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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曾經也有二二八牽手護台灣的活動，牽起百萬人的人鏈，台灣，也曾經被號稱反共的法西斯政權給殖民統治過，如今，他們的遺緒不斷的和中共交換利益，出賣台灣人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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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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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波羅的海的小國－立陶宛，怎麼就這麼挺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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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突然的一樣，沒有理由，有人說，一定是美國在背後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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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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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懂立陶宛，那你也會懂立陶宛怎麼會愛上台灣－那就像是東方自己的一塊分靈體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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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追求獨立自主的靈魂，被自己國家內俄羅斯人和共產黨偕同外敵侵犯的過往，那條人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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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總是走在最前面，也是最勇敢的那一個，當他開始喊台灣的時候，就跟他當初喊獨立那樣，就跟他是踏上磁磚上，組成人鏈的第一個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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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開始，事情就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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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將會跟隨他的腳步，一路「台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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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像是吹笛人，也像是山羊座的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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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種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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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不是你想不想的問題，願不願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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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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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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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的問題，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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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究竟是什麼

這一講不是要講經商，我們小小地梳理一個大大的話題：從經濟學角度看，人生應該追求什麼。

簡單地說，最值得追求的東西是「利潤」。

我不信你會不想要利潤。利潤是收入減去成本剩下的那一部分，是收穫比付出多出來的部分。利潤是正的，說明你的一切努力都沒有白費，說明瞭社會對你的肯定。利潤要是負的，就說明你創造的價值配不上你的一番折騰。

但你要是細想，利潤是一個神秘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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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須直接去市場上買賣點什麼東西才談得上利潤。上班拿固定工資是沒有利潤的。哪怕你工資再高，那也只是你的勞動所得，都是根據你這個水平，你應該得的，是市場認為正好等於你的付出的回報 —— 這表現在你要是不上班就沒有收入。

而利潤則是「不該得」的東西，可以說是躺著賺的錢。這個性質曾經使得有些思想家認為拿利潤是不道德的。

馬克思譴責利潤。你開個工廠，買了機器和廠房，雇了工人，進了一批原材料，工人生產出產品，你把產品賣掉。然後你一算賬，賣產品的收入減去工人工資、機器廠房和原材料的花費，還多出來了一筆錢，這就是利潤。你欣然把這筆錢放入自己口袋。馬克思說且慢！工人累死累活工作才拿那麼一點工資，你幹什麼了就拿這麼多錢，你那叫剩餘價值！你無償佔有了別人創造的價值。
你當然不服氣。你說不是啊，我管理工人，我組織生產，我聯繫了進貨和銷售，我安排廠裡的大事小情，這怎麼不是創造價值呢？

馬克思會告訴你，你做的這些事兒的確也是勞動，你可以拿一份高工資，但你的工資不會像利潤那麼高。你完全可以雇一個職業經理人替你管理工廠。你把職業經理人的工資發了，還會剩下一筆錢，這筆錢才是真正的利潤。

這個計算讓馬克思深感憤怒，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咱們還是單說資本主義這邊對此是怎麼想的。崇尚市場的經濟學家也算了這個賬，但結果是利潤好像不應該存在。

我們假設老張開工廠賺了一萬塊錢的「淨」利潤。這個是把老張本人付出的管理勞動該拿的那部分報酬去掉之後剩下的錢，是老張「躺賺」的錢。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市場上就應該出來一個老李：老李說既然是躺賺，我不用那麼高的利潤，我躺賺五千元就行，我願意把商品賣便宜點，給工人工資高點。那你說老張能幹過老李嗎？

你很容易想到老張繼續存在的理由。比如老張有資本而老李沒有。或者老張跟政府關係好，壟斷了這塊業務。或者老張掌握一個技術護城河，老李學不會。但是對經濟學家來說這些都不是本質問題：資本可以貸款，跟政府的關係可以用一個更好的條件重新談，技術可以請人研發。事實上，經濟學家的推理是，哪怕現在還沒有一個具體的老李，只要市場存在老李出現的可能性，老張就不敢壓榨太高的利潤，他必須用比較低的價格和比較高的工資預防老李的出現。
要這麼算的話，市場充分競爭的結果一定會把利潤變成 0。總會有一個老王出來，說我就當自己是個職業經理人跟大家交朋友算了，我拿個應得的工資就行，利潤我不要。

那真實世界里的利潤是從哪來的呢？當然市場不可能是充分競爭的，總會有些老張偶爾能享受到利潤……但市場力量應該讓利潤越來越薄才對。經濟學家必須找到一個產生利潤的過硬的機制，否則解釋不了為什麼總有人拿那麼高的利潤……甚至解釋不了為什麼有人願意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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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從哪裡來這個問題的解決，在經濟學史上是一個里程碑。1921年，美國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 1885-1972）出版了《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一書 [1]，提出了一個傳世的洞見：利潤來自不確定性。

組織生產、採購和營銷、日常的管理，企業中一切常規的操作都可以由拿固定工資的人做，只有一件事必須由企業家本人做，那就是風險決策。

比如說，為了在今年秋季上市一批新女裝，我們必須在夏天就定下來款式，備工備料，展開生產。可是秋天還沒到，現在誰也不知道到時候流行哪個款式，那我們生產什麼呢？這個決策，必須由企業家本人做出。為什麼？因為他是承擔決策風險的人。

如果你賭對了，秋季正好流行這款女裝，因為別的服裝廠沒生產只有你生產出來了，你就佔據了稀缺，你就可以要一個高價，利潤歸你。你要是賭錯了，到時候服裝賣不出去，工人和經理們還是會拿同樣的工資，損失也歸你。
生產、日常管理、冒險，是三種不同的能力。為什麼企業家要開公司？因為他敢冒險。為什麼工人和經理人選擇拿固定工資？因為他們不想冒險。

這個道理聽著挺簡單，但是其中有個大學問。奈特之前的經濟學家也想到了企業家承擔風險，但是他們沒搞清楚到底什麼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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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女裝只有比如粉色和綠色兩個選擇，而且你明確知道它們流行的可能性都是 50% —— 那這個風險其實不用企業家承擔。因為你可以買保險！概率已知的風險都是可以管理的。銀行可以給生產兩款女裝的工廠都提供貸款，到時候肯定一個賠錢一個賺錢，只要利息和保險合適，銀行和企業雙贏。有這個保險機制在，大家誰都不用冒險，可以各自拿一份固定工資，根本不需要企業家。
奈特的真正貢獻在於，他把風險給分成了兩種。

第一種就叫「風險（risk）」，但是特指那些已知概率大小的風險。這種可以用保險解決，不需要企業家。

第二種叫「不確定性（uncertainty）」，是指那些無法評估概率大小，可能是從來沒出現過的新事物，甚至是現在人們根本無法想象的東西。這個不確定性，才是企業家存在的理由，才是利潤的來源。

現代經濟學家把這個不確定性特別稱為「奈特不確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我們專欄講過 [2]，統計學家有個更科學的說法。已知概率大小的，叫做「偶然不確定性（Aleatoric uncertainty）」， 也叫統計不確定性。不知道概率大小的，叫做「認知不確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也叫系統不確定性。前者發生的事情都是你事先能想到的，後者則是你想不到的。比如「黑天鵝」事件，就是一種認知不確定性。

你開一個賭場。賭場每天都在跟賭徒們賭博，但是因為輸贏的概率是固定的而且有利於你，所以你的日常經營本身並不是冒險。真正的冒險是要不要開這個賭場：你能預測客流量足夠讓你收回投資嗎？你能擺平當地黑社會嗎？你能確保政府發展博彩業的政策不會變嗎？這些事兒沒法計算概率。

搞定這些不確定性，才是企業家該乾的事兒，也是企業家的回報所在。

流行趨勢通常不能用以往的經驗判斷。有個企業家認准了一個全新的款式，說我非得生產這個，銀行能給他擔保嗎？這個不確定性沒法系統化管理，他自己必須承擔 —— 這才是企業家存在的意義。你要是願意給這樣的項目投資、分擔不確定性 —— 而不是把錢交給銀行拿固定的利息 —— 你也是企業家。

要做服裝這一行的企業家，你肯定得對流行趨勢有個很好的感覺才行。不過企業家本人不一定非得特別懂女裝 —— 他完全可以請人來給他設計，只是設計師不承擔不確定性，人家拿固定的設計費，風險還是要由企業家承擔。

簡單說，企業家，是市場上的 player。他拒絕聽別人的安排，非得按照自己的想法決定做什麼，然後他安排別人也按照這個想法去做，最後他獨自承擔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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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特找到了公司存在的最根本理由。市場競爭再充分也不可能是絕對可預測的，未來總會有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需要企業家在各個方向上大膽探索。奈特後來成為經濟學的大宗師，他本人沒得過諾貝爾獎但是他有五個弟子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是「芝加哥學派」的祖師爺。

奈特之後，別的經濟學家又找到了公司存在的其他理由。比如科斯說公司減少了交易成本能起到協調作用。張五常說公司提供了合約。還有人說公司解決了監督、提供了資源獨特性……等等等 [3]，但是奈特這個「不確定性」的說法，是最根本的。

如果從某一天開始，世界上再也沒有不確定性了，那麼市場的力量就會迅速把公司利潤變成 0：企業家就不需要存在，大家都應該拿固定工資。

其實現在企業家的日子也不好過。我們看街上那些餐館，開了關關了開，真正能長期賺錢的沒有幾家，可能大部分老闆都是賠錢。沒有稀缺是不可能賺到錢的，但是利潤只發生在你剛剛掌握某種稀缺、而別人還沒有跟上的那個時間段。別人跟上了，模仿了，你就必須再去尋找新的不確定性。

一切賺錢的生意都有不確定性。你把一大筆錢放銀行裡拿利息，那叫躺著花錢不叫躺著賺錢。哪怕是買幾套房子收租金，你都得面對房產市場的不確定性。
世界上沒有一勞永逸的利潤，也沒有真正躺著賺錢的企業家。

那你說平均而言，企業家的收益是正的還是負的呢？我到底該不該去做個企業家呢？沒有答案。有答案就不叫不確定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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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都是從哪來的呢？一個有意思的不確定性是中國經濟學家張維迎在 2008 年的一次演講中說的 [4]。他說中國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之中，商業活動最大的不確定性，是「體制的不確定性，政策的不確定性，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這體現在政府對資源的調配非常隨意。

張維迎當時說，正是這個不確定性加劇了中國的貧富差距。在中國市場化程度高，體制不確定性低的地區，比如浙江省，人們更富裕，收入差距反而更低：因為利潤分布更均勻。

這個規律是不確定性越大，利潤就越高 —— 企業家為利潤而奮鬥，但是市場看不見的手恰恰在降低總利潤。是那些看得見的手，提供了額外的不確定性，才給人帶來不合理的利潤。

那你說如果我們把體制給理順，讓競爭越來越公平，未來的不確定性會不會越來越少呢？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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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特列舉了不確定性的好幾種來源，比如未來人口的變化、資源的供給等等。其中我們現代人最關注的肯定是創新。創新本質上是不可預測的，你不知道未來會有什麼新技術出來，你也不知道一個新技術出來會不會被市場接受。一切創新都有強烈的冒險成分，關於這一點已經有太多經濟學家討論了。

而奈特更厲害的一個洞見，則是「價值」的不確定性。說白了就是人的慾望的不確定性，你不知道未來的人喜歡什麼。奈特 1924 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叫《經濟學中科學方法的局限性》，說經濟學不僅僅是什麼資源的有效調配，把一個什麼價值函數最大化的問題，因為人的價值觀是會變的 ——
「人生在根本上是對價值的探索，是努力發現新價值，而不是照著現有的價值觀把生產和享受最大化。」[5]

一百多年前整天坐馬車的人沒有想要一輛汽車。2006 年以前的人並不期待智能手機。今天的多數人不能理解馬斯克為什麼非得讓人去火星。人生的終極任務不是滿足某種價值，而是發現和創造新價值。

因為這個見識，奈特後來被認為是個道德哲學家，而不僅僅是個經濟學家。
也因為這一點，你不需要非得是個企業家，也不一定非得拿金錢利潤。藝術家、教育家、每個工人和管理者、包括每個消費者，都可以是價值的發現者和不確定性的製造者。

只要把周圍的世界往你想的那個方向上推動一小步，就算是你的成功。

注釋
[1] 弗蘭克·奈特，《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中文有郭武軍、劉亮翻譯版，華夏出版社 2013。
[2] 精英日課第三季，哪種不確定性？什麼黑天鵝？
[3] 關於公司為什麼存在的理論發展總結，可參考向松祚，《新經濟學》第二卷，新經濟範式。
[4] 張維迎的這次演講首次發表於《經濟觀察報》2008年1月20日，修改後的文章曾收入作者主編的《中國改革30年：10位經濟學家的思考》。
[5] Frank Knight (1924), "The limitations of scientific method in economics」, 原文是「Now this, we shall contend, is not very far; the scientific view of life is a limited and partial view; life is at bottom an exploration in the field of values, an attempt to discover values, rather than on the basis of knowledge of them to produce and enjoy them to the greatest possible extent. We strive to "know ourselves," to find out our real wants, more than to get what we want. This fact sets a first and most sweeping limitation to the conception of economics as a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