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719）
父親的挫傷
1955年，中共刊物《戲劇報》的某一期，刊登一篇批判胡風份子黃若海的文章，提到黃於1948年來香港時，與「漢奸、中美合作所特務李化」密切交往。我忘記是在大陸的姐姐還是某同學告訴我這件事。當時我在上海書局工作未久，編輯部有訂閱《戲劇報》，我翻到有關文章這一頁，發現「漢奸、中美合作所特務」這些字被塗黑了，但「李化」的名字還在，而且是同胡風份子勾連。顯然大陸版仍然保留這個污名發行。
我回家見到父親，他主動跟我提到有這樣一篇文章，他說他向香港有關方面詢問過，回答說這是誤會。我知道他不想我被這文章影響對他的觀感，但我看出他在思想感情上受到的挫傷。我問他要不要問問在北京當高幹的姑姐和叔叔，他不置可否。後來我伺機問了常來書局跟我們老闆聯絡的中共出版系統的領導人，他的回答是「香港版已經塗掉了。」「但內地版還有。」「內地有內地的需要。」即是說，這不是香港工作者力所能及的。我又問了介紹我工作的廖源，我那時視他為可以接近中共組織的導師，他的回答是：「一個人不能夠選擇自己的家庭出身，但可以選擇自己的道路。」這是那個時代左派書報中廣為傳播的說辭。這回答本身就是不反對《戲劇報》對父親的定性，並暗示我要與家庭「劃清界線」。
被批判的「胡風份子」黃若海，我是有印象的。1948年來香港後，他常在我家出現，說父親與他有密切交往也是事實。我印象中他是中共黨員，父親與他接近也就是與黨接近。在1949年父親拍的電影《有冤無路訴》和1950年拍的《孽債》都是黃若海編劇。1950年，黃就回大陸了，據知他在東北一部影片《遼遠的鄉村》（1951年首映）中當演員。以後的遭遇就沒有任何報導。他怎麼成為「胡風份子」也不得而知。
當時作為批判材料隨《文藝報》附送的胡風在1954年給中央政治局的「三十萬言意見書」，我讀後覺得都只是講文藝政策的問題，沒有什麼「反黨」意味，但隨後中共就開展了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大批判，胡風和大批文化人被捕。接著，與此緊密相連，中共又發動全國各個領域（不是僅限於文藝界）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肅反運動共造成了數十萬人被逮捕、5萬3千多人的非正常死亡。
胡風被囚23年，到1978年獲平反釋放，他在1985年逝世。大批被指為「胡風份子」的作家文人，二十多年的創作生命都被糟蹋了。
父親在中共的反胡風運動中，被《戲劇報》指為「漢奸、中美合作所特務」，其中「漢奸」大概指他在淪陷區導演過由汪政權高官戴策領導的話劇演出。但若他真是「漢奸」，就不至於在1945年要逃離淪陷區了。至於「中美合作所」，據批判胡風的文章說，是國民黨政府與美國合作訓練特務的機構；實際上，那是二戰期間中國和美國為加強軍事情報合作、共同打擊日本，在1943年成立的的機構，抗戰勝利後這機構就解散了。父親說他沒有聽過中美合作所這名稱。
我相信父親戰後確與國民政府的官員有聯繫，否則他也不可能到東北接管電影院。但這應該屬於謀生所需的交往，即使涉及利益輸送也不會是很大份額。
更何況，歷史進程到了今天，該如何評價汪政權，如何評價國民黨統治期間的政治社會民生呢？中國往後的走向，是人民更有權或更無權？社會是進步還是退步了？
《戲劇報》在香港發行時把關於父親的「污名」形容詞塗黑，但在大陸則保留，這種內外有別的處理，是中共延續至今的手法。即沒有固定的原則，一切都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戲劇報》事件後，中共港澳工作的各級負責人照樣與父親聯絡，保持友好，中國新聞社社長張建南還同父親一起去印尼，父親1957年又到北京參加國慶。然而，生活在大陸的家人，則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我姐姐那時在東北工學院就讀，她後來說，《戲劇報》的事使她受查，而且從此在政治上不被信任。父親在北京有一妹一弟，在廣州有一弟，北京的弟妹是高幹，他們按黨的指示跟父親保持不冷不熱的交往。我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妹，生活在上海，年紀還小，但到文革發生時，他們都高中或讀專科了，妹妹受文革影響，要跟爸爸脫離關係，令父親傷心。北京姑姐1965年早逝，避過文革批鬥。文革時北京的叔叔和廣州的叔叔、嬸嬸，都受到父親的「黑背景」牽連，受審查以至批鬥。當然，所有通信都斷了，除了劃清界線的信。
父親一生愛國，親共，在香港被統戰、「團結」，但在中共的檔案中，他就留下「污點」，對他只有「利用」而不被信任。（18）
圖1，1939年父親李化在《孤島天堂》演出（電影截圖），時年30歲；
圖2，1950年編導群，左起：吳回，秦劍，黃若海，趙樹燊，李化，莫康時，李鐵。
圖3，父與子，迎接1951年元旦。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