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人生:帝制 (李怡)
中共中央宣佈,中國要在2025年前全面復興傳統文化。中國民運人士王丹表示,全面復興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兩個字「帝制」。
講到帝制,中國人總覺得這是制度上的倒退,大逆不道。其實從歷史和政治文化來看,帝制並非沒有可取之處。
首先,在權力繼承方面,帝制是世襲制,即父傳子的制度。在指定哪一個王子擔任繼承人方面,爭奪雖然激烈,但都只在宮廷範圍內惡鬥,並沒有牽連到社會,以發動群眾的鬥爭去實現最高權力的爭奪。宮鬥無論多麼血腥,大致不會擾民,不會造成整個社會的災難。世襲的權力繼承,有它的穩定性,因此中國的歷代皇朝,由盛至衰,多有兩三百年的壽命。
其次,中國的皇帝權力並非沒有制衡。漢朝董仲舒提出「尊君」以鞏固王朝統治,卻也提出「抑君而尊天」,就是說,在君主的絕對權力之上,還有「天」在監察着「君」。所以皇帝稱天子,要定期祭天,若遇天災要視為天譴,皇帝往往要下罪己詔以改善施政。「天」是對皇權的制約。皇帝的權力絕對比不上「與天鬥,其樂無窮」的無神論的掌絕對權力者。
對帝制皇權的另一制約是儒家的道統。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道統是指儒家讀書人「士志於道」。在知識人心目中,道統是與專制權力抗衡的思想源泉。知識人的直言犯諫、「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道統,一直平衡着皇權的政統,「使任何專制之主,也知道除了自己的現實權力以外,在教化上,在道理上,另有一種至高無上,而使自己也不能不向之低頭的人物存在」。帝制下的文字獄頂多把批評時政的知識人處死,但不會像沒有「道統」制約的絕對權力那樣把知識人「鬥臭」,進行精神和人格的凌辱。
中國歷朝皇帝儘管也有荒淫腐敗的,但絕大多數不是中國現代宮廷劇所描繪的那樣,整天與後宮佳麗胡混。皇帝奉天命而統管國事,必須非常勤奮。皇帝短命多不是因為沉迷酒色,而是過勞。他們的作息有嚴格的時刻表,以清朝皇帝來說,每天5點起床,先讀兩小時書;7點上早朝,接見機要大臣,聽取報告,交代事務。9點吃早飯,飯後批閱奏摺。下午2點用餐,接着批閱奏摺,直到晚上9點,必須就寢。每天只吃兩餐。雍正皇帝在位13年,留下了1,700多萬字的親筆批錄,一年100多萬字,平均一天寫三、四千字。
皇帝每天見了甚麼人,說了甚麼話,都有史官記為起居注。史官據實而錄,皇帝沒有權力要求史官修改。
除此之外,制約皇權的還有科舉制下的官僚體系,特別是御史、諫官的監察。所謂文臣死諫,國之大幸。一代明君唐太宗因從諫如流,故成就歷代楷模的貞觀之治。有一個縣丞,上書激烈批評皇帝,唐太宗有點生氣,想以「訕謗」治罪,諫官魏徵對唐太宗說:「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謗,惟陛下詳其可否。」唐太宗頓悟,於是下令賞賜這位縣丞。
君主制的統治依靠的是榮譽。重榮譽和有制衡的帝制,絕對勝於所有非民選、無制衡的專權體制。當然,歷朝帝制均難免衰敗,因此,也許世上最穩定的是君主立憲制度。英國的君主有權,但絕對不能使用。自13世紀《大憲章》開始實行君主立憲以來,英國六七百年都沒有發生過內戰,是世上政治最穩定的國家。美國的共和體制原本也穩定,但少了君權的榮譽感,遂有點難敵「有錢使得鬼推磨」的外來侵蝕。
中國皇帝平均壽命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余杰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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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反共是常識,反統是決斷
序盧斯達《我迷失在這場殖民遊戲》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劉曉波談到中國民主運動“道阻且長”,有不少當年的參與者變臉脫隊,甚至走上反方向。劉曉波説,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能少”,少向前走一步,或錯過某個重大事件,或未能與某個新的思潮契合,就有可能從先行者變成攔路石。我對此心有戚戚焉: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如此。
香港有兩件個案最能說明此一問題:民主黨年輕一代議員許智峯因不堪保安局行政主任在議會內監控議員出入,憤而搶去其手機,被政府建制派聯手狙擊,誓要褫奪議員資格。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發表聯署信支持許:“對於近日的手機事件,源頭是政府舖天蓋地監視議員,干擾立法會運作,做法不能接受,引起許智峯議員作出是次行動。許已就事件致歉,並願意承擔責任。……我們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選民,勿因黨派利益任意取消個別議員的資格。”然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譴責許智峯,“既不適合留在民主黨,也不適合繼續做議員”。
劉彗卿忘記當年她遭到共產黨宣傳機構圍剿的經歷,如今卻要拿許智峯的人頭給北大人當投名狀。有香港媒體人忍無可忍地反駁説:“一件趕蒼蠅的小事竟都可以發大到好似姦淫擄掠般的十惡不赦。……眾多的荒謬之中,民主黨的荒謬最令人側目,一個壞孩子以身犯險,即使做了蠢事,即使徒勞,也起碼顯示了反抗的意志,同屬隊友的民主黨,不去利用這辛苦掙回來的罪證,完全沒有化危為機的企圖,卻竟先下手為強,先把他活活打死,以為這就可以堵住了敵人的口,最後還好意思叫這危機管理,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另一件事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參與旺角騷亂案,被香港法院裁定暴動罪成。其辯護律師蔡維邦在法庭上動情地說,九七年之後民主倒退,他自己這代人甚麼也沒做過,只為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努力,到現時事業有成,貪圖逸樂,反而怪責年青人「搞亂」香港,對此深感慚愧。民主派律師吳靄儀在一封求情信中指出,梁天琦是她從政三十年見過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熾熱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於承認,不迴避過失責任。梁天琦以一名大學生的熱誠去找尋香港的出路,同齡人面對的未來是賺錢、買樓、買車、結婚,但梁天琦要面對的是「自由的喪失、黃金歲月的白白流逝」。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曾被中共錯誤地當作“港獨教父”猛烈批判的“城邦論者”陳雲,此時此刻卻往梁天琦背後插刀,在社交媒體上以教主身份居高臨下地對梁天琦判罪:“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賣香港前途的道德上的罪。他一手破壞了永續基本法的選舉議程,令香港前途斷送,港人從此陷入黑暗。香港建國之後,再來審理。”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劉慧卿和陳雲的言行讓人大搖其頭:那些曾經年輕、曾經激情、曾經純真的人物,如果不能勇於“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自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轉瞬之間就會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政治和思想場域中不光彩地退場。並不是所有號稱“反共”的人都是朋友,“反共”只是一條最低的底線和一個不假思索的常識;在今天的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僅有“反共”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反統”之決斷,以批判中國文化和解構中國為最高目標。在這一點上,奮筆疾書反抗“左膠”和“大中華膠”的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盧斯達,可謂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左膠迷途不知返,反抗“中帝”正當其時
文革結束之後,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核心價值”之一的“反對帝國主義”口號,很少出現在中共官方宣傳之中。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急急忙忙地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來掩飾其殺人罪行;一九九二年,卻急病亂投醫地又發表“南巡講話”,與國際資本打得火熱。
在港台及海外華人世界,左派的“反帝”思潮卻一直揮之不去。反帝的台灣作家陳映真晚年成了釣魚臺國賓館中圈養的寵物,卻從不面對中國本身是劣質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事實;反帝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穿著格瓦拉的T恤大呼小叫,卻對年輕人香港獨立的訴求嗤之以鼻。這些貌似進步的人物,一邊追求平等和正義的抽象理念,一邊又維護大中國的美好想像。
“反帝保華”是當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的翻版,“只反共產黨,不反大中國”是清末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翻版。不反共的左膠認為,中國的不公不義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禍害,去除國際資本主義就能救中國;而反共的左膠則認為,共產黨雖然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滿人,卻是信奉馬列主義的“黃俄”,只要趕走馬列這一“外來邪教”,中國就能恢復“天朝上國”的榮耀。而大部分左膠都認為,民主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只要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和台灣就會心甘情願地融入大中華。
然而,盧斯達冷靜地指出:“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共和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在新彊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換言之,如果只是反對共產黨,而不去除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大中國情結,民主化之後的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對車臣、喬治亞、烏克蘭發動殘酷而骯髒的戰爭。
習近平上台前,訪問墨西哥時,粗魯無文地説,中國並未“輸出革命”,西方也不該對中國“說三道四”,好像他要關起門來當土皇帝一樣。習近平上台之後,承諾“不稱霸”的中國卻急不可待地向外輸出“中國式病毒”,盧斯達指出:“中國人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雖然經常抗議外國干預其內政,但中國又同時經常用自己的禁忌規範(或化身成「傷害人民感情」一說),去干預別人的內政甚至價值觀。”中國強迫全球航空公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強迫奔馳公司撤下達賴喇嘛的人生格言,強迫美國服裝品牌GAP和日本服裝品牌無印良品撤回“台灣製造”的標籤及更改不含台灣的中國地圖,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窮凶極惡,難怪被白宮發言人稱之為“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中國式的道歉”為何流行?用盧斯達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崛起之後,世界「中國化」。中國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國際社會規則作為掩護,以市場作為媒界,擴張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方式,好像就只能圍繞著中國自己的禁忌,佐以暴躁的群眾,最後以外國的退讓終結。……中國得以用主權國家的無上權威,將各種問題「內部事務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時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脅迫他國在國際事務讓步;得到「主權國家」免死金牌的中國,卻又無意涉獵及採用一點「國際社會」發展出來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在香港的有關評論中,這是對“中華帝國主義”最為清醒的認識和最為深刻的剖析。“中華帝國主義”比王朝和黨派的壽命都更長:中華民國取代大清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但“中華帝國主義”一成不變。
“民主中國”水月鏡花,“解構中國”迫在眉睫
共產黨不是一塊“飛來石”,馬列主義也不單單是一種“外來邪教”,與馬列主義相結合的乃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中共奪取天下,除了倚靠武力之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很多厭惡中共的人士將中共描述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民心盡失、崩潰在即,中共卻在六四屠殺之後三十年一直活得好好的。中共的統治不僅僅靠刺刀——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統治可以坐在刺刀上完成。即便今天中國開放直選總統,即便劉曉波還在世並與習近平展開競選,我相信投票給習近平的人一定比投票給劉曉波的人更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香港也一樣,即便香港有了雙普選,泛民就能佔據多數議席並推出有把握勝選的特首候選人嗎?結果如何,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對於中共是否“得民心”,我曾經與某位民主運動前輩有過一番爭論。那位前輩認為,共產黨從未得過民心;我卻認為,共產黨不僅僅依靠暴力統治,當年歡迎共產黨入城的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是多數,幾年前熱淚盈眶地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人也是多數,一直支持鐵腕統治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用武力“收回”台灣的中國人也是多數。把中共與中國一刀兩斷的敘事策略是自欺欺人,反對中共而不反對中共孕育生長的土壤,只能事倍功半、竹籃打水一場空。
比反共更艱鉅的工作是解構中國、打破中國文化之醬缸,像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那樣斷然“脫亞入歐美”。對此,盧斯達指出:“中國向來不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講求一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部落、種姓風格的社會。中央剝削地方,高種姓一層剝削一層下層種姓,孔子以來的學說被視為維持社會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來基本不受質疑。朝廷裡的省籍情結,到現代中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中華種姓的延續。”在面對大中華主義打壓時,港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之關係,盧斯達作為香港人,當然首先關心香港議題,但他也以香港的切身體驗忠告台灣的統派和中立派:“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就算台灣人今天無血開城,恭迎中國軍隊入城,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也不能改變自己在中華定義下的低賤屬性。”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台灣人是不可救藥的皇民和蠻夷,香港人則是英帝國的臣民。
大一統跟民主自由價值格格不入。中國非得解體,人們才能自由生活。中國的存在必然帶來地域和省籍歧視,盧斯達評論説:“有些人永遠不能進入「中國人」這個子集之中,他永遠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例如廣東人就從來極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統,統治廣東人的中共官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廣東人西化得最嚴重,所以不受信任。反之,孔孟之鄉的山東人“最中國”,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占總數二百零四個名額中的三十個,高達百分之十五,是每個省平均數得四倍。在地方大員中,山東的名額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員占總名額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員共有四人,兩者都不足山東的一半。這是耐人尋味的、關於籍貫和省籍的“微觀政治學”。如果中國解體,四川人管理四川,廣東人管理廣東,就不會出現這種“高等中國人”對“低端中國人”的統治及歧視了。
香港獨立是香港惟一的生路
支聯會“愛國愛港”的口號早已不合時宜,陳雲“香港城邦國”的論述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如果説台獨思潮肇始於二二八屠殺,那麽台獨真正成為大部分台灣人的共識是在六十多年後的太陽花運動;同樣,如果説港獨的思潮肇始於雨傘革命,那麽港獨要成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已轉向本土、在地、獨立。國民黨是台獨的推手,共產黨則是港獨的推手。
中港矛盾不單單是政治制度的差異,更是文明的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説,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難怪香港人那麽在意中國遊客在香港隨地大小便的問題,這個問題即便在中共垮臺後也會長期存在。盧斯達發現,很多時候,人類文明是逆向傳播的,並非優勝劣汰,而是反向淘汰:“在香港,我見到一班很優雅、很天真又很高傲的香港人,如何被窮山惡水出來,因而野心勃勃的中國人玩弄到體無完膚。不只是港英一代菁英被中共愚弄,就算是平民之間也是。中國遊客在香港總是氣焰衝天,佔盡所有人的便宜,還有「左翼人士」保駕護航。”一九九七年之後,隨著大量中國人湧入香港(其中,小部分是中共刻意安排的、為香港“換血”的“五毛黨”,大部分是一心過“好日子”的普通移民),其結果造成香港日漸沉淪。這不是左膠們痛恨的“種族歧視”的觀點,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現實在中國移民湧入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亦隨處可見——中國大媽的廣場舞讓你無處躲避。
香港沒有能力改變中國,香港太小、太弱,“建設民主中國”不應該是港人的奮鬥目標;香港改變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像台灣那樣建立一個典範的“華人民主國”。所以,即便每年紀念六四的香港人越來越少,即便香港年輕一代對六四“無感”,也不必大驚小怪、痛心疾首。香港人有權利選擇自己關注並獻身的首要議題。
有人批評盧斯達等本土派、港獨派太過激進,也有人希望傳統泛民陣營與本土派完成某種“整合”、像共產黨那樣建立“統一戰線”。某些聲稱“以大局為重”、“反共優先”的人士更批評盧斯達對泛民的非議是“破壞團結”、“熱衷內鬥”。我不認同此種看法。我相信,我與盧斯達都贊同這樣的看法:不是所有反共的人都是朋友,那些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共的人,即便不是敵人,也不能以朋友視之。左膠和大中華膠一旦掌握權力,未必比共產黨更寬容和仁慈。我們的目標不單單是反共,反共只是其中的“中間階段”,我們的終極願景是自由、民主和獨立。
盧斯達對當下香港民主派陣營並不看好,他期待被自由價值洗滌之後的真民主派的出現:“等香港的主體人民都認清了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廣義的港獨份子,到時才會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派。畢竟在立場上反對獨立的,其實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條,這種「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間特定時空、過渡狀體之下的畸型產物,一點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軌」,出現第一代貨真價實的民主派。”這正是盧斯達的可貴之處:作為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年輕一代港人的“第一健筆”,盧斯達比老一輩的李怡、董橋、陶傑更為放言無忌,具有劉曉波式的“理論的徹底性”,他直言不諱地“反中”、“反統”並逐漸形成了丰滿的“港獨”論述。當年,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人等文章成為美國獨立和美國憲法的精神基礎;如今,盧斯達和他的同仁們的港獨論述也必將成為香港版的《聯邦黨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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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國度復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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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出嫁年齡仍未出嫁即屬違法!︱長知史
你違法了嗎?沒有在適婚年齡結婚可是會被處罰的。
在中國古代一直非常重視婚姻嫁娶,男女結婚的年齡都很早,是一個標準的「早婚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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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法定婚齡不一,《周禮.地官.媒氏》規定:「男不超過三十而娶,女不超過二十而嫁。」然而,統治者為增殖人口,多徵賦算,或為及早承斷帝位,傳宗接代,往往下令民間早婚並親身實行之。此外,民間從增添家庭勞力、保證財產後繼有人等因素考慮,也普遍實行早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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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婚的習俗在民間也是廣為流傳並一直為其崇尚,比如漢樂府《孔雀東南飛》:「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漢書‧王吉傳》記載:「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代不明而民多夭。」南朝梁武帝《河中水之歌》:「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婚為盧郎婦,十六生兒字阿侯。」唐李白《長干行》也說:「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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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有了早婚的習俗,且歷朝歷代的結婚年齡雖不一,但卻都是處於情竇初開的年紀。此外,歷朝歷代不僅規定了較早的結婚年齡,還對到了結婚年齡而不結婚的人做出了相應的處罰。
1、漢孝惠皇帝時,若誰家有女兒十五歲至三十歲還沒有嫁人,就要罰款六百錢。
2、《晉書‧武帝紀》記載:司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詔令,女子到十七歲,如果父母不將她嫁出去,地方官府就要找個「剩男」逼其出嫁。
3、南北朝時,如果女孩到出嫁年齡仍未出嫁即為犯法,家人也要跟著坐牢。此外,唐朝對於男子二十歲以上、女子十五歲以上還沒有結婚的也要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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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說,古代女子在15-19歲結婚為多。古代平均壽命短,夭折率高,要珍惜生育時間,早結婚的話,孩子長大成人就是幫手;要是像現在30歲才結婚,一方面完不成生育六七個孩子的任務,一方面很多人在孩子未成年就會死亡,孩子便成孤兒了。並且早育對晚育更有利於優生(使得大多數孩子都在母親黃金生育年齡出生)。不過,過早結婚,身體發育尚未成熟,是不能勝任為人父母的。
中國皇帝平均壽命 在 [轉文] 平均壽命僅39歲揭秘中國史上最不幸職業- 看板historia 的美食出口停車場
“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表面上中國皇帝權力巨大,榮耀無比,實際上他們是中國
歷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有以下事實為證:
第一,在中國社會中,皇帝的平均壽命最短,健康狀態最差。有人做過一個統計,歷
代皇帝有確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二百零九人。這二百零九人,平均壽命僅為三十九歲多
。
有人指出,中國古代人口的平均壽命不過三十五歲,因此,皇帝的平均壽命並不低。
可是,三十五歲的平均壽命中包括大量的夭折人口,事實上,古代人均壽命之低主要是由
於極高的出生兒死亡率造成的。如果除掉這個因素,人口學家推算,中國古代人口的平均
壽命可達五十七歲。眾所周知,生下來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為皇帝。因此,五十七減去三
十九,中國皇帝的平均壽命比普通人要低十八歲。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皇帝的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體壽命低下的重要原因。宋明
兩代政治秩序較好,皇帝大都是善終,然而平均壽命仍低於社會平均水平。兩宋十八位皇
帝,平均壽命四十四歲多。明代十六位皇帝,平均年齡四十二歲多。在明代十六帝中,只
有五個皇帝壽命高過均齡,其餘十一帝皆低於均齡:從宣德帝到正德帝這祖孫五代竟然都
在而立之年左右撒手人間,其中的成化帝也僅僅是剛過了四十歲。其中明光宗登上皇位僅
一個月,因為多幸了幾個女人,就撒手人寰,其身體的虛弱可知。
第二,皇帝群體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國歷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統的大王朝和偏安
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於疾病或者衰老
的三百三十九人;不得善終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為百分
之四十四,遠高於其他社會群體。
第三,皇帝這個群體的整體生命質量較差,生存壓力巨大,因此出現人格異常、心理
變態甚至精神分裂的幾率較常人高許多。翻開二十四史的本紀部分,那些一開始使我們驚
愕、惡心,後來使我們麻木、厭煩的發瘋變態行為實在是書不勝書。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
傳記中,記錄有人格異常、心理變態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現:
南北朝時期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前廢帝劉子業,極為荒淫殘暴。他討厭功臣劉義恭,就砍
掉劉義恭肢體,剖開他的肚子,挑取他的眼睛,用蜜腌漬,謂之“鬼目粽”。他創辦了獨
家的皇宮妓院,招集眾多王妃、公主,令左右幸臣與她們當場開性party。這些女子都是他
的長輩或姐妹,稍有不從者,立即殺掉,毫不手軟。這個遊戲玩膩了,他又叫宮女們與猴
、羊、馬交配,他在一旁觀察。他把叔父湘東王劉彧裸體養於坑中,要他從木槽取食,並
稱呼他為“豬王”:“嘗以木槽盛飯,並雜食攪之,掘地為坑,實以泥水,裸彧內坑中,
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以歡矣。”(《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
前廢帝如此,後廢帝有過之而無不及。後廢帝劉昱凶暴異常,外出游玩,遇到擋路者
,無論是人是畜,都命侍從格殺勿論,這使得都城建康,白天戶戶都大門緊閉,道路絕跡
。他命令身邊侍衛隨時手執針、錘、鑿、鋸等刑具,臣下稍有違逆,就施以擊腦袋、錘陰
囊、剖腹心等酷刑,每天受刑者常有幾十人,他以此為樂,一天不見有人流血,就悶悶不
樂。
這些行為無疑不能用“紈?”定義,這兩個人所患是精神分裂症。
北魏道武帝拓跋 患的是躁鬱症:“或者數日不食,或達旦不寐,追計平生成敗得失
,獨語不止。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記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顏色
變動,或鼻息不調,或步趨失節,或言辭差繆,皆以為懷惡在心,發形於外,往往以手擊
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五)意思是或者數日不食,或者
數夜不睡,精神憂悶不安,有時一晚上自言自語,好像對身旁別人看不見的鬼物說話。他
上朝時喜怒無常,追思朝臣舊惡前怨,大加殺害。見到大臣臉色有異,或呼吸不調,或言
辭失措,就大叫而起,親自毆打擊死在大殿之上,屍體都一字排開擺放於天安殿前。
還有人食欲異常。前面提到的“豬王”劉彧,後來僥幸活了下來並當了皇帝,史稱宋
明帝。此人習慣用暴飲暴食來緩解精神緊張。他非常能吃用蜂蜜腌漬的鱁姨,一次可以吃
幾升。吃烤豬肉,一次能吃二百塊。
北齊文宣帝高洋的病狀則是病理性激情。他懷疑其寵妃薛氏與大臣私通,親自砍下薛
氏的頭,將之藏在懷中赴宴。酒席中,他拿出薛氏的頭放在盤子里,在座眾人大驚失色。
他叫人取來薛氏的遺體,當眾肢解,取出薛氏的髀骨,制成一把琵琶,邊彈奏,邊飲酒,
邊哭泣,嘆息“佳人難再得”,傷痛不已。最後,他披頭散發,哭著將薛氏下葬,用的是
隆重的嬪妃之禮。……
與這些變態行為相比,北齊後主高緯愛當乞丐,齊廢帝東昏侯蕭寶卷捕老鼠、睡懶覺
、驅百姓,明代萬歷皇帝的二十年不上朝,洪武皇帝的濫殺功臣,嘉靖皇帝的偏執,天啟
皇帝的沉溺於木匠活兒,都算不上駭人聽聞了。
第四,歷代皇帝中,事業成功者,也就是說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的只占一小部分,基
本符合儒家道德規範的“聖君”更是鳳毛麟角。為後世所紀念和景仰的歷代成功帝王加起
來不過十數名,而庸主、昏君、暴君則比比皆是,占到百分之九十還多。由於皇帝這個職
業挑戰性過大,這個階層中的人,在工作中要體會成功感最難,體會到的挫折感卻最多。
大部分皇帝是在這個職位上“混”過一生的,因為他們的才能、精力、學識不足以統治如
此複雜而遼闊的帝國。
中國皇帝不幸的根源
權力過於巨大,是造成中國皇帝們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為他
的權力沒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樣因為他的權力沒有邊界。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是來源於自己的權力。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榮,皇帝必須
牢牢把握住權力,一絲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點必然是力量的焦點。普天之下有多少
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掂量、窺測、謀劃著大位。為了讓天下人成為自己的奴隸,皇帝自
己成了權力的奴隸。他必須像愛護眼睛一樣地愛護自己的權力,一分一秒也不能鬆懈。被
剝奪權力的恐懼使皇帝們神經常年高度緊張,甚至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呈現某種精神病
態。
朱元璋在寫給自己繼承人的《皇明祖訓》中,就鮮明地表現了這種過度戒備心理。他
說,凡帝王居安之時,應該常懷警備之心,日夜時刻不可鬆懈,這樣才不至於被人所窺測
,國必不失……每天都要當成是在戰場上一樣,白天注意觀察周圍人的言語舉動,晚上要
嚴密巡查,搞好宮內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見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謂有備無
患也。如果有機密之事要與親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那麼也不能令護衛們退得過遠。最
多十丈,不可再遠!……兵器、甲胄,不離左右,更要選擇數匹良馬,置於宮門及各處城
門,鞍韉俱全,以防意外……
為了保證自己的意志絕對暢通,為了保證自己對權力的獨占,皇帝們一再地粉碎對皇
權的任何威脅和挑戰,同時也不得不把自己變成牛馬,擔負起沉重的工作負荷。在皇帝體
制下,“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個都不得不成為工作狂
。秦始皇每天規定自己必須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竹簡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說自己“每旦
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
”(《明太祖禦制全集》)。據史書記載,洪武十八年九月的八天之內,他閱讀奏折一千
六百六十件,處理國事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閱讀奏折二百多件,處理國事四百
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間,自詡 “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獵,日理政事,終年不
息。在位十三年,寫出了一千多萬字的朱批。
康熙皇帝對歷代帝王短壽有自己的解釋,他在遺詔中曾深有感觸地說:“自古帝王多
享年不永,書生們每每因此多有譏評。他們怎麼知道,皇帝面對的政務之煩,使人不勝其
勞。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孫子,優游度日。皇帝們就沒有
這樣幸福。皇帝的重任不可以托付給旁人,所以舜帝直到死在蒼梧時,禹帝直到死於會稽
那一天,都沒有享受過安寧的生活。當了皇帝,就沒有退路,怎麼敢奢想安逸!”
除了勞累之外,皇帝的生活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刻板。
本來,世俗權力的巨大,已經令皇帝們精疲力竭,可是傳統文化對皇帝的要求還不止
於此。中國是一個禮治社會,既然皇帝是天生聖人,是萬民的老師,那麼一舉一動更應該
體察天道,遵守禮儀,有章有法,完美無瑕,以為天下眾人之表率,以達到“一人正而天
下正”的大好局面。因此,歷代相積,建立了一套建立在 “禮法”之上的完整的帝王守
則,使帝王的生活,每一分鐘無不處於被規定之中。
我們以清代為例,觀察一下皇帝是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套子當中。清代祖制,每天早
上五點左右,皇帝就必須起床。起床之後,第一件事是著衣。皇帝穿衣戴帽是不能由著自
己喜好來的,在不同的季節,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甚至同一天的不同時辰,皮、棉
、夾、單、紗的各種質地以及式樣、?色、規格、文飾都有嚴格的規定。
梳洗已畢,首先要做的事是“讀《實錄》一卷”,也就是說要學習祖先的光輝事跡,
背誦祖先的教導。
然後是處理政務。即禦門聽政,皇帝端坐於乾清門。整個聽政過程有著嚴格的禮儀規
範要求:文武百官從景運門入,在門下廣場排班。奏事開始,大臣從東階上門,列跪,尚
書居前,侍郎位其後,陪奏的官屬又在其後。尚書一人手捧折匣折旋而進,至本案前墊上
北面跪,將疏折匣恭放於本案上,然後起立,趨至東楹,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幾件。每奏
一事,皇帝即降旨,宣布處理意見,大學士、學士承旨。事畢,大學士、學士起立,從東
階下,記注官從西階下,皇帝起駕還宮。
每天上午11點到下午2點30分,是皇帝休息、吃晚飯時間,根據《國朝宮室》記載,每
天下午皇帝一般在一兩點時吃晚飯,然後批閱各部和地方大員的奏章,接著就開始學習。
在下午2點30分到5點這段時間里面,皇帝除了辦公以外,還要看書學習。
晚上7點到9點皇帝要祀拜神靈,到各殿神佛前拈香,然後上床睡覺。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天天如此。
因此,中國的皇帝,說容易,任何昏庸白痴都可以憑血統登上帝位;要說難,則傳統文化
中對帝王的要求至難至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對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類精力過人、
意志超群的超級皇帝來說,權力都令他們不堪重負,更何況那些遠不如他們堅強的後代。
那些精明巧詐的定制之君沒有想到,他們制定的帝王標準,給自己那些平庸的後代帶來多
少痛苦和折磨。
在傳統中國,人們往往把物質享受作為衡量幸福的唯一標準,把無條件地順從、寵愛
、諂媚作為對待皇子的不變態度。一生下來,皇子們就處於太監奴僕的包圍之下,眾星捧
月之中,在這種特殊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皇位繼承人很容易出現種種心理和性格問題,最常
見的是意志軟弱、自制力差。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滿足,缺乏等待延後滿足的能力。
這極容易導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與此同時,由於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國家對皇子們
的期望值很高,要求很嚴。一出自己的後宮,即處於種種森嚴的規矩包圍之下。這就很容
易造成皇子們的人格分裂,形成種種心理隱患。許多天賦不凡的孩子,都被這種特殊的成
長環境所毀壞,比如那個因為“日表英奇、天姿粹美”而二歲時就被康熙立為太子的胤礽
,他本來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智力超群,儀表不凡。可是,由於長期處於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地位,使他的性格嚴重畸形,在皇帝面前,他表現得舉止大方,處事有法。
皇帝一轉身,他就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他賦性奢侈,大手大腳,索求無度;他驕
橫暴虐,為所欲為,甚至任意毆打郡王、貝勒、公爵;他膽大包天又缺乏自制力,竟然派
人攔截外藩進貢的使臣,奪取進貢給皇帝的馬匹,終於使康熙忍無可忍,不得不將其廢掉
。
一方面是不成熟的人格,另一方面是挑戰性極強的政治重任。兩者相遇,必然是一場
悲劇。權力這副鎧甲本來是為了保障皇帝們的享受,可是在大多數時候,皇帝們使出全力
,也擔負不住這具厚厚的鎧甲,他們的生存因此就變成了權力重壓下的掙扎,顯得十分可
憐。
在閱讀中國歷史的時候,一個令人不解的現象是為什麼沉溺於酒色的皇帝那麼多。人
生的樂趣那麼多,特別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麼多,可以經歷的人生那麼豐富,
為什麼那麼多皇帝都像乍富的大款一樣不開眼,一門心思賴在酒桌和床上?
這兩樣事物確實很好玩,但也不至於好玩到讓人喪命的程度。道理其實很簡單,這是一種
逃避。權力的沉重和規矩的森嚴使他們無力承受,而祖先的期望、臣民的指責、自己體內
的超我使他們荒嬉政務、盡求享樂時,不能不產生深深的負罪感、無能感、自卑感。酒和
色不過是他們的逃身之所罷了。準確地說,那麼沉溺於酒色的昏君實際上都是“酒精”或
者“性”的依賴症患者。
相比之下,西方國王們的政務則相當輕鬆。因為面積小,事務少,更重要的是,權力
的範圍和深度遠不能和中國相比,所以英國的政府機構十分簡單,一直到13世紀,才形成
了三個部門:一個是財務署,負責收稅;一個是最高法院;另一個是內務部,負責處理日
常行政事務。由於國家主要是在法律的約束之下運轉,國王對國事用不著事必親躬。
亨利二世在位期間三十四年,有二十一年生活在法國,但英國的社會秩序卻相當良好
。在西方,國王們每天只用很少的時間就可以處理完自己分內的工作,剩下大把時間,可
以用來舉辦宴會和舞會,理直氣壯地玩。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四每周至少打獵兩次,“寢宮
之夜”娛樂晚會則每周舉行三次。“寢宮之夜”自晚7時到10時進行,“娛樂項目多種多樣
:賭博、台球、跳舞,有時還有演出。
各種酒菜台子都擺了起來。各種糕點、冰淇淋等隨時可用,各種飲料隨時可取”,“
路易十四顯得和藹可親。在走到牌桌時他不讓別人起身相迎,他彬彬有禮地同每個人打招
呼”。(摘自:《中國皇帝的五種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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