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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評價中共百年偉業，
百年偉業無須他人評價。

我非國民黨員，亦非民進黨員，當然更非共產黨員，生長在解除動員戡亂、兩岸三通直航、九二共識和平交流年代，既無國共內戰情節，亦無台獨迷思，更無紅旗束縛，有的是從小家庭學校觀念教育我們的：「我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我知曉在台灣與我不同立場眾，不求認同支持，盼尊重理解，亦無須爭辯。

在台灣的中華兒女，公眾輿論上生存不易，必須加倍努力，研究古典中華文化、了解當前大陸經濟科技。

大學時期，由於課程關係，真正開始研讀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及金融改革，研究所時期，研讀中國模式，後來因為興趣使然，訂閱購買了大量中國大陸當前商業、金融、財經、科技、從網路到智能化的一系列課程書籍。再相關學者推薦下，又訂閱了更多學者教授文章。再回頭看看台灣一些蛋頭學者的分析，味同嚼蠟。

從政以來，被限制出境，我難以實際感受大陸日新月異的進步，每每在課程中聽到了某種消費方式、商品科技、金融變革，老師說現在流行火熱，我都霧裡看花、還得再找資料，不知不覺，已是活在井裡。

我看了大量大陸縣市扶貧的案例，如何運用網路科技協助人民，讓偏遠山區貧困地方從吃得飽到吃得好，神州全面脫貧，光此偉業，功德無量，足稱盛世。

數字化轉型、脫貧攻堅、基建狂魔、海水稻、碳中和、祝融號、白鶴攤、悟空探秘、數位人民幣、救援世界...阿拉斯加會談後，種種偉績證明，確實「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

要批評中共還有這不好、那不好，貞觀康乾之治亦有貪官遊民，無礙盛世美名。無須與當前還在混亂、基礎建設落後的七大工業國比較，中國只需要創造更好的中國。

中國人，百年來，過得太苦！

孫中山先生希望中國人民富強、在世界上抬得起頭。而後，花開兩枝，如同雙盲實驗，如今解盲，台灣的人民被打了安慰劑，而大陸打的是疫苗。

當蔡英文要為拜登的狗悼念、站著向每一位翹二郎腿的美國管員報告、台灣疫苗不足到要去和人均所得不到5000元美金的國家搶分疫苗。許多人民無薪假嗷嗷待哺、生活陷入困境、不幸輕生傷亡無數......。

誰完成了歷來古聖先賢遺志、讓中華民族復興崛起，讓人民安居樂業，還須要思考嗎？大陸當今無疑是盛世，而當今台灣只會被歷史遺忘，只待在統一時記上一筆。

近期看了大陸系列節目《典籍裡的中國》，每集必感動涕淚縱橫，首集演繹《尚書》，「華夏為何一體？自古就是一體」。中國人對於九州大地的任何盛事，只有「與有榮焉」。歷史告訴我們，先賢治政之本、朝代興廢之由、個人修身之要，更告訴我們，星辰嬗遞、治亂興衰，而百姓最苦。

共產黨、國民黨、民國、共和國，亦如唐宋元明清，都只是載體，共享中華文明的人民才是中國的主人！仁人志士，千百年的追尋即是經世濟民、使國泰民安、振興中華。

政權給予人民生機，藝術文化自能生生不息、薪火相傳。

我曾演講「新黨之路」，新黨除了在台灣擔任小市民代言人、支持和平統一，更應該將目光放及全中國，未來必須投入五年計畫、十年計畫的草擬撰寫，真正的用我們的能力與智慧，完成孫中山先生的遺志，造福更多的人民。

我是在台灣的中國人，在台灣的政治工作者，宣揚中華文化、在市政上為人民謀福利、讓人民安居樂業，即是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盡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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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記憶🚞
　　
上週 #太魯閣號事故 的同一日，因為感冒之故起得晚，一打開電視看到新聞報導，怵目驚心的搶救畫面，令人鼻酸心疼。那幾天也因家中網路和筆電故障，只能整天盯著電視看，心情更加沉重。
　　
昨晚則是 #台南後火車站 營運的最後一刻，它無疑是許多成大人共同的回憶，尤其是剪票口上頭大大的車次電子顯示牌，凡走過，必會先瞧上一眼。後站位在前鋒路與大學路交會口，鄰近成大的操場和宿舍，平日即是學子通勤及民眾上下班的重要出入口，每逢開學迎新，站外更是車水馬龍。看著它功成身退，有著滿滿的不捨。
　　
過去我對火車的印象其實不算太好，第一次搭火車是在國小高年級時，隨親戚搭車到路竹，當時我對火車的車種並不熟悉，上車就侷促不安地詢問旁人：「下車鈴呢？沒有的話，如何讓司機知道我要下車？」我搭的是站站停靠的區間車，從市區到路竹，中間要停左營、楠梓、橋頭、岡山等站。比起客運車，火車雖較快速，也不會聞到後勁楠梓上空飄散的刺鼻油污味道，但軌道兩旁的景色較為單調，少了搭車遊街觀看沿途人物和風景的新鮮感。
　　
⏲️誤點的日常
　　
上大學前，我大概只搭過兩趟火車，而大學四年，除了寒暑假外，每周至少要往返台南高雄一至四趟。從高雄發車幾乎都是準點，必須提早進站，但回程可不是這樣，高掛告示牌上的車次，少則誤點十幾分鐘，甚至還出現過八十幾分鐘的。從我上課的光復校區走到台南後火車站大約十分鐘，通常都是到車站後瞄一眼告示牌再去買票，若為了省錢搭區間車或復興號，即便是先離站的車次，往往得在大湖站等禮讓對號車通過，有時一等就是十來分鐘，加上車程，回到高雄得花上一小時以上。
　　
台南到高雄通常不劃座，若想要有座位，大家通常都會盡量走去車頭後的車廂碰碰運氣。即便是站票，四十分鐘到一個小時的車程倒也還好。不過，上研究所後，每回從高雄北上新竹，車程拉長到三小時，若從新竹站上車南返，還得設法穿過走道上滿滿人牆，這時才深刻體驗到為何列車到台南，往往已經誤點多時，旅客上下車所花的時間通常比表定還久。由於車票很難訂到，清大離火車站也遠，後來我都是選擇到交大附近搭乘阿囉哈或統聯客運，至少有座位，而且所需時間跟搭火車回高雄差不多。
　　
擺脫了搭長途火車之苦，但當時為了去中研院工讀，每周仍是得搭乘區間車往返北車和南港兩、三趟。前後算算，頻繁搭乘火車的時間長達近7年。高鐵開通後，北漂南回，搭火車的次數更是鮮少。
　　
🤔對火車的改觀
　　
猶記得2013年的暑假，趁著9月立院開議前，我想在國內來趟自助旅行，首選便是從未造訪的花蓮，於是開始上網訂好民宿，刻意挑選太魯閣號搭乘前往目的地。一上車才發現我的座位並非是靠海那側，為了拍攝風景，我只好數次離開座位到車門邊。
　　
列車駛近花蓮，蔚藍的海空真的讓人心曠神怡，下了車，到站前租好機車，沿著中山路買好公正包子和紅茶，坐在北濱海邊，享受海風的吹拂，愜意品嘗花蓮美食。兩天的行程，從自強夜市、吉安慶修院、松園別館、文創園區，到太魯閣的白楊步道(水濂洞)，痛快地玩了一輪。回程依舊是搭乘太魯閣號。
　　
2014年到2016年，因旅遊與輔選之故，我又去花蓮四趟，除了其中一趟的起程訂到普悠瑪，其餘都是太魯閣號，平穩舒適，是我對它評價。
　　
2018年普悠瑪在宜蘭蘇澳發生列車脫軌事故，造成18人死亡215人輕重傷，對比下，讓我對太魯閣號的好印象又加深了些。4月2日太魯閣號發生嚴重事故，帶走50條寶貴生命，遺憾難過之餘，也不免心生恐懼，之後再去花東遊玩，到底要訂甚麼車型才安全？
　　　
💪改革別再淪為口號
　　
台鐵的改革喊了幾十年，歷經幾次的政黨輪替，台鐵也陸續採購了許多新車，但營運管理與長年虧損等問題始終難解。小英總統昨天的宣示，從台鐵工會發出的回應可看出，中央想要大刀闊斧地改革，人事負擔仍是首要面臨的棘手難題。

台鐵的文化，其實是台灣文化的縮影，也並非是台鐵員工獨有的原罪。鐵路運輸乘載了台灣社會賦予其沉重的使命和政治任務，包括長短途旅遊、通勤、民代的選服、返鄉專車，許多鄉鎮對外聯繫的長程交通要道得依賴台鐵，更別提不遵守交通規則闖越平交道的人車平日對鐵道行車安全的威脅。
　　　
我們能夠同理台鐵員工長年背負的責難與重任，但台鐵的改革能否成功，員工將是最大的關鍵。這幾天的新聞報導，不時有所謂不具名的專家或知情人士透漏台鐵施工環境或行車安全維護的缺失，這些事後諸葛都難以挽回死難國人的生命。我們期待的改革，並不是端出一本又一本的檢討報告或計劃書，而是每一位台鐵員工先從自身做起，檢視自己或工作環境有哪些可以改善或調整的習慣，能夠讓自己和乘客獲得生命財產安全的保障，一一記錄下來，落實執行。
　　　
不論是坐在冷氣房的台鐵高層或相關的部會首長，至少花一周的時間，自己實地去體驗鐵道運輸管理與乘客所面臨的種種不便，不論是維修、採購、站務管理，或乘客長期詬病的誤點、轉乘、購票、無障礙環境等問題，邊回想太魯閣號破損的車體殘骸和死傷的同仁同胞，讓未來搭乘火車的每個人，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返家，才對得起往生者寶貴的生命與國人殷切的期許。
　　
#太魯閣號
#鐵道
#台鐵
#改革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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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氏曾任教於美國Bryant University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深圳大學、香港樹仁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等多間學府，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客座教授、高級訪問學者；

2018年獲中國經濟思想史優秀（一等）著作獎，研究題目包括經濟思想、經濟史、政治經濟學，出版著作二十一部，論文三十餘篇。英國權威出版社 Routledge給予 "中國和西方頂尖學者（lea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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