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出了好多我們的歷史啊~
與王堅院士有關的日子
本文來自杭派工程師。撰文 | 猛哥;視頻 | 阿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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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前,他是學界翹楚,比爾·蓋茨最信任的人之一。
11年前,他受馬雲之托,在阿裡掀起技術革命。
從“騙子”到“雲計算開拓者”,十年一覺“飛天”夢。
他就是王堅,中國工程院新晉院士。
1
那年,李開復37歲,受比爾·蓋茨之托,帶著一項使命飛抵北京。
甫一落地,他就到處尋找電腦使用者介面領域的頂尖人才,跑遍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都沒有。後來,北京大學電腦系圖形學老師董士海給他指了條道。
董士海在視覺化領域深耕多年,熟諳學界,他想了想,說,“有一個,在杭州!”
此人就是王堅。
李開復又多方打聽,大家都說王堅是國內研究“人機界面”最優秀的一個人。
人機界面,是人與電腦之間傳遞、交換資訊的媒介和對話介面,是電腦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王堅生長在西子湖畔,卻南人北相,身材高大,總是頂著一頭亂髮,挎著黃色軍用挎包,衣服皺巴巴,走路一顛一顛,脖子前伸,全然不關心外界的書生派頭。
細數王堅的經歷,完全稱得上是一個“異類”。他生於1962年,被打上了那個時代特有的烙印,癡迷大飛機,卻在1980年考入杭州大學工業心理專業,讀研期間常去浙江大學旁聽電腦課程,他的碩士論文《人機交互和多通道使用者介面》是中國第一部人機交互的論文,後來還影響了航太工程。
這多少算間接圓了他的“飛天”夢,也許是覺得不滿足,很多年後,他乾脆直接上陣,帶領一幫年輕人編造另一個版本的“飛天”夢,歷經挫折,每當下屬們洩氣時,他總會講,過去“那麼多優秀的工程師一輩子連造飛機的機會都沒有”,相較之下,現今一切堅持都是值得的。
1990年,王堅獲得心理系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92年就晉升為教授,1993年又列為博士生導師,並擔任心理系系主任。1998年8月,杭州大學與浙江大學合併,王堅新增了一連串耀眼的頭銜:中國人類工效學會理事、浙江大學工業心理學國家專業實驗室主任。
不過,李開復一門心思要找到他,可不是因為這些頭銜,而是另有緣由。他給王堅發出郵件,邀請他來京參加一個典禮。
2
1998年11月5日,北京天氣蕭瑟,長安街兩邊的白楊樹正在凋零。
但與北京火車站相去不遠的國際俱樂部門庭若市,來了300餘人,均為中國電腦業的翹楚,包括18位院士、56位教授、4位大學校長、9位系主任、27位研究員、7位所長、1個總工程師、1個高級工程師和1個總裁。
此外,還有29個政府官員和美國駐華使館的1位外交官。
王堅沒有到場。但這個小插曲絲毫沒有影響李開復的好心情。
科技部部長及教育部副部長先後登臺致辭,此外資訊產業部及中科院等官方機構都贈送了花籃。
這些官員和學者聚集一堂,只因美國微軟公司在中國建立了一個研究院。
微軟CTO 奈森·梅爾沃德是敦促比爾·蓋茨做出此項決議的“推手”。當天,他在祝賀視頻中說:“因為人才是成功研究的先決條件,我們決意追隨人才,到人才濟濟的地方開設研究院。”
李開復進一步解釋說,微軟中國研究院的初衷是“彙聚中國本地的優秀人才和微軟公司自己的專業人才,彙集其思想。”
此話當日與會者都未給予足夠的注意。只有王選(北京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電腦漢字雷射排版技術創始人)隱約覺得微軟志不在此,“有眼光”,還有“遠大戰略。”
1999年春節前,微軟中國研究院開始大規模招攬人才,觸角幾乎覆蓋了所有一流科研院校。
《經濟日報》說微軟中國研究院“一網”就“網”了十幾位拔尖人才。
3
儘管1998年的秋天,李開復和王堅沒能見面,但兩人在通了五封郵件後,再次約定見面。
李開復出差時,曾專門去浙江大學找王堅,沒見上,後來微軟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沈向洋(剛宣佈從微軟離職。此前為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美國工程院院士)去浙江大學做演講,李開復囑託他去與王堅見一面,仍然緣慳一面。
李開復只好在郵件上邀請王堅北上,“看看研究院。”
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如此執著,這令王堅既驚訝又感動,他回信說:“我來北京看你。”
1999年1月10日,李開復終於見到了王堅。沒有寒暄,開門見山。談話只有半小時,但對聰明人來說已經足夠。
當王堅回到杭州時,一封電子郵件已在等著他,那是李開復發的。儘管李開復很希望王堅能夠加盟微軟中國研究院,但抹不開情面直接挖人,畢竟浙江大學校長潘雲鶴是微軟中國研究院的顧問。
李開復只是提出可以和王堅的實驗室合作,這讓王堅很開心,覺得大展宏圖的機會來了,但幾天後,他給李開復回信說,要到微軟中國研究院做訪問學者。
導致王堅改變主意的原因是作為系主任和副院長,需要參加無數的冗雜會議,這令他不勝其煩。
1999年的春天剛開始,王堅來到微軟中國研究院。接觸越深,李開復越希望王堅把“訪問”變成“加盟”。
最後,還是王堅自己捅破窗戶紙。到了夏天,他向李開復明確表示要到微軟來工作。
王堅被任命為多通道使用者介面組的主任研究員,組員有張高(中科院博士)和韓堅(清華大學博士)兩個年輕人。
以潘雲鶴的身份和學養,自然不能阻攔王堅的出走。
那個夏天和潘雲鶴一樣心情複雜的還有哈爾濱工業大學的黨委書記李生,他是哈工大電腦系的老系主任,也是中國人工智慧領域第一個博士生候選人(因為選擇提副教授沒有繼續讀博,張大鵬遂成為中國人工智慧領域第一個博士生)。
李開復給李生寫了一封信,說要挖走三個人,即:荀恩東、王海峰和劉挺。
荀恩東,在微軟中國研究院工作了兩年,後被引入香港科技大學,現在北京語言大學任教,研究機器翻譯和語法分析。
劉挺,在微軟中國研究院呆了一年,又返回哈工大教書,現在是哈工大人工智慧研究院副院長。
王海峰,是中國最早做搜索的一撥人,加入微軟中國研究院後,李開復親自帶他。一年多後,跳槽到東芝中國研究院,2010年加入百度,深得李彥宏信任,2019年5月出任百度空缺了10年之久的CTO。
巧合的是,同月,中國工程院公佈了2019年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名單,所涉專業為“人工智慧”方向的候選人共有五位,分別是王海峰(百度),沈向洋(微軟中國),楊強(微眾銀行),莊越挺(浙江大學),鄭慶華(西安交通大學)。
候選名單中還有兩位與人工智慧相關的企業人物,分別是李彥宏和王堅,均位元列工程管理學部“新興交叉領域工程技術創新管理”專業。
一個月後,第二輪評審的候選人名單公佈,李彥宏、王海峰、沈向洋落選,王堅仍在列。
能PK掉沈向洋和王海峰等老同事,足以證明王堅的卓越,此時他的身份是阿裡巴巴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
20年前,當王堅離開杭州來到北京時,創業失敗的馬雲正帶領一幫人從北京折返杭州,希冀東山再起;當王堅正式加入微軟中國研究院時,馬雲與“十八羅漢”在湖畔花園創辦了阿裡巴巴。
一個是風頭正勁的學術明星,一個是屢敗屢戰的創業者,誰能想到這兩個人將來會有交集,並作出驚天之事。
機緣就是這麼神奇。
4
在微軟中國研究院,專家學者們得以全心全意投入基礎研究,而不用操心經費及產出。
在王堅看來,研究院要做的就是提出新概念,“我們不是要改進現有的而是要提出新的,不是把人家已經做過的東西做得更好,而是要做人家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即使是三流的開創也要比一流的跟隨更加艱難。所以,王堅一直給自己出難題。夏天開始的時候,他帶領張高和韓堅全力投入“人機界面”的研究,改進中文輸入法就是他加入微軟後的“首秀”,結果“驚豔”。
1999年10月18日,李開復帶領微軟中國研究院的6個研究員(王堅、李勁、周明、高劍峰、沈向洋和張益肇),抵達微軟美國總部,親自向比爾·蓋茨彙報。
李開復著重介紹了中文輸入方面的研究,比爾·蓋茨非常感興趣。回京後,微軟中國研究院專門舉辦了一次新聞發佈會。
王堅最後上臺,他說“做研究不一定隨大流。”
2001年,微軟中國研究院更名為微軟亞洲研究院。2004年,王堅出任常務副院長。他的主要成果包括:SQM大規模資料處理系統、數位墨水、支援亞洲語言的無模式切換使用者介面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在世界上首次推出手寫數學公式識別器,並在胡錦濤主席2006年訪問微軟時專門為主席和夫人作了演示。
王堅深受比爾·蓋茨信任。他帶的組是研究院裡當面和比爾·蓋茨討論問題最多的小組。
微軟正處巔峰期,微軟亞洲研究院兵強馬壯,王堅有足夠的空間去大展拳腳,直到一個叫劉振飛的人找上門來。
5
劉振飛,現阿裡巴巴合夥人、高德總裁,不過2008年他找到王堅時,還是淘寶網技術保障總監,他因為資料上的技術難題,想挖王堅的手下,結果被跳票,他索性直接去挖王堅。
王堅當時帶人所做的專案正和資料相關,通過海量資料分析瞭解使用者習慣、優化軟體反覆運算。有人寫郵件給王堅,描述了他在比爾·蓋茨面前提到軟體的資料分析,比爾·蓋茨說你應該去找王堅。
劉振飛畢業於北京大學,是王選院士的高足,眼光可謂毒辣。
那年夏天,阿裡巴巴CPO彭蕾(阿裡巴巴創始人、合夥人,現任Lazada董事長)親自找到王堅,一見面就說:“我們現在很差,就希望你來拯救我們”。
她說的是阿裡巴巴的“登月計畫”。
頭一年,馬雲召集阿裡巴巴的高管們在寧波開了一次戰略會,決定要把淘寶、支付寶、B2B 等子公司的底層資料打通,實現“商業新文明”。為此,阿裡巴巴迫切需要尋找一個技術“救星”。
王堅就這樣進入了彭蕾的視野。
彭蕾說,阿裡巴巴的資料就是一座金山,但不知道如何挖掘,現在是坐在金山上吃饅頭。
王堅心動了。
2008年11月18日,阿裡巴巴宣佈,王堅博士正式加盟阿裡巴巴集團,擔任首席架構師一職,直接向馬雲彙報工作。
馬雲表示:“王堅博士將幫助阿裡巴巴集團建立世界級的技術團隊,並負責集團技術架構以及基礎技術平臺建設。”
彼時,阿裡巴巴高管中不乏技術牛人,比如中國開源第一人章文嵩。他本碩博均就讀於國防科大,師從電腦學院泰斗胡守仁教授(我國第一台億次銀河巨型電腦研製的設計者和主要領導者之一),1998年創建LVS(Linux Virtual Server),2000年,Google搜索“wensong”會出現上千萬條記錄,2009年加入淘寶後,帶動了一系列開源運動。
但為何馬雲偏偏如此相信王堅?
除了都充滿理想主義氣息之外,在阿裡巴巴安全團隊負責人吳翰清看來,原因是“王博士是唯一一個能把技術講得連馬雲都能聽懂的人。阿裡有很多技術VP,但他們都沒有王博士這本事,所以他們也只能做到VP,而做不到CTO。”
被馬雲任命為CTO是王堅加入阿裡巴巴差不多四年後的事情,卻招致了這家公司史上最強烈的反彈。
阿裡巴巴已很長時間沒有CTO,上一任CTO還是吳炯。
吳炯曾就讀于上海交通大學,後赴美,1989年畢業于密西根大學,1996年加入美國雅虎,負責搜尋引擎和電子商務技術的開發。他1997年結識馬雲,2000年初成為阿裡巴巴的天使投資人,2000年5月正式加入阿裡巴巴,擔任CTO,領導開發了阿裡B2B網站,淘寶網以及相關系統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設計。2005年阿裡巴巴合併雅虎中國後,他還主持了雅虎中國搜索事業部的工作。2008 年離職,專做投資人。
兩相對照,吳炯的光環太矚目了,而王堅進入阿裡巴巴後,卻成了名噪一時的“騙子”。
6
一切皆因阿裡雲所起。
1961年,美國總統甘迺迪向全世界宣佈:“美國要在十年內,把一個美國人送上月球,並將使他重新回到地面。”從此,美國雄心勃勃的“阿波羅登月計畫”開始實施,共分為“水星計畫”、“雙子星座計畫”及“土星計畫”三步。
雖然沒有關於阿裡巴巴“登月計畫”的具體時間表,但顯然也採用了分步走的策略。2009年9月10日,阿裡巴巴成立十周年的日子,阿裡雲成立了,它要為阿裡巴巴“登上月球“提供無盡的算力。
王堅擔任阿裡雲首任總裁,他對400多名團隊成員說:“如同電力是工業社會的底層設施,雲計算將取代傳統IT設備,成為互聯網世界的底層設施”。
雲計算這項新技術的雛型來自上世紀70年代,1963年,DARPA(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向麻省理工學院提供津貼啟動MAC專案,要求麻省理工學院開發“多人可同時使用的電腦系統”技術,這產生了“雲”和“虛擬化”技術的雛形。
2003-2006年Google發表了四篇文章,分別是關於分散式檔案系統(GFS),平行計算(MapReduce),資料管理(Big Table)和分散式資源管理(Chubby)。至此奠定了雲計算發展的基礎。
2006-2008年,亞馬遜、Google、微軟、IBM等巨頭相繼推出雲服務生態系統和雲計算平臺。
這樣看來,中國雲計算起步並不算晚。但先行者註定孤獨。阿裡雲成立之初,雲計算在中國還是個新名詞,外界充滿不解。
一個令阿裡雲老員工們記憶猶新的細節是,公司剛成立的前兩年,他們出差用餐時,開發票的服務員總是“好心”地將“阿裡雲計算有限公司”加一個字“阿裡雲電腦有限公司”。
王堅從微軟亞洲研究院帶過來的林晨曦等人成為阿裡雲乃至中國雲計算的最初班底。
林晨曦,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亞洲第一個ACM全球大賽總冠軍,2005年加入微軟亞洲研究院。他和同事們“每天思考著全人類命運這樣的宏大未來,從不為經費擔心。“ 有一天,王堅把他和孫冰(奧林匹克資訊學競賽冠軍)叫到辦公室,說他和馬雲聊得非常好,打算去阿裡,準備做雲計算,如果他們有興趣,可以一起去。
王堅的遊說很具有鼓舞性,他說,“雲計算這件事非做不可。如果我們所有的資訊計算都必須通過國外的系統,那麼未來的中國不堪設想。”
林晨曦和孫冰很快就做出了決定,“其實很簡單,我相信王博士。只能選擇相信。“
儘管阿裡雲是2009年9月10日才宣佈成立,實際上早幾個月前就開始運轉了。林晨曦記得很清楚,阿裡雲第一個員工在2008年10月24日入職,正好是1024。“冥冥註定,阿裡雲和代碼脫不開關係。”
林晨曦成為阿裡雲第一任技術總監,入職後“兵荒馬亂,十幾個人邊寫代碼邊四處招人。”
阿裡雲當時辦公室在北京上地,沒有空調,夏天很慘,工程師們只好買來一堆冰塊,放在臉盆裡降溫。此外,辦公室還經常停電。
有次馬雲來京,專門去阿裡雲辦公室,想看看工程師們到底在做什麼。林晨曦打開電腦想給馬老師看看,不巧還停電了,馬雲只好坐在辦公室等了半個小時,直到電力恢復。
環境確實太差了。許多工程師來面試,一看樓裡這麼破,就不想來了。林晨曦趕緊解釋,這只是暫時的,新的寫字樓還在裝修。
饒是如此,在那個破舊辦公室裡,2009年2月1日,阿裡雲工程師寫下“飛天”第一行代碼。
“飛天”是阿裡雲為了“登月計畫”而做的分散式運算系統,其英文名是Apsara——吳哥王朝的阿僕薩羅飛天仙女,寓意希望為人帶來幸福。
“飛天”是想將全球數百萬台伺服器連成一台超級電腦,讓任何企業、機構和個人只要聯網就能獲得即開即用的計算能力。
關於“飛天”,林晨曦有個通俗的比方:
有一波人不知天高地厚,想做分散式系統,好比大家把腳綁在一起,單、雙報數,然後同時邁步。人數少時,這很簡單。但是當人足夠多時,就不簡單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邁腳,但實際上不是,這是分散式系統遇到的第一個挑戰,同時性具有相對性;有人邁左腳,有人邁右腳,有些人兩隻腳一起邁,就有人摔倒了,摔倒的人會把邊上的人帶著摔倒,這是分散式系統遇到的第二個難題;還有第三個問題,那就是異構,有的人長得高,有的人長得矮,步伐不一樣,就會帶來困難;還有很多動態環境下帶來的不確定性,路面有石頭,或者颳風下雨……最後還是走到了終點。
可誰也沒想到,“終點”那麼遠,“走”得好辛苦。
7
馬雲對王堅是百分百支持, 要人給人、要槍給槍,阿裡巴巴內部各路精兵強將都彙集到阿裡雲。
有一次元旦年會上,王堅把馬雲叫來給工程師們打氣。馬雲說他不懂技術,但很尊敬搞技術的人,認為技術大牛都是俠客,還說“程式都是bug 組成的”,贏得了全場的掌聲。接著,馬雲更是豪氣的說“登月計畫”是一定要做的,先砸10 個億,不夠再砸10 個億,直到做出來為止,再次贏得了全場的掌聲。
一開始大家都志得意滿,意氣風發,覺得一群技術牛人在一起還有什麼是做不出來的?
但現實是,沒有先例可循,阿裡雲得從零開始。
在林晨曦看來,“阿裡雲就像是一個軍隊,在攻佔一個看起來不可能攻克的山頭,一批衝鋒者倒下了,下一批衝鋒者接著頂上。其實是很悲壯的,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到底能不能成功。”
工程師們的黃金時間只有幾年,不願意在黑暗中一直摸索。各種爭吵和懷疑出現。壓力實在太大,很多人只在團隊呆了半年就走了。
甚至從微軟亞洲研究院追隨王堅而來的人也在放棄。2010年,一位老部下離開阿裡雲時,深情又失落地對王堅說,做雲計算的感覺就像集體合圍抱一棵大樹,誰都知道最終大家的手會連在一起,但誰也不知道那一刻會發生在何時。
2011年底到2012年初,是阿裡雲最艱難的時候。
在阿裡巴巴外部,業界都不看好雲計算。中國IT 領袖峰會上,李彥宏說“雲計算這個東西,不客氣一點講它是新瓶裝舊酒,沒有新東西。"馬化騰則認為"它是一個超前的概念,目前佈局為時過早。"
在阿裡巴巴內部,大家都在看王堅的笑話,譏諷他是糊弄馬雲的“騙子”。其它部門的技術leader們都虎視眈眈,就等阿裡雲解散,然後去“瓜分”工程師。
有一次一群人吃飯,劉振飛問王堅,外面那麼多人罵你不靠譜,看你好像不在乎。眾人都愣住了。王堅埋著頭,想了半天說了一句,“我這就是死豬不怕開水燙。”
當王堅被燙的體無完膚時,馬雲又添了一桶開水。2012年8月14日,他發文任命王堅為CTO,全面負責規劃、制定和實施集團技術發展戰略。
阿裡巴巴內網徹底炸了,反對之聲洶湧不止,概而言之就是:王堅不懂技術、不懂管理,浪費資源無數,不被追責,反而高升,難以服眾。
沒人知道那段時間王堅承受了多少壓力。“有時候堅持是很難的,有時候放棄是很難的,進退維谷,但是具體到做飛天這件事我覺得堅持是很難的。”
關鍵時刻,又是馬雲撐了王堅和阿裡雲一把。他在內網公開回應:“博士是人不是神,博士的不足大家都知道,我瞭解的也並不比大家少,但博士了不起的地方,估計很少有人知道。假如,10年前我們就有了博士,今天阿裡的技術可能會很不一樣”。
為此,王堅對馬雲無比感激,後來寫書時,把這段話作為前序。
8
因為“理想主義”和“太執著”,王堅被認為是阿裡巴巴最像約伯斯的人,他的書架上也有一本沃爾特·以撒森寫的《約伯斯傳》。
約伯斯不好相處,以“現實扭曲力場”著稱。無獨有偶,王堅身邊人也能感受到他的“現實扭曲力場”。
那幾年,阿裡雲的工程師們一旦決定留下來,就會成為王堅的“腦殘粉”,他們堅信王堅的方向永遠正確。即使錯了,也是他們這些執行者錯了,“能力無法匹配博士的要求”。
王堅極具感染力,總喜歡給部下講雷達的故事。在二戰勝利前夕,《時代》週刊封面本來要刊登雷達的照片,都已經通知發明雷達的團隊了,這是一件無比榮耀的事情。結果發行前,改為刊登原子彈的照片。雷達團隊非常沮喪,因為從整場戰爭來說雷達的意義才是最大的。
每次王堅講這個故事時,聽眾都很興奮。他總會用“你們在做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情,不要怕犯錯”一類的話來鼓勵大家,然後眾人就覺得在做著一份無比光榮的工作。
2012年8月,王堅把每年一度的阿裡雲“飛天獎”頒給了全體員工,頒獎詞是一句略帶悲情的話——“堅持就是偉大”。
那年下半年,淘寶系“去IOE”完成,“飛天”已經跑得比較順暢,林晨曦可以放心離開了,“我在阿裡四年,其實相當於呆了十年。阿裡雲是一年走完了正常研發兩年半的路。人的頻率調快了兩倍半。”
離職那天,他和同事們在西湖國際旁邊的一家小館子聚餐,氣氛有點沉重。王堅開玩笑,“我們不應該這麼自私,晨曦不只屬於阿裡。”
那是一種什麼感覺呢?
林晨曦覺得不是傷感,不是難過,恍惚覺得:“在阿裡雲的四年,像是過完了一輩子。以後的事情,都是下輩子的。”
榮光時刻到底來臨。2013年8月15日,“飛天”5K系統上線提供服務,這是中國第一次實現單個集群超過5000台伺服器的通用計算平臺,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對外提供這種能力的公司。
阿裡雲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同年12月,啟動“登月計畫”。
“去IOE”完成後,阿裡雲沉澱了一套“商業-開源-自主” 軟體交互反覆運算的工程管理方法,成功服務國內關鍵行業客戶超過20萬家,推動了國內企業向雲計算的全面轉型。
後來,那些早年離開的工程師,一直在想,阿裡雲最終能成功,王堅的堅持是不是唯一的原因?
有一次,林晨曦和老同事們聚會,為這個問題一直聊到淩晨3點,結論是:“如果換一個人,也許早就掛了10遍了”。
在2012 年的阿裡雲年會上,王堅走上台,他緊攥話筒,幾次抬眼望向遠處,幾次欲言又止,最終泣不成聲。
他說:“這兩年我挨的罵甚至比我一輩子挨的罵還多。但是,我不後悔。只是,我上臺之前看到幾位同事,他們以前在阿裡雲,現在不在阿裡雲了。”
這其中就包括吳翰清,2012年9月離職創業,就在“飛天”即將展露曙光的前夕。走之前,王堅約他長談,臨別時,他流淚說:“博士,其實我一直是相信你的!”
兩人相對,淚眼凝噎。
當吳翰清創業後,才深深體會到王堅的不易。“現在我回想起來,王博士是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他沒有太多的創業經驗和產品經驗,僅憑著一腔熱忱帶領著一群同樣熱忱的工程師們在做世界上最難的技術之一。走了很多彎路,也傷了很多人的心,但也栽了很多樹,讓後人乘了涼。”
9
乘涼者甚多。
阿裡雲趟出一條路後,國內雲計算熱潮興起,2013年就此成為中國雲計算的轉捩點。UCloud和七牛雲等協力廠商雲計算企業成立,騰訊開放平臺也是這一年對生態企業開放,AWS高調入華。
2014年9月19日,阿裡巴巴在美國上市。在上市故事中,阿裡巴巴一再強調的核心業務之一是“雲”和大資料,業務戰略是“雲+端”。這個基於“雲”的宏大敘事,正是始於六年前王堅掀起的內部技術革命。
技術底座已經構築,接下來就是高歌猛進。
馬雲再次展現了善於點將的本領,用阿裡小貸負責人胡曉明(現為螞蟻金服總裁)接替王堅,擔任阿裡雲新CEO,給這家技術公司注入商業基因。
到2016年,阿裡雲營收規模已躍居亞太第一,全球第三,連續數年保持三位數的增長。
同年,王堅卸去阿裡雲總裁及阿裡巴巴CTO兩職,專任阿裡巴巴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
目前,40%的中國500強企業、近一半中國上市公司、80%中國科技類公司是阿裡雲的客戶。
在阿裡巴巴內網,王堅被貼上各種各樣的的標籤,出現頻次最高的有:“遠見”、“先知”、“堅定”、“堂吉訶德”……
但這個被稱為中國10年來最成功CTO的男人卻說,“我是一個既得利益者。”
2018年,王堅受邀參加央視《朗讀者》節目,誦讀了喬恩·克拉考爾的《進入空氣稀薄地帶》,回憶起阿裡雲的創業史。
他對董卿說,計算像是一口井,井裡有著最珍貴的水資源。隨著大家對計算需求的增大,要有人想辦法把井水變為自來水,讓它順暢地流入尋常百姓家。這個過程看似簡單,實際上需要建水廠、鋪管道、做水龍頭、裝水錶等一系列環節的精密配合。更重要的是人們對新理念的接納,因為第一口自來水從水龍頭裡流出之前,沒有人相信。
在阿裡雲出現之前,國內也沒有人覺得這個新技術能推動社會進步。
王堅說,他願意做那個引水的人。領著一群年輕人,去做一個中國人從來沒有做過,只在他們腦子裡存在過的東西。
2017年,中國電子資訊技術年會上,王堅代表“飛天雲作業系統核心技術及產業化”專案接過科技進步特等獎的獎牌,這是該獎項設立15年以來,首次頒發的特等獎。
中國電子學會鑒定認為:“飛天系統核心技術完全自主可控,總體技術達到國際領先水準……對我國乃至全球互聯網產業發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推動作用,是以企業為主體的雲計算核心關鍵技術自主創新的成功實踐。”
有人在知乎上寫下這樣幾句話:“10年前,我也覺得博士(王堅)是個騙子。現在看看,我覺得他是個偉人。我覺得沒有這些別人嘴裡的偏執狂,世界又怎麼可能被改變。”
10
道不孤,必有鄰。
王堅現在更多扮演的是阿裡巴巴技術先驅的角色,當下研究旨趣是“城市大腦”,開闢以資料資源為關鍵要素的城市發展路徑。
人類最偉大的作品是城市,但也帶了“城市病”。在王堅看來,“城市大腦”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讓城市的資料流程動起來,產生價值。
解決交通問題,並不是“城市大腦”的唯一功效,它是未來城市新的基礎設施,可以在城市的建設發展中做出更多貢獻。
互聯網、資料、雲計算,這三者始終讓王堅念茲在茲,在他心目中就如同火,新大陸和電,足以改變世界,值得用一生去探尋。
英雄所見略同。李開覆沒有看走眼,馬雲也沒有看走眼,他真是一個純粹的技術人。
2014年,吳翰清重回阿裡雲,回首往事,他說時光本身無法倒流,如果能穿越到那個時間,他可能不會選擇離開,有可能選擇在這個公司把這個事情做成。“其實我從王博士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堅持,其實他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個人的軌跡,有一點顛覆我的世界觀。”
被改變的不止吳翰清一人。
如今,阿裡巴巴技術大牛雲集。許多人,無論是才智,還是年華,都不遜於10年前的王堅。當國家給予民營企業技術人至高榮譽時,對他們而言,風好正是揚帆時。
王堅的故事,重新定義了阿裡巴巴工程師這個群體,他們腳踏實地,但高舉理想主義旗幟,不墜青雲之志。保不齊,若干年後,他們之中會湧出又一個院士。
十年一覺“飛天”夢,譭謗也好,讚歎也罷,對王堅來說,皆為過眼雲煙。他撰有《線上》,結尾如此寫道:
什麼是對技術的熱愛?你真的相信技術會改變很多東西嗎?你有沒有足夠的自信和熱愛去捂暖這條蛇,哪怕它蘇醒以後可能會咬你一口?當你熱愛一個東西的時候,你很難預料最終的結果。
但是“如果困難出現,就要戰鬥到底。“ 那是他最喜歡的《進入空氣稀薄時代》中的一句話。
參考資料:
1.《追隨智慧——中國人在微軟》,淩志軍,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2. 《道哥:王博士》,吳翰清,道哥的黑板報
3. 《阿裡雲第一任技術總監的故事》,林晨曦,阿裡雲橙
4. 《雲之戰》,孫宏超,騰訊深網
5.《雲計算深刻改變未來》,張為民,科學出版社
6.《王堅:一個預言家的命運》,張寒、周欣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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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接受的最長也是最細緻的採訪,人物雜誌記者像私家偵探一樣,從我和朋友的交談,從各種出乎我意料的文字視頻資料裡面,打開了我內心深處最真實的一面。有不少獨家的秘聞,歡迎點擊。
李開復:最大化戰爭的倖存者
本文來自《人物》雜誌
文|李斐然
編輯|朱柳笛
攝影|尹夕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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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李開復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為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裡。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局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群中。
┃最大化戰爭
李開復的西裝褲口袋是一個精確測試後確定的尺寸,它和最新款iPhone的尺寸貼合,既不會淺到放不進去,又不會深到不容易取出來。在重要場合,他會戴寬度7釐米的細領帶,比市面上大部分領帶細1釐米,因為他經過實驗發現,這樣的搭配顯瘦。就連他的笑容,都像是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偶像營業時的idol smile,這是他大部分照片裡的固定微笑的弧度。
坐在這樣的李開復對面是一場持續的心理危機。他的人生經歷被量化,像一個可查詢的資料庫,他的回答基本上全部出自他出版過的8本書,以及迄今為止發表過的公開演講、訪談和文字記錄。如果你讀過這些內容,就可以準確預測他每一次的答案。因為不管問題是什麼,他都會繞回到這些公開信息的範疇之內,邏輯落點始終是——“世界因你而不同”,每個人都要“做最好的自己”,而現在,我們應當關注“AI未來”。這些是他的自傳標題,也是他研究後發現最適宜大眾傳播的話題。
他的生活是一場最大化的戰爭,在有限條件裡,最大化時間,最大化效率,最大化確定性,不允許冗餘。偶爾助理給他在兩個時間段中安排了休息,會遭到他委婉的批評:時間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這場最大化戰爭貫穿了李開復30多年的職業生涯,他擁有一個商業偶像的完美履歷:畢業於學術頂尖的哥倫比亞大學和卡內基·梅隆大學,工作過技術最頂尖的科技公司,蘋果、SGI、微軟、Google,而後在2009年創辦創新工場,投身中國的創業熱潮。
在每一個階段,他都創造過最大化的奇跡:在蘋果,他曾將尚處於實驗室階段的前沿語音辨識系統,壓縮了1000倍後應用在當時的蘋果電腦裡;在微軟,他創建了微軟中國研究院,這成為後來世界知名的微軟亞洲研究院,走出來許多AI領軍人物,被《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稱為“世界上最火的電腦實驗室”;Google中國也在他的推動下,從一個人到700人的團隊,實現了最具歷史意義的當地語系化。
過去10年中,他的最大化戰場是中國的互聯網創業。創新工場所投資的項目超過350個,已經誕生了17家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基金規模超過20億美元。“創業本身就是一場最大化。人們在創業環境中得到的成長,是在其他環境裡不會得到的。創業就是做出了有限性和無限性之間的連接,達到了人的最大化。”
技術造就的商業奇跡,是過去10年間中國互聯網的獨特景象。技術高度集中化了效率,放大了個人的力量,讓所有人親歷了一場肉眼可見的奇跡——一個創業者能改變所有人購物的方式,一個聊天工具能顛覆此前所有的通訊龍頭企業,一個網紅主播能直接決定一款口紅的生產……中國市場成為全世界資本最為矚目的新大陸,它吸引著一個又一個人投身這片土地的最大化戰爭,在這裡,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親手創造一場影響14億人的奇跡。
“看到時代的變遷,看到迎頭而來的機會,總在想怎麼去調整自己,才能捕捉到這些機會。如果你讓我每天做一樣的事情,我會枯燥到死。”李開復說,“每一年我說不出來我做了兩三件很驚人的事情,好像就白活了。”
不過,這場最大化戰爭也多少吞噬了人性。在家裡,他陪家人的時間是經過精密規劃的最大化策略,“既不會少到讓她們抱怨我不是好丈夫、好父親,又不會多到影響工作效率”。妻子謝先鈴有次跟他吵架,氣到離家出走,不接電話,不回短信。結果,李開復選擇用技術回應。他在Google搜了大概1000條道歉短信,從裡面挑了50條比較接近他的口吻的,自己又寫了50條,湊成了一個100條道歉信的資料庫,然後寫了一個程式,每隔45分鐘隨機發送短信,不間斷地一直發,連續發送到第三天的時候,妻子敗給了程式,認輸回家。
創業夥伴陶甯從微軟時代就認識了李開復,那時候,連跟他吃飯都是一場智力競賽,要一邊吃一邊玩難度極高的推理遊戲。她注意到,同樣使用語音輸入,李開復的語音轉化準確率要比周圍所有人都高。因為他常年訓練自己,用機器習慣的穩定狀態說話,“不要只train機器,還要train自己。”
與他結識近14年的黃蕙雯是創新工場現任CMO,起初她並不想接受這份工作,就跟李開復說,北京霧霾好重,我不要搬過去。結果過了一會兒,她在微信上收到了他的答覆,他依次發來中國氣象局的監測結果、社科院的研究報告,以及協力廠商機構的觀察統計。李開復糾正她,準確的事實是,北京的空氣品質已經有了大幅改善。這構成了李開復強悍的說服力,但也讓黃蕙雯不得不沖他吐槽:“你一定要每天都過得這麼用力嗎?”
所以,坐在他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為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裡。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局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群中。
┃與複雜共存
商業世界有一些暗號。特別是創業者見投資人時,他們一般不會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你只能去捕捉一些訊號——聊天中他有沒有看手錶,中途接電話有沒有回來,如果聊了半小時他還在提問,要麼這次有戲,要麼他不懂這個賽道,想讓創業者幫他普及一下背景。最直接的失敗徵兆是,“我後面還有個會。”
但是,李開復會給出不太一樣的訊號。他愛談論技術,見他需要準備好充分的資料材料,以備他即時提問。他尤其鍾情于技術天才,有時甚至會打破自己縝密的時間規劃,跟他們多聊。可是,如果技術天才只講技術,他會直截了當地告訴對方,“你的想法太天真了。”
他的本質是一個電腦科學家。在成為投資人、創業者、職業經理人之前,他是足以躋身世界一流的人工智慧專家。電腦博士李開復設計過一款人工智慧博弈程式Bill,擊敗當時奧賽羅棋世界冠軍;他還使用一種叫做“隱瑪律可夫模型”(HMM)的方法,建造出世界上第一套非指定語者連續性大詞彙語音辨識系統Sphinx。學術界一種開玩笑的說法是,衡量一個人的研究高低,就去看他的論文能在多少年後還持續折磨著後輩入行必讀。而李開復的論文,直到今天還有程式師將其翻譯成中文,細細研讀,距離他發佈這些論文已經33年了。
走出實驗室後,他親歷過這個時代幾乎每一次最重要的技術變革,參與它們的落地。陶寧記得,即便在微軟、Google這樣的頂尖公司,想要讓技術進入產業也是一場惡戰,李開復要反反復複做演示,跟不同人群磨合,他們之中大部分人不懂技術,“99%不是你的技術同類”,但他們又有自己的立場和顧慮,李開復的工作就是需要彌合這種人群之中的認知差異。
商業是人構成的戰場,在這裡,贏的關鍵是學會與複雜共存。尤其在中國創業,是一場全世界最殘酷的戰爭。所有參與者將最大化推向極致,只有親自下場,你才能明白這種現實的顛覆性力量。天才的最大失利往往不是技術缺憾,而是誤讀了人,誤讀了人性,誤讀了人群之中的風向。
在微軟的時候,到美國總部開會,坐滿一屋子的天才工程師總提中國盜版,討論的主題都是怎麼抓、怎麼告、怎麼正版化、能賣多少錢。“我說你們根本不懂中國人的思維,我就帶他們來中關村,教微軟的人怎麼理解中國市場。”
李開復設計了一套小實驗,他讓來北京的美國高管們先去一趟當時的電腦大賣場海龍大廈,每人發同樣的錢,買一個電腦回來,去親眼看看在中國做生意是什麼樣子。結果在中關村購物一圈,連最理性的CTO都陷入了中國充滿感染力的消費亢奮之中,回來熱情地跟李開復說,什麼都有,什麼都有,什麼都有!那是一種誰也阻止不了的商業生命力。只有親歷才能明白,你沒法跟一顆破土而出的種子講道理,靠理智否定它的生長。它會不惜一切代價活下來,最優解是與它共生。
過往的經歷把他訓練成一個務實主義者。2006年,他參加香港科技大學前沿研究討論會,臺上坐著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時任科大校長、物理學家朱經武,還有著名數學家、菲爾茲獎和阿貝爾獎得主邁克爾·阿蒂亞爵士。他們熱烈地討論“詩人科學家”這個議題,數學好美啊,數學充滿想像力,只有他不太同意。
李開復很客氣,這是他身上的另一個重要特質。他婉轉地提醒:“這個世界需要有像他們那樣偉大的科學家,留在高校研究院,來探索數學之美,但是也需要像我們這樣的工程師,來把它做成有價值的東西,解決人類的問題。這兩者缺一不可。”
他必須要學會在人群中生存。王詠剛是創新工場CTO,也曾在Google工作了10多年。他知道,跟形形色色的人談技術,是個苦差事,講深了大家聽不懂,講淺了大家覺得沒有用。碰上完全不懂技術的人,尤其是傳統產業的老闆,也得講得下去才行。他有一次聽到李開復不得不跟一個地方老闆解釋,“AI是一種新時代的Excel”,因為Excel對他們來說已經代表了複雜,他耐心地解釋,“像Excel那樣,你把資料填進去,結果就能算出來。”
“我就沒有開復那樣的好脾氣,講不明白我就不想說了。但是他還是很有熱情,能在不同場合,耐著性子,讓所有人聽懂。”王詠剛說。
“市場接受了,技術就得到了承認;市場不接受,再奇妙的技術也不名一文。”李開復曾這樣寫道,市場是一切技術的試金石,只有不適應市場的技術,沒有不適應技術的市場。就算是地球上最偉大的科技公司,技術不能落地,也在市場一文不值。
整個過程都要對抗人群中的懷疑、不解和誤會。智明星通的CEO唐彬森說,10年前覺得李開復不像個投資人,每天叮囑他關注技術趨勢,“老發一些沒什麼用的話”,“我們還在創業苦哈哈的,滿腦子想的還是人怎麼招啊,工資怎麼發啊,他老說要all in移動互聯網,老說比爾·蓋茨的名言,‘人們永遠會高估一兩年的發展,而低估了未來10年的發展。’我當時心想,手機螢幕就這麼點大,性能又特別差,能怎麼樣?”
如今,技術奇跡驗證了李開復的判斷。前不久,創新工場10周年紀念,他給李開復發了一條資訊,“偉大的時代需要有偉大的想像力。”
然而,人群之中,質疑總免不了。出現負面評論的時候,陶甯和李開復經常爭論。李開復希望能把事實解釋清楚,但陶寧告訴他,如果他相信,自己事業的目標是把技術落實進產業裡,就必須專注於技術的落地,“活在一種不理解中,學著與噪音、反對、誤解共存”,對這個世界說,那好吧。
“你說他沒有生氣過10分鐘、1小時,他肯定是不高興的,但是他得用理性的方式去處理。”陶寧說。“況且,創業中太多你想要做的事情,已經填滿你的時間了。像開復這樣從學界跳到工業界,面對客戶、投資人、產品、團隊,他已經生活在人群之中了,必須學會接受過程中的噪音。”
這大概就是時代留在他身上的一種複雜性。他的技術信仰分成兩半:前一半是個科學家,能寫最複雜的論文,調教機器理解人類;後一半是個商人,能洞悉客戶的需求,教會人類理解機器。自始至終,他都是流動在兩者之間的人。
┃吞噬與救贖
技術將李開復的最大化戰爭推向了頂峰,他不僅要最大化技術在商業上的效益,還要最大化自己的影響力。
微博最熱的時候,他給自己的微博寫了一個AI程式,讓機器自動抓取即時熱門的話題,以及與他有交集的主題,以影響力排序轉發,連發送時間都是精准實驗的結果,間隔10分鐘發會掉粉,間隔40分鐘發又不能實現每天發送量最大化,衡量過後得到最優解,間隔30分鐘發一條,每天發送25條,以實現每天穩定漲粉的目標。機器全程類比人類發送的隨機性,避開整點發佈,以免留下機器痕跡,機器甚至能代替他自動回復留言,為他增加粉絲互動頻率,維持熱度。
那段日子,向來平靜的李開復持續生活在一種強烈的情緒衝擊裡,憤怒、喜悅、興奮、焦躁,所有血流都沖向大腦。他每天都會檢查自己的粉絲數,如果沒有達到增長預期就會不高興。他變得對最大化數值有所偏執,“一場演講沒有1000個人我就不去,每天微博不新增1000個粉絲我就不開心,一個記者來採訪我,讀者不夠多我就拒絕。”
一切都是最大化的工具。曾經的創新工場合夥人王肇輝結婚,邀請李開復致辭,儀式結束後,他發現李開復寫了中文發言稿、英文發言稿,在微博、推特、臉書全平臺上都發佈了一遍。作為新聞發言人的他感到高興和感動。但是,李開復大女兒上大學收到的父親的信,也被父親同步發在了網上。雖然贏得了點擊率,女兒卻非常不高興。
今天回憶起這一切,最大化影響力的念頭“就像腫瘤一樣長在我身上,頑強、固執,並且快速擴張”,直到疾病的突然到來。
在經歷了常年的熬夜、高壓、疲勞作戰的生活後,李開復的體檢報告裡檢測出腹部存在26個腫瘤,醫生確診為淋巴癌四期。當整個中國互聯網在井噴似的蓬勃發展時,李開復花了17個月養病。最大化戰爭暫時休戰。
休假對於他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一開始,他還不能正確融入這種生活裡面。在動完手術的幾個小時後,他還試圖再度投入工作。他在家的臥室裡搭建了一個工作臺,用金屬臂把顯示器懸掛在枕頭上方,躺著回復郵件。
因為生病的緣故,他提前立下遺囑。寫遺囑的時候,他第一次認真注視自己手裡的筆,“那支筆曾在上萬冊書上簽名,暢銷的自傳,鼓勵中國年輕人努力工作、開拓事業的書,這些書每一本反響都很好,如今,同一支筆卻見證了我的失敗。”
寫完遺囑,他坐在母親旁邊,母親已患阿爾茲海默症多年,只能勉強認出他。直到那一刻他才意識到,自己最大化的影子還有另一面。自傳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故事,但對當時在美國陪讀的母親而言,那是寂寞的回憶。沒有親人,沒有朋友,兒子上課的時候,她只能在家對著電視,一台一台換。因為語言不通,她只看得懂一個猜價格的節目,節目很熱鬧,但她也只能猜測這種熱鬧。從天亮到天黑,只有捱到兒子回家,才有人跟她說話。
成功人生的所有細節都顯現了另一個模樣。在臺灣養病期間,他試著參與家裡的裝修,兩個女兒告訴他,過去他花了大工夫,把房間佈置成公主房,買小星星的貼紙,自己一顆一顆貼在天花板上,但其實,她們並沒有想要成為公主。
小女兒說,她更想要收到爸爸的信,因為爸爸過去經常寫信,寫給爺爺奶奶,寫給媽媽,寫給姐姐,但是他已經很久沒寫了,自己高中畢業的時候,還會收到爸爸的信嗎?
生病期間,李開復重讀了許多年前自己父親寫來的家書。原來早在他事業的最開端,父親就曾在信裡,反復叮嚀 ——
先鈴、開復:
先後接到你們來信,一則以喜,一則以慮(我未用“憂”字)。喜看開復的研究受到別人的注意、重視,但我要說一句話是,做學問的要有自尊心,但更要有謙遜心。學習是無止境的。
經過了這麼多年後,他終於開始理解,和自己渴望的最大化不同,父親治學的根基恰恰是渺小。父親70歲的時候選擇當教師,教了幾十個學生。學生寫給他的訃文裡反復提到這位老師謙遜的治學觀點,他相信研究任何歷史最忌諱的是“成見”,“歷史是沒有官方說法的”,自己的觀點也不是最終的答案,應該歡迎反駁,包容不同的意見。
“我才發現,他寫給我的每一封信裡都隱含著一些人生建議。他教我怎樣去做一個更好的人,不要為了一些沒有價值的事情讓自己太忙碌,做人要謙虛,千萬不能驕傲。父親通過這些信,以非常溫和的方法來傳遞他的愛,而我感知得太晚了。”
在臺灣養病期間,住在他家附近的鄰居楊柏林是一位畫家。他看了李開復的故事,送來一幅畫。這幅畫是很多種顏色一起在流動,黑色包裹著紅色,藍色流向了金色,畫面正中央是蔓延開來的白色,如同水一樣,不斷流動,這是他所理解的李開復。
楊柏林說,他在李開復身上看到了自己。這位畫家一直以來的創作理念就是“影子和自我”,而在李開復身上,他看到這個主題的又一次呈現——“真實的我是影子的救贖,而影子的另一面,是我更遼闊的世界。”
┃回到人群中
病癒回到工作中,李開復回到了他的平和狀態。他是一個始終很客氣的人,很少生氣,總是保持弧度穩定的微笑。最大化模式並沒有完全消退,連軸轉地飛行、演講、開會。妻子常常問李開復,“你到底要幾歲退休啦?”
他還不想退休,多久都不想。他還在享受流動在人群中。今年秋天,李開復去烏鎮的世界互聯網大會演講,飛回北京沒幾天,又到釣魚臺國賓館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會議間隙的大廳,遇到的幾乎每個參會者都會跟他打招呼,停下來聊一聊。他像水一樣流動在不同群體之間,對決策者解釋技術的苦處,得給民營企業一些幫助,然後鼓勵研究員多參與實踐。
只是,贏已經不重要了。“經歷的災難多了,人就學得會客觀了。人從挫折中學到的東西,遠比成功裡學到的多。碰到好多問題,上報紙了怎麼辦,大會不能開了怎麼辦,他們說,開復你怎麼還這麼鎮定?我說我都被微軟告過了,這算什麼?我都得過癌症了,還怕什麼?”李開復說,“這一生活得已經很值了,得到了超過我能想像的很多東西,我已經很感恩了。如果我失去一切,那也值了。”
在互聯網世界,這也許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平靜。他的辦公室位於中關村,就在樓下吸煙區,休息時間會有許多掛著工牌的人聚在一起抽煙,他們鎖著眉頭,抱怨美國貿易管制黑名單、競爭對手使過的黑招、擴大市場的壓力……互聯網,一種焦慮、廝殺、競爭的象徵,是全世界最殘酷的競爭市場。焦慮是他們被這個技術時代所塑造的一種底色。
經歷過技術時代屢次變革,現在的李開復覺得,在10年中國互聯網中誕生的最有價值的不是產品本身,而是產品背後精於執行的人。“我覺得中國創業者是很強大的一批人,整體來說他們不會是很恐懼的人,一方面有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萬一真的做不成,那就公司關了再創一家,做一家倒一家,倒一家就再開一家,真正厲害的創業者都是這樣起來的。”
一個重要的領悟是,人的最大化,不能做簡單的量化。一個不能透露姓名的創業者說,當時他有一個合夥人,很多投資人不看好,都不願意投。但李開復對他說,“我知道這個事你肯定會踩坑,但我也知道如果出了問題,你也可以收拾得了,所以我們冒一點風險,還是會投。大不了到時候麻煩一點,幫你解決問題。早期多犯點錯誤,總比後邊犯錯成本小得多。”事實證明,他的合夥人果然出了問題,但這名創業者也的確熬過了這個錯誤,帶著公司成長為市場的關鍵玩家。
最近,李開復開闢了一個新的最大化戰場——讓AI落地。
他在創新工場設立了一個人工智慧工程院,給學生做技術夏令營,找傳統產業談合作,還聯繫了大學,幫忙設計人工智慧的教材。作為人工智慧工程院的執行院長,王詠剛常常和他一起出差,去工場考察。他在一家工場車間呆了一天,生產線上1000多個人,王詠剛挨個去看每個人的工作,看看能不能用自動化取代。車間工人用很細的鑷子,貼一張小小的貼片。一個工人一整天困在自己的工位上,反復這個枯燥的動作,拿起來、貼上,再拿起來、再貼上。這是一個亟需得到解放的重複性勞動,但是,今天的AI只能在虛擬世界起效,做語音和人臉識別還可以,一旦進入真實世界,又粗糙又笨拙,遠遠不能取代細活兒。
“那天出來我就在想,未來AI是一個無論怎麼想像都不過分的發展。讓它發展取代工人,這不是一個效率問題,而是一個人道問題。人類是不應該被困在這種枯燥的重複性勞動裡的,應該做一些更自由的事情。今天的AI還在非常非常早期的起步階段,如果AI真正能落地達到90分的話,世界會變得非常不一樣。這是我或者開復,以及一些做AI科研的人所相信的AI。”王詠剛說。
這又將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就像是他所親歷的每一次技術落地,又要跟決策者建言,又要面對陌生人的迷茫和質疑,想辦法讓人聽得懂,又要耐心勸服創業者相信,這背後是下一場技術奇跡。但李開復似乎很享受這件事,每天連軸轉地面談,演講,參加討論。
1983年,李開復在卡內基·梅隆大學電腦科學系攻讀博士學位,那裡是世界人工智慧尖端研究的前沿陣地。他的博士生研究計畫中這樣寫道:
“人工智慧是人類學習過程的闡明,人類思考過程的量化,人類行為的解釋,以及對智慧原理的瞭解。它是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我希望投身這門新的、有前景的科學。”
今天重讀這番宣言,李開復似乎的確在用自己的時間,踐行著這場實驗,他把自己訓練成機器的思維模式,量化自己的行為,去教機器理解人類,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機器的理解,把它推向人類,實現“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
“我確實是用了20年的時間,才慢慢地瞭解他,他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也不是個最理性的人,他是一個像我們一樣的人,是一個領導,一個下屬,一個朋友,一個長輩,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兒子,他是一個生活在人群之中的人。”陶寧說,“他的主線是忠於技術,圍繞著技術他做了所有事情,做了研究,做了產品,做了投資,收集了人才,也獲得了很多朋友。技術改變了他的人生,他也因為身處這樣的技術時代,改變了別人的一生。”
┃只屬於自己的房間
現在的李開復試著活在一場最大化的寬鬆裡面。他已經不怎麼再發微博了,自動定時發佈的程式已經終止了,他只會偶爾上去看看評論。過去看電影,他會按照IMDB排序,從9.2到6.5依次看,他在家裡裝了160T的伺服器,確保他準確擁有全部6.5分以上的電影。現在也沒關係了。他最近在重看《教父》,看了好多遍,他現在喜歡教父那樣的英雄,說不上是英雄,卻也並不是壞人,一生與人性的種種複雜面共存,是一個活在人群中的人。
李開復有一個秘密,那就是吃。他熱愛美食,也熱衷於研究美食。每年大董上新菜,他都會受大廚邀請試菜,跟大廚討論菜品。曾有一家出版社知道了他的美食喜好,想給他出一本美食書。但是,在李開復決定之前,王肇輝就直接拒絕了:“我說不行,只要我還在PR這個崗位上管事,就不可能有機會。我不希望開復的公眾形象變得不專注。我希望科技、投資是占他人生符號99%的東西。不能讓人感覺不務正業,跑去做美食了,這不合適。我不同意這樣的事情出現。”不過現在,這個秘密也不需要隱藏了。講述美食時候的李開復,有一種毫無掩飾的由衷快樂,他花了整整10分鐘時間,認真描述如何煮一顆最完美的雞蛋。這是他經過反復試驗、調試,推算出的完美雞蛋烹飪資料。
他選擇Google工作的其中一個條件是,參與Google中國餐廳的籌建。幾乎每個和他在Google共事過的人都記得,每天中午的試菜環節,會看到一個神采奕奕的李開復點評菜,面試大廚,提很多專業問題。
現在不需要爭奪最大化流量了,他開始允許自己說點真正想說的話,吃到好吃的東西,他會給它們拍特寫,傳上網。其實,如果沒有其他人反對,李開復還挺想寫美食的。但是,他是一個溫和的人,不喜歡跟人起衝突。他也尊重別人的專業,只要是他認定的資深人士的建議,他大多會接受。所以,這個出版計畫最終流產,李開復只說了一句話,“那好吧。”
病癒之後,為了讓更多人對AI感興趣,李開復願意去展露更多真實。他參加了奇葩大會。在去錄製的車上,他準備了一份詳盡的發言稿。助理提醒他,那兒鼓勵現場即興,你自由發揮就好啦。但這是李開復所不習慣的場景,他反問,“自由……怎麼自由?”
結果,奇葩大會收穫了嘉賓語音聲波最平穩的一期節目。錄製結束後,蔡康永跑來找他的助理:“開復在幹什麼啦,讓他來玩的,一上來就講課,也不跟我們打招呼,難道他是緊張嗎?”
習慣是不容易更改的,他還是喜歡活在精確的最大化裡。臨近採訪結束的時候,李開復展示了自己手機相冊,裡面有兩部評分7.9分的電影。“這是我最近發現的兩部電影,我還沒有看過。”他說回家後會把這兩部電影下載來看,所以此時此刻,寫稿還不能寫“李開復看過IMDB上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準確的說法是“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減去兩部”。
生活也依然追求一種最大化,但如果沒做到,那也沒關係。李開復在家裡追求極簡,一切都要藏起來,相冊藏在抽屜裡面,電視藏在油畫後面,電腦藏在飄窗裡面,音響藏在房間隱蔽的壁龕後面。他試圖也把妻子的化妝品藏起來,為此設計了一個能夠裝400個瓶子的鏡櫃,完美容納妻子現有化妝品。然而,住了一段時間後,滿載的鏡櫃外面不知道為什麼又冒出來100瓶。於是,他從自己的護膚品裡拿了20瓶出來,也放在外面。李開復說,這是適應環境的新策略,既然要存在冗餘,就讓冗餘也搭配著來,在一種新的平衡裡,與冗餘共存。
他再一次開始寫信。小女兒畢業上大學那一年,他給她寫了一封不再公開發表的信。信的最後一段是:
我問媽媽想說點什麼,媽媽讓我告訴你,我們非常愛你。我問她,這句話是不是應該說,我們愛你,比昨天多一點,比明天少一點。她點點頭,眼睛裡閃爍著一點光,那就像是在你小時候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時,同樣的光芒。
後來不久,小女兒把回信文在自己的身上。一個是Stay Gold,它出自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詩,原意是,美好總是容易消逝(Nothing Gold Can Stay),但她改了一下,對她來說,美好也可以永不消失。另一個是一組數學符號,那是長大之後終於領悟的父親的關心,一個大於號,一個小於號。
今天的創業依然是一場最大化戰爭,但作為親歷者,他也得到了珍貴的經驗:“最大化會發揮人的潛力,但也會犯錯誤。我學到的就是不要去算計到這麼細,分清楚哪些是自私的最大化,哪些是真正對世界有意義的最大化。”
李開復的家裡現在有兩間書房。一間是給外人看的,是他完美一面的呈現,乾淨到空無一物的書桌,所有物件都可以完美收納,曾經的獎狀、獎盃和畢業證書,整齊地排列在櫃子裡,是展示給世界看的戰利品。
另一間書房非常狹小,裡面完全沒有裝飾,沒有吊頂,沒鋪地板,抬頭就是黑壓壓的暖氣管道,屋裡只有一把歪到有點散架的椅子,勉強可以坐下。這裡放著他在家裡佈置的伺服器,以及所有不想被外人看到的東西。
這裡藏著所有他生活的秘密回憶。曾經手寫給妻子的情書,父親寫的信,自己的病歷,過去工作用的舊名片,只對自己有意義的工作紀念物,亂糟糟地堆在一起。他跟自己約定,老了退休了,他就把這些回憶按順序整理好。但現在還不用,這樣就好。
只有在那個房間裡,他不用活在最大化裡。這是他精緻的家裡唯一一個亂糟糟的地方,沒有條理,沒有分類,不用小心翼翼。他時不時要去那兒維護伺服器,跑資料的十幾分鐘時間裡,讀一會兒信,發一會兒呆,想念父親和母親。所有情緒都允許得到短暫的表達,懷念,生氣,懊悔,沮喪,難過,也有希望。這是最大化戰爭的一條縫隙,只在這裡,活著一個真實的李開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