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4萬的網紅Dd tai,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趙佗(約西元前240年-西元前137年),恒山郡真定縣(今中國河北正定縣)人,原為秦朝將領,與任囂南下攻打百越。西元前208年,南海郡尉任囂病重,臨死前把時任龍川縣令的趙佗召來,向他闡述了自己依靠南海郡傍山靠海、有險可據的有利地形來建立國家,以抵抗中原各起義軍隊的侵犯的謀劃;並當即向趙佗頒佈任命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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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文化的探索|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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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奴隸制國家。古代文獻對夏朝的論述雖仍系傳說,但是從《史記·殷本紀》關於商代世系的記載,已被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證實為信史的情況推斷,《史記·夏本紀》關於夏代歷史的記載,亦當有所依據。
因為迄今為止尚未發現類似甲骨文那樣的有關夏代文化的確鑿的實物資料,夏文化的遺物也難以辨識,所以,在夏紀年內,分佈於文獻記載中夏王朝主要統治區域的考古學文化,自然成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對象。夏代的紀年,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目前通行的歷史年表採用的夏代起訖時間,為公元前21世紀至前16世紀。
傳說中夏王朝的都邑以及發生重大歷史事件的諸多地點,古代文獻對其地望的記載頗多差異,後世學者的考證也分歧很大。但是,夏王朝統治的中心區域在豫西,尤其是洛陽平原,伊、洛、潁水流域,以及晉南的汾河中下游,特別是汾、澮、涑水流域,學術界的看法基本還是一致的。
目前,學術界對夏文化探索的目標已經逐漸集中於二里頭文化。二里頭文化,因對河南省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發掘,獲得大量的比較系統的資料而得名①。二里頭文化分兩個類型,一個是以河南省偃師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類型,另一個是以山西省夏縣東下馮遺址②為代表的東下馮類型。東下馮類型與二里頭類型的文化面貌有許多相同或近似之處,也有某些差異,所以是同一文化的兩種地方類型。
①《新中國的考古學》,《紅旗》1962年第17期。
②《夏縣東下馮》,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二里頭遺址按時間順序以及文化內涵的變化分為四個發展階段,出土的標本經過碳十四測定,一期至四期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900年至前1600年。東下馮遺址測定的數據較二里頭遺址的數據稍晚。二者的年代大體都在夏紀年的範圍之內。
二里頭類型遺址已經發現數十處,主要分佈於豫西地區。除偃師二里頭遺址之外,經發掘或試掘的遺址,還有陝縣七里鋪,洛陽東乾溝、矬李、東馬溝、偃師灰嘴、高崖,登封玉村,澠池鹿寺,臨汝煤山,鄭州上街、洛達廟,浙川下王崗等地點。
古代文獻關於夏人在豫西活動的記載很多。《逸周書·度邑解》云:「自雒汭延於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朱右曾在《逸周書集訓校釋》卷五中說:「雒汭,雒水入河之處,在河南府鞏縣北。伊汭,伊水入雒處,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南五里。」《史記·周本紀》索引云:「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是有夏之舊居」。《國語·周語上》亦曰:「昔伊洛竭而夏亡」。上述記載和考證清楚表明,河南省的伊、洛地區正是昔日夏人所居之處。二里頭類型遺址的分佈範圍恰與「有夏之居」的地望相合。
東下馮類型遺址也發現幾十處,分佈於晉南的運城和臨汾盆地。已發掘的遺址有夏縣東下馮、永濟東馬鋪頭、翼城感軍和襄汾南大柴等地點。晉南素有「夏墟」之稱。《左傳·定公四年》雲:「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叔虞為晉國始封之君,其地在夏墟,是古唐國的故土。叔虞封唐乃稱唐叔虞。《史記·晉世家》對此有所記載:「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古史專家徐旭生先生對夏墟的地望曾有詳細考證,認為「《左傳》所指的夏墟當在山西的西南部」①。東下馮類型遺址分佈於晉南,大致在汾、澮、涑水流域,與「夏墟」的地望相符。
龍山文化王灣類型的年代,經碳十四測定,大約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2000年。王灣類型分佈在以洛陽為中心的伊、洛水流域,主要遺址有洛陽王灣、矬李、孟津小潘溝、偃師高崖、臨汝煤山和登封王成崗等。在王灣遺址的發掘中,獲得大量富代表性的資料②,王灣類型因而得名。王灣類型的分佈地域與二里頭文化早期的分佈地域大體一致。在地層關係上,王灣類型又直接疊壓在二里頭文化一期之下。二里頭文化一期與王灣類型之間,在文化面貌上有明顯的承襲關係。所以,王灣類型晚期也應在探索夏文化的範疇之列。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的分佈區域集中於晉南的臨汾盆地,翼城、曲沃、襄汾、侯馬、新絳等地均有發現。其地域也正在「夏墟」的範圍之內。陶寺類型可分為早、中、晚三期。其起訖時間約當公元前2500年至前1900年。若此,則陶寺類型晚期在夏紀年範疇之內,亦當屬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對象。南大柴遺址屬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①,與陶寺遺址皆為襄汾縣所轄。兩地隔汾河東西相望,距離僅15公里。龍山文化陶寺類型早於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二者在時間上大致銜接。但是南大柴遺址的發掘資料表明,東下馮類型與陶寺類型的文化面貌差異頗大,二者並無明顯的承襲關係。可知陶寺類型的發展受到遏制,其去向目前尚不清楚。東下馮類型並未直接承襲當地的龍山文化,而是自豫西的二里頭文化發展而來的地方類型。
①《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②《洛陽王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1961年第4期。
①《大柴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7年第7期。
邊遠地區的一些考古學文化,例如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經碳十四測定,時間為距今2000年左右,雖然大體在夏紀年之內,但因該文化的分佈,非夏人主要活動區域,其先民不屬夏民族,所以不在探索夏文化的範疇之列。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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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霸春秋戰國的少數民族:歷史上真實的犬戎|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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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41年,是中國信史的端口年份,從這一年開始,中國有了信史,歷史有了文字記載,並且再沒有中斷。同時,從這一年開始,周朝開始了14年的共和政治,而這之後又恢復了帝王政治的原狀。
周朝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信史時代的王朝,柏楊先生在《中國歷史年表》中寫道:「本世紀,周王朝的鎬京(今陝西西安)被蠻族攻陷。焚掠一空,只好遷都洛陽,權威不能復振。」能導致當時中國境內最強大、權力最集中的王朝遷都的蠻族,到底是哪個民族呢?
柏楊先生顯然糊塗了,而著名的歷史學家黃仁字在《中國大歷史》中也表達了類似的困惑:「現存的資料不能使我們確定周民族的來源。他們留下來的一段簡短傳說,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傳統一樣,充滿著神話與幻想,可是這傳說不斷地提及農業。」如果說周的原始部民就是出自西北黃土高原上的戎部,這個觀點還有些模糊甚至被人指責站不住腳,那麼,滅了西周的「蠻族」是在寧夏、陝西、甘肅一帶馳騁了2000年的戎(一個被國人很容易忽略的種族),卻有著足夠的歷史明證。
「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說你美,現在,我是特地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馬格利特·杜拉斯在《情人》一書中的開場白,很適合人們現在想起4000年前活躍在以寧夏南部六盤山地區為核心的一個古老的族落——戎。
公元前21世紀前後,當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出現時,在西北大地上生活的遠古居民的氏族組織內部也發生了變化,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氏族部落逐漸消失,以地緣關係為紐帶的小方國開始露出歷史的水面。生活在寧夏南部地區涇水流域的姬姓部落慢慢強大起來,並且和姜姓部落結成了聯盟,而這個聯盟的形成恰好處於兩個部落從遊牧生活向農業生活的過渡期。
聯盟部落的第13世時,執掌大權的古公亶父因為無法招架來自生活在北方的戎狄的連年侵擾,只得向東遷移,在陝西岐山之南的周原居住了下來。他們在那裡營建城郭,摒棄在他們看來比較粗魯的戎狄風氣,建立了以周命名的方國。古公亶父帶領族人的東遷,成就了兩件大事:一是建立了中國歷史中奴隸制國家的最後一個王朝,二是將姬姜聯盟的地盤徹底讓給了戎狄(這個退讓為後來西周的滅亡埋下了種子)。
狄戎族群在趕走古公亶父的戰爭中形成的聯盟內部很快就出現了裂化,並在這裡展開了角逐,逐漸形成了殷周時代北方的農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後世匈奴那樣的騎馬遊牧族群)。最後,戎人以絕對優勢打敗了狄人,一部分狄人向北撤退,佔據了寧夏北部地區和河套一帶,另一部分狄人投降,與戎人雜居融合。
戎在稱雄中國2000年的歷史中,後來分化出了不同的族落,其中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主要是義渠戎。這個小小的方國和其他戎人一樣,在夏、商、週三朝的正統視野裡是野蠻的、動物般的人,因此,從甲骨文時期開始,他們居住的地區即被記載為「鬼方」,就是在《史記》裡,他們也被稱為「犬戎」一像狗一樣卑賤的人。
儘管戎在周的興起和從殷朝手中奪取政權的過程中起到了助推作用,但他們的驍勇與侵擾一直是西周王朝的心病,從穆王到宣王,曾多次派兵攻伐義渠諸戎,雙方時戰時和的狀態貫穿了整個周王朝。周宣王三十九年至四十年,周朝和義渠諸戎的戰爭以周朝的失敗而告終,周朝將五戎安置在今甘肅慶陽、寧夏固原一帶,而五戎之中的義渠戎主要留居在今天的寧夏六盤山一帶。
西周時,著名的謀士、重臣姜子牙知道戎部落善戰,於是建議周文王有效利用,並派大將南宮適帶著無數美女、精美的青銅器以及周朝生產的美酒和特產出使戎部落。事實上,南宮適此行不足單純地為了討好戎部落首領,而是為了換取戎人製造的戰車。
六盤山一帶茂密的森林,促成了戎人善於用木造房、制車。在中國歷史上,青銅器和戰車的出現是一次巨大的飛躍,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在《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中《中國文化的黎明》一節中寫道:「青銅與車的使用在中國文化圈裡引發過十分重大且深遠的變化。兩者之間,青銅的出現較為有跡可尋;中國何時開始用車,在考古學上尚未能找到確切的時間。但這兩項重要發明的信息進入中國地區很可能是同時發生的,而且可能都是經過中亞與內亞草原上的交通路線,間接傳遞進入的。」
從姜子牙派人向戎人求戰車這個歷史事實來看,戎人造戰車早於且先進於周人。而南宮適是目前文字記載中,從中原地區到戎部落地區的第一個使者,他將戰車引進到周後,對西周政權的建立起到了積極作用,也是戰車走向中國軍事史的開端。
雙方的修好,給義渠戎人帶來了相對穩定的發展,也使西周的建立加快了進程。然而,整個周朝時期,義渠戎人始終沒放棄尋找機會進行軍事擴張,他們猶如一把兩千年裡沒有生鏽的戰刀,劃過當時中國西北的天幕,其中最耀眼的一筆,是將歷史上以「烽火戲諸侯」來博取褒姒一笑而知名的周幽王斬殺於戰刀之下,並以此為標誌,結束了西周的統治。
《史記》中載,自從進入周朝的後宮,美人褒姒就從沒笑過,周幽王用了各種辦法也無濟於事。為了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下令懸賞,誰能讓王后一笑,賞金一千。最後,幽王身邊有個大臣出了個主意叫「烽火戲諸侯」。
當時,周朝在國內修建了許多烽火台用來報警,相臨的兩座能互相看見,如果發生敵情,就點燃上面曬乾的狼糞,靠狼煙來傳遞情報。一天,幽王帶領褒姒來到城樓頂上,登高遠望,隨著他的一聲令下,烽火台上的狼煙被點燃,遠近的諸侯看到狼煙四起,便紛紛帶著兵馬趕來救駕。但遠道而來的諸侯到了鎬京卻發現沒一絲敵情,都面露詫異之色。褒姒看到諸侯們如此慌張,終於一笑。褒姒的這一笑,貴不在千金,而在於一個周朝因此被斷送掉了。
公元前771年,幽王除掉申太后,申侯(申太后的父親)大怒,起了反叛之心,並聯合西夷犬戎兵(即義渠戎人)以及山東棗莊一帶的繒人起事,後來戎兵又開始攻打西周都城鎬京。周幽王急忙命人點燃烽火,然而,「狼來了」的故事在這位因美人一笑而失去信用的君主身上得到了印證,諸侯們以為這次又是幽王為博得美人一笑而玩的把戲,沒人發兵救主。就這樣,戎人追殺幽王到驪山腳下,將一代美妃褒姒俘虜,帶著周朝的財物回到了戎地。
這次兵變,迫使周朝將都城遷移到了洛陽一帶,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的東周時代。
義渠戎首領消滅西周後,宣佈脫離周王朝的統治,正式建立自己的郡國。從此,中國歷史上正式出現了「義渠國」這個名稱。義渠建國不久,隨即出兵向四面擴張,其疆域不斷擴大,其國界西達西海固草原,東抵隴東,北控寧夏河套,南達涇水,面積約10萬平方公里。
公元前650年,希臘人開始建城邦,邦主為人民直接擁立,民主的種子開始在人類歷史上最早萌芽,引啟了西方歷史上持續140多年的「霸主時代」。而中國,此時卻進入了多元霸主的戰國時代。歷史總是為強者說話,傳統的修史者帶有的政治功利色彩,使戰國時代的各個諸侯國的出現,皆以「中國」境內為正統,像六盤山下的義渠王朝,雖然具備了躋身當時任何一個顯赫諸侯國行列的條件,但因為其不在「中國」的範圍內,因此也就被踢出了正統諸侯國的圈子。
當正統王朝的文臣武將們沈醉在黃河流域甚至長江流域的徵殺掠奪中時,一個悄然強大的背影從西北黃土高原上站立起來。義渠國王在完成了對周圍的小部落、方國的統一後,將擴張的劍鋒指向了已經在各諸侯國中有足夠實力的秦,雙方將試探性的軍事摩擦進行了220多年,各自在這種軍事摩擦中培育著力量。這220多年,是一代代義渠國王保持高漲自信心的時光,這種自信來自於自身的力量,而且,這種自信心的保持為後來的義渠國以北的各個少數民族擴張樹立了楷模。
公元前627年,秦國向東面擴張的夢想因為遭到晉國的毀滅性打擊而破滅,轉而向西擴張。恰好此時西戎派出的一個叫由余的人來到秦國,被秦國收買後向秦國提供了西戎的地形和軍事實力情況,加上秦穆公對西戎王實施了美人計,於是,秦於公元前623年出兵,取得了「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記·秦本紀》)的勝利。這是秦國,也是戰國時期諸侯中第一次將軍事觸角伸向戎地。
公元前430年,人類歷史上發生了兩次大的戰爭,歷時1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而歷時220年的義渠國和秦國的戰爭卻開始了高潮。西方歷史的全面記載,使人們能比較詳盡地知道伯羅奔尼撒戰爭,而中國的權威史料中卻只有「義渠國攻秦,軍至渭水」寥寥幾個字。
此役之後,已躋身於戰國群雄並佔據了農業和牧業發達地區的秦國被迫退出了渭河下游地區。但這場戰爭的耗時之久、規模之大、傷亡之重,由於沒有歷史資料的記載,只能成了一場存在於2400多年前的夢。夢醒的地方,是義渠國從此開始了88年最鼎盛的時期,並和秦國進入了軍事對峙。這種鼎盛,也使得秦國時刻不忘以滅義渠為國之重任。
公元前352年,中國大地上仍然戰亂頻仍,秦國打敗了魏國後,乘義渠國發生內亂,出兵義渠國,這個馳騁於夏、商、周、春秋、戰國,長達近2000年的王國開始走下坡路了,王國的輝煌也隨著秦軍的致命一擊開始黯淡起來。
經過商鞅變法,秦的國力得到了鞏固與提高,再次積聚了向西擴張的力量。公元前331年,義渠國再次發生內亂,秦國派兵進入義渠腹地,烏氏戎國(今甘肅平涼和寧夏固原南部一帶)被秦軍滅亡,義渠國的重要城郭郁郅(今甘肅慶陽一帶)被秦軍佔領。秦軍將佔領的兩個地方按商鞅在秦國境內設立縣、鄉、裡的行政制度,分別設立了烏氏縣和義渠縣。烏氏縣和義渠縣的出現,標誌著秦國行政力量開始進入寧夏境內。
義渠戎王雖然臣服於秦國,但一直沒放棄復國的願望,並將這個希望的接力棒傳給了年輕的義渠戎王。公元前318年,魏、趙、楚、燕、韓五國結成聯盟攻打秦國,秦王為了專心對付來自東邊的聯軍,便對義渠國採取安撫政策,送給年輕的義渠國王「文繡千匹,好女百人」。但義渠國王卻乘機發動對秦的襲擊,秦人戰敗。秦國擊退五國聯軍後,立即於公元前314年發動了對義渠國的攻擊,佔領了整個義渠國的25座城池(《史記·六國年表》),從此義渠國的復興之夢破滅。
公元前306年,楚、齊、韓三國制定軍事聯盟,共同對付日益強大的秦國,秦國面臨著來自這個軍事同盟的顯性力量和義渠國的隱性力量東西夾擊的形勢,秦帝國出現了建國以來最大的危機,此時,秦昭襄王的母親宣太后上演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一出「床上戲」。
風華絕代的宣太后讓秦王將年輕的義渠國王作為人質扣押在咸陽城裡,她以自己的成熟美麗作為誘餌,以甘泉宮為陣地,一步步誘惑著義渠王走進她的後宮花園。迷人的宣太后通過日日夜夜的歡娛,軟化了義渠王復興帝國的野心,而英俊驍勇的年輕國王也使這位年輕守寡的太后心動不已,最後她竟為義渠王生了兩個兒子。
然而,二人的情誼在各自的國家利益前,終究還是微不足道的。公元前272年,年輕的義渠王經過長期臥底後近乎周密的復國計畫,終於被宣太后知道了。在國家利益前,宣太后拋下兒女私情,將義渠王誘殺於甘泉宮內。當心愛的人倒在血泊中時,宣太后心裡是何滋味?或許歌劇《特裡斯坦和伊索爾德》裡的一句唱詞是最好的解釋:「熊熊烈焰困住我,熔岩在我血脈中流淌,一劑藥將你變成奴隸,我屬於誰?王后?」
宣太后隨後派兵將義渠徹底擊潰。甘泉宮的花園很快被歷史廢棄得一乾二淨,不僅失去了往昔的繁華,也暗淡了義渠戎民族創傷的記憶,歷史在這一幕燃燒後的灰燼輕如裊煙,也重似石頭。
存活了2000年的西戎,勢力影響最大時,曾一直進逼到燕國的疆土內,其疆土面積比當時任何一個諸侯國都大。但因為沒在當時的「中國」視野裡,更被後世的史學家們以為是個偏居蠻荒之地的小方國,在正史中沒能走上自己該有的席位,最終以義渠國的消亡而降下了歷史的帷幕。
其實,在整個春秋戰國時期,僅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637年的86年中,戎就討伐過周兩次,討伐鄭、楚和齊各一次,也招致了齊伐戎三次,魯伐戎一次,不難看出,戎在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的活躍。而整個戎的活動範圍,北到山西西北地區,南到涇渭水之間,西到隴西,東到河北、山東西部地區,整個疆域橫跨了北中國的大部分地區,是當時疆域最大、勢力最雄厚的一個國家。
對西戎的討伐直至消滅其軍事力量,掃除了秦國在統一全國的霸業中來自西北最大的軍事乾擾,給秦國向西發展打開一條通道,也為秦向東擴張提供了人力和物力的新基地。逐漸在戰爭中成熟的秦昭襄王,帶著勝利的笑容和對北方少數民族不斷滋生的擾亂而產生的不安,踏進了義渠國的核心地界。
在寧夏南部的六盤山下,面對陌生的來自寧夏北部少數民族的鐵騎,這位年輕的帝王做出了一件令世人震驚的事情——修築長城。後來,這個偉大事業被他的曾孫贏政發揮到了極致。
如今,逶迤在六盤山北麓下的那段戰國秦長城,經過2000多年的風雨沖刷後,已經變得模糊,這種模糊亦如藏在《史記·匈奴列傳》中的那段文字:「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這段文字明確地告訴後人秦長城的修建背景和時間,更證明瞭那一抔黃土被堆積起來時,逐漸被掩埋的不僅僅是一個義渠國,還有縱橫於中國半信史到信史兩千年的西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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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佗(約西元前240年-西元前137年),恒山郡真定縣(今中國河北正定縣)人,原為秦朝將領,與任囂南下攻打百越。西元前208年,南海郡尉任囂病重,臨死前把時任龍川縣令的趙佗召來,向他闡述了自己依靠南海郡傍山靠海、有險可據的有利地形來建立國家,以抵抗中原各起義軍隊的侵犯的謀劃;並當即向趙佗頒佈任命文書,讓趙佗代行南海郡尉的職務, 囑咐他“秦政無道,中原擾亂,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 趙佗洞悉廣州防禦要領,為了防止北方戰亂南延,加強對嶺南的控制,嚴封五嶺的四關——橫浦關、誆浦關、陽山關、湟溪關;斷絕4條新道——江西入廣東南雄一路,湖南入廣東連州一路,湖南入廣西賀縣一路和湖南入廣西靜江一路;構築了捍衛番禺的三道防線:樂昌一仁化一南雄防線,英德一清遠防線,石門要塞防線。北兵要逾五嶺攻南越,不破這三道防線,是到不了番禺的。秦末大亂時,趙佗割據嶺南,建立南越國。成為南越國第一代王和皇帝,西元前203年至前137年在位,號稱“南越武王”或“南越武帝”。在執政期間,由於他一直實行“和輯百越”的政策,促進了漢越民族的融合,並把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帶到了南越之地,使南越得到了更好的發展。,從而為存在95年的南越國奠下基石。1983年發現的南越國第二代國王趙眜之墓,是嶺南地區所發現的規模最大的唯一漢代彩繪石室墓。墓中出土文物一萬餘件,其中“文帝行璽”金印、玉角杯、錯金銘文虎節、印花銅板模、平板玻璃銅牌飾等文物具有重大歷史、科學、藝術價值,集中反映了兩千年前嶺南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內容。南越王墓是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重大考古發現之一,199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正式對外開放的的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建築面積17400多平方米,主要展示南越王墓原址及其出土文物。博物館以古墓為中心,依山而建,將綜合陳列大樓、古墓保護區、主體陳列大樓幾個不同序列的空間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突出了遺址博物館的群體氣派,是嶺南現代建築的一個輝煌代表,曾獲得六項國內外建築大獎。館展絲縷玉衣為西漢時期文物。長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用絲線穿系和麻布粘貼編綴而成。是我國迄今所見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備的玉衣,又是從未見於文獻和考古發現的新品種,其上衣採用對襟形式也是一大特色。出土時玉片散落在地,經三年時間完成修復。外形與人體形狀基本一樣,分頭套、上衣、袖筒、褲筒、手套和鞋六部分。為便於穿著,各部分分別製作。其中頭套,手套和鞋的玉片均在片角鑽孔,以絲線連綴;其餘玉片用麻布襯裏,每塊玉片表面用窄絲帶作交叉粘貼,然後再用寬絲帶沿玉片的邊緣作縱橫粘連。由於整件玉片皆以絲帶綴連,故稱之為“絲縷玉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