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教室之邏輯判斷
我的本業是商,讀書寫作是業餘興趣。從商後自修經濟學,年青時常發表財經論文,後參與政府財經問題之討論及政策之研議,李登輝執政後憤於政治干預經濟,外行領導內行,興趣轉向中國文化及中國近代史研究。
因經商多年,養成「務實」習慣,為文論事要求百分百合乎邏輯,百分之百根據可靠證據。所以寫作多年結果是民進黨、國民黨、共產黨都不喜歡我,我是「文化個體戶」。
我的部落格讀者水準委高,我的文章不趕時髦、不拍馬屁,所以點閱率不高,我也不以為意。
最近我的部落格出現一些沒水準的搗蛋份子,通常我不理會這種搗蛋份子,因為他們水準太差,不值得理會,而且他們的留言相反的可以突顯我的水準。但是一再搗蛋,我怕正常的年青讀者受到他們的影響,所以我從今天開始不定期的開一門初級史學課,一方面等於反駁他們的胡扯,一方面給有志於史學的年青朋友分享我的心得。
孟子公孫丑上:「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根據孟子的標準,許多搗蛋者的言論皆「非人也」,尤其某網友諷刺一個八十三歲的飽經憂患上吊自殺的老人,這種人世間少見。但是我不同意孟子的說法,「無是非之心」、「無羞惡之心」、「無惻隱之心」邏輯上都跟是不是「人」沒有關係,人的基本要件是:靈長類動物,有思想、會用語言溝通、群居…………。「無羞惡之心」這一類人最多是屬於壞人、笨人,基本上還是人。孟子滕文公下「……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其實,楊朱的學說有早期個人主義的影子,墨子的和平、人道精神,更是中國文化的瑰寶,只是與孟子論調不同,孟子即責之曰「禽獸」這是典型的中國思考方式。
孟子是亞聖,其人道主義、民本思想、相對君臣觀等都發揚了儒家精神,但孟子思維方式的武斷、霸道、雄辯非但影響了儒家的進步,也影響了中國人的邏輯發展。
西方人在兩千多年前就有很清楚的邏輯思維,到了亞里斯多德邏輯三段論已經漸臻成熟。到了文藝復興時代,學者又發明歸納法,用統計、類比、分析來補邏輯推論之不足。
西方近代史學從蘭克以降所有科學方法都應用在史學上,所以英國史學家1克林武德會說:「歷史是一門科學,一點都不多,一點都不少。」
搗蛋讀者的回應,常講一個故事來下結論,以史學方法看來,是非常幼稚、好笑的事,而且許多故事是道聽途說而來,甚至許多故事是自己捏造的,如有位讀者說我沒有住過眷村所以才會說眷村的老兵沒有跑過大江南北,來台灣才學識字的。這位朋友我願意跟你打賭,你絕對沒住過眷村,才會說這種外行話。我從小在信義區長(當時叫三張犂),住過好幾個大眷村,在我的記憶裡,即使在四四南村(士兵階級),我沒碰到一個不識字的長輩。我在嘉義服預官役的時候,認識一個的營的老兵,只有一位曹姓士官識未不多,其他士兵多粗通文墨、能寫信、能閱讀。
何以如此請看馮玉祥回憶錄,以及許多軍中作家的自傳,以及國軍檔案資料,即使在民國初年、軍閥時代,新兵除了受軍事訓練外,軍中都辦「隨營教育」,根據新兵教育程度編班授課,包括後來許多知名作家,都是先受隨營教育,後來自修成名,隨營教育一方面提高軍人質素,一方面作為升遷的依據。有一點常識,有一點判斷力的人都知道有關老兵的笑話是胡扯的!
民進黨結合學術騙子編造故事,讀書人要有自己的判斷力,否則騙子說什麼你就信什麼,久之會變白痴的。
許多讀者愛講故事,講故事跟史學是兩回事。根據二二八檔案資料,許多暴民殘殺老弱婦孺的故事,也有暴徒輪姦外省老師的故事,也有挖外省人眼睛、耳鼻的故事,也有剖開孕婦,用武士刀挑出嬰兒的故事,這些暴行都有檔案資料及當時的報紙可以證明,可信度非道聽途說之詞可比。但是我們不會因此說台灣人都不是人,我們最多祗能說,日本統治台灣五十一年教育出一小撮禽獸不如的台灣人。但是大多數的台灣人是善良的。二二八發生時台灣有六百多萬人口,外省人只有幾萬人,許外省人及到本省人保護,否則外省人死傷更慘。
根據史學方法,故事可能是偶發事件,故事是歷史素材,首先要考證故事的真偽,其中最不可靠是口述歷史。如果故事資料來源可靠,故事本身的史學價值要靠史學方法去解讀,切不可斷章取義,更不可像孟子一樣隨便說別人「是禽獸也」
所以講一個道聽途說,毫無根據的故事來斷定中國人很壞,日本爸爸很偉大,國民黨很爛。這叫「丟人現眼」,因為說故事罵人,尤跟是聽來的故事又不去判斷故事真假,表示你連最初級的史學常識都沒有。這跟小孩子看電影一直問爸爸「他是好人、壞人?」一樣幼稚,一樣沒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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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關紹箕, 修辭學此門學科一般而言可朝三個方向研究, 首先為理論的方向, 其次為歷史的方向,最後為實用的方向。而筆者以此所選擇的正是第一跟第三個方向。很多人誤以爲修辭學僅是來裝飾文筆的途徑,卻並非如此。換言之,修辭學可視爲文學的美容師, 不過,與此同時,修辭學不只與文學有關, 與各類學科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首先,思想内容與語言形式要統一起來,因爲它們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係。 其次,客觀對象與主觀感受亦務必統一起來。最後,修辭運用因具體語境而異, 也就是說『所謂語言環境,指的是不同的交際對象、不同的交際場合、不同的語體、不同的上下文乃至不同的交際目的等。具體語境不同,便會有不同語言形式的選擇。語言形式選擇不適應具體的語境,便收不到好的修辭效果。
雖『近年來,修辭[才]普遍受到重視,無論是教學或研究,都有長足的進步, 但是自古代羅馬許多演說家以實用修辭爲主並十分重視修辭之術。
修辭學隨著語法和邏輯或辯證法 ,修辭是其中的三大古藝術的話語 。從古代希臘到19世紀末期,它是一個核心部分的西方教育,填補了要培養公眾演講者和作家移動受眾的行動與爭論。
不過,修辭學是一種跨越或跨界(interdisciplinary)學門,因爲它『是一門開放性的學科,它和語用學、社會語言學、美學、文學、符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思維科學都有較緊密的連繫』。
在人類歷史上,第一位寫出『修辭學』專門著作的既是希臘人愛梭庫拉提斯 (Isocrates, 436-338 西元前),他認爲修辭學等於『勸說之學』(Science of Persuasion)。 不過,希臘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修辭大作就是舉世聞名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西元前385-322)所寫的ΤΕΧΝΗ ΡΗΤΟΡΙΚΗ(拉丁文為 Ars Rhetorica),也就是《修辭學》此專門著作。亞里斯多德對於修辭的定義如下:『修辭學是:通曉任何範疇的意念 ,考察一切勸說的手段的技能』(黃慶萱 1989:4)。 根據亞裏士多德,修辭學和辯證法(dialectic)為一體的兩面。亞里斯多德在《修辭學》中開宗明義說:「修辭術是辯證術的對應物」(Rhetoric is the counterpart of Dialectic),這句話表明修辭學與辯證法相似而又不完全相同,兩者都與可能性、或然性有關,都建立在大眾的意見,大家公認的真而不是絕對的真的基礎之上,同時,兩者都採用三段論法。修辭術與辯證術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更加平民化,面對各式各樣的聽眾,而後者面對的仍是有限的少數知識階層的思想貴族。
我們今天對於修辭所保持的概念未必同等於古代希臘以及古代羅馬的時候。今天,一般人認爲修辭僅是修飾文辭或語詞的藝術手法,亦可視爲使語言表達產生美感效果的形式安排。
不過,古代時期,修辭學包括的範疇很廣泛。根據王曉朝所言,『文辭的修飾、正確的語法、鏗鏘的音韻、崇高的風格,都是修辭學的研究對象。詞源學、語法學、音韻學、論辯術、演講術都是修辭學的分支。』
由此可見,修辭(rhetoric)此詞,『在西方古典時期的原始意義包含兩個主要因素:一是以《或然性》為基礎; 另一是以《說服》為目的。......(中略)...... 羅馬共和國征服希臘後,繼承了許多希臘的文化,包括論辯術的研究』(高辛勇, 2008:5)。
不過,本文著重的並非古希臘時代的修辭,其所扮演的勸說作用,而著重於古羅馬時代最出名的修辭理論家,即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西元前106-43) 的理論,尤其將會強調其最有名的著作之一『修辭學』(Rhetorica ad Herennium)中的『五修大綱』之重要性。
西塞羅『五修大綱』
如上所言,古希臘人對運用語言的技能十分重視。他們認爲,有無運用語言的技能,是一個人有無智慧的重要標誌,亦可視爲運用語言的一門藝術。正常的人都會說話,但要在公衆場會講述自己的見解,未必衆人會做,那是要有智慧的 。在羅馬共和國的整體下,能做生動有力、扣人先弦的演說是從政的一個重要條件。雖現今的政治道德不能與古代希臘或羅馬相提並論,但的確迄今亦如此, 也就是說最厲害的演說家或最受歡迎的政治演說既是講究修辭學和演講術, 如同克林頓於2011在日内瓦所發表之演說。
以此, 可直接切入正題,來解讀以及分析西塞羅『五修大綱』。在『修辭學』中的論公共演講的理論的第一卷 ,西塞羅說明演講者應當擁有開題 (inventio)、佈局(dispositio)、文體 (elocutio 或 style)、記憶(memoria)以及表達(expositio 或delivery)的能力。
所謂開題,就是對那些真實的或者似乎有理的事情進行設想, 從而使事例變得可信。所謂佈局, 就是對整件事情進行安排或配置, 從而使事情的每個要點所處的位置變得清晰。所謂文體,就是針對構思出來的事情採用恰當的詞句。所謂記憶,就是把事情、用語和佈局牢牢地記在心裏。最後,所謂表達就是優雅地使用聲音、表情和姿勢。換言之,根據西塞羅表示,每一個演說家,無論在何場合,必須要具備一些基本條件,即天資聰穎、勤奮練習、聲音悅耳、體態良好、常識豐富、永遠知道自己在講何事。
我認為現代的演說家應對西塞羅『修辭五綱』知之甚詳才有辦法出口成章並讓聽眾覺得自己是推心置腹地跟他們實話實說,因為歸根到底,依許多古代希臘哲學家看來,修辭學同等於『勸說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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