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在左翼思潮下 (李怡)
1948年春，我們一家告別北平，在上海稍作停留，再坐載客輪船經數日航行到香港。之後六年，即從我12歲到18歲，我所接觸到中國局勢的消息，所閱讀的中文書，包括那時候廣泛流傳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作家作品，中共延安時期的作家作品，艾思奇著的通俗簡明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讀物《大眾哲學》，我進入左派學校香島中學所接受的教育陶冶，形塑了青年時代的我，並以這樣的思想、身份、面貌走進左派文化圈。
那時候當然不知道，新文化運動以來左翼思潮的氾濫，包括文藝創作和思想理論的傳播，它的社會意識基礎，是國共兩黨在政治上的主導和鬥爭，並共同扭曲了北洋時期和汪政權南京政府時期的真相所形成的，也是在日本侵華的背景下，愛國主義的救亡意識壓倒了啟蒙、社會主義新思想壓倒了自由主義的傳播所導致的。總之，我和許多追求進步的青少年一樣，被這種左翼思想洗腦了。
近日接到《九十年代》時的專欄作者殷惠敏的來訊。他介紹我看兩本書，一本是今年98歲的老記者龔選舞的回憶錄，另一本是南京曉莊學院教授邵建在台灣出版的書《倒退的時代》。殷來訊說：「汪精衞治下的上海、南京，龔選舞的回憶錄有細緻深入的描寫。1946年審判漢奸戰犯時期，他是剛出道的《中央日報》記者，在審判汪政權的行政院副院長周佛海時，他進入南京高院特別審判庭去聽審、採訪。據他說當時數以萬計的老百姓在庭外為周聲援，周答辯時一番為了百姓生存福祉的慷慨陳詞，也令庭內旁聽者為之動容。龔不能不承認，那是『人心思漢（奸）』。他看得心驚膽顫，當晚寫稿時，也曾閃過學洋人的新聞報道一五一十和盤托出的念頭，最後還是秉持了『春秋大義』。龔自己也承認，如果他做了如實報道，一來恐怕無法登出，二來可能提早三十年就被炒魷魚了。」
《倒退的時代》有一段講自由派學者周德偉1937年同汪精衞就抗戰問題談過兩次話，汪當時擔任國民黨政治會議主席，多次發表主張議和的言論，受到中共和左派的攻擊，周問他為何不稍作緘默。汪回答說：「日軍實力及裝備均遠優於國軍，故國軍每戰必敗，國際聯盟及英美只作壁上觀，……左傾分子，高唱抗戰，實欲師列寧故智，以德軍之力量消滅沙皇之俄軍，然後奪取政權。共產黨亦欲假日本軍隊之手，消滅國軍，然後奪取政權，再圖後計。……共產黨之為禍，更甚於日本。余不忍孫先生之事業毀於一旦，故余寧跳火坑以救國。」
日後歷史證明了汪精衞的先見之明。中共果然成功地「師列寧故智」，而且毛澤東還因此感謝日本侵華呢。
據周德偉的兒子說，他父親抗戰後在上海理髮，隨口問理髮師對蔣介石和汪精衞的評價，這位居住在淪陷區的理髮師說了十個字：「蔣介石愛國，汪精衞愛民。」汪政權的成立，使淪陷區人民減少了日軍的破壞和擾亂，汪政權的「保境安民」，淪陷區的人民是感受到的。
國難當頭，「愛國」與「愛民」孰重？見仁見智。中國古代典籍說：「民為邦本，本固邦興」，「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不重人民的權利、福祉，如何能固國興邦？
當時，我得不到這些資訊，也沒有這樣的認知。在內戰烽火熾烈燃燒的時期，1948年在香港每天接收的大陸資訊，都使我感到腐朽的舊中國會成為過去，充滿希望的新中國將誕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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