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13)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從流行文化中,可以看到1967年香港人社會意識大轉變。
1949年中共建政後,五十年代大批大陸人來港,其中由江浙人帶來工商業,和上海的流行文化,對社會影響最大。當時不是叫流行曲,而是叫國語時代曲,流行歌星是周璇、姚莉、白光、李香蘭和吳鶯音;到六十年代,就是台灣的流行歌星佔領香港市場,姚蘇蓉、湯蘭花、蘇芮、歐陽菲菲、翁倩玉以及一直紅到九十年代的鄧麗君。粵語流行曲不是市場主流。電影方面,五六十年代從永華,到長城、邵氏、電懋、國泰,這些拍國語片的電影公司佔領了大影院市場,與西片互領風騷;粵語片的製作很多,但多在街坊流連的小影院放映。
1967年11月,暴動剛退潮,香港第一家無線電視TVB 誕生。TVB 的新聞報導,和電視劇、處境劇的製作,覆蓋了香港相當大比率的人口。
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許氏兄弟的電影、特別是許冠傑的粵語流行曲冒起,風行全港,由此而帶入香港粵語流行曲、電視劇、粵語電影的新時代。香港流行文化爆發式的興旺,不但覆蓋全港,更風靡東南亞、台灣、歐美等地華人社區,以至文革後的大陸。香港歌星、影星、導演、作曲作詞者,出現好多超級奇葩,可說歷史僅見。
這就是香港的黃金時代。從1967年末開始,只有這二三十年。短短時間,在良好管治和充分自由的空氣下,就創造出許多奇蹟,產生許多傳奇人物。在戴麟趾、麥理浩開始的大刀闊斧建設市政與革新中,最值得稱道、當時我也認為是最難得一件事,就是創立了廉政公署。廉政公署的成功,將香港締造成一個公平社會。
本土流行文化的崛起,反映了香港人對這個英治下的地方,產生越來越強的認同感。在所有的華人地區仍然處於不同程度的不自由的狀態下,香港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在香港可以看到所有在海峽兩岸被禁閉的消息和評論。香港人在公平的法律制度下,可以自由做任何不違法的事。香港公共事務、交通、稅制、醫療,提供的服務比任何地方都方便。七十年代之後到香港生活的人,無論從大陸、台灣還是世界其他地方來,大都認為香港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沒有之一。
2017年,羅恩惠導演拍了六七暴動的記錄片《消失的檔案》,引起關注。她原想將記錄片的內容出書,並邀我寫序。我的序寫了,書卻沒有出成。
我在序中,引用法國印象派大師高更(Paul Gauguin)在1897年的一幅畫作中的三句問話:「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香港人從哪裡來?不用說,絕大多數香港人來自中華大地。我們是什麼人?我想在1967年前絕大多數的香港華人市民都會說「我是中國人」,至於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當時社會輿論的主要左右派之分。我們往何處去?那就各有選擇了,除了在香港土生土長、有些家族生意繼承的本地人之外,1949年後從大陸來的人,大概那時候都不會認為香港是他們永久的家。鄰近的強權使許多人不安,他們想把香港當作跳板,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
英國維持在香港的管治,是為了觀察和接觸中國;中國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是以香港作為通向西方世界的窗口。中英雙方都沒有把香港市民當一回事。如果中英都沒有把香港當一回事、而許多香港人又把這裡視為「跳板」的話,這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就不是香港人的永久的福氣。
當中國在極左狂潮下,用語講到要「粉碎港英統治」而結果卻是「香港還是那樣子」,就意味著這裡可以作人生的長期規劃了。儘管英國那時候已經知道1997年會有條約到期的問題,但在中共不干預下,全力建設一個輝煌的香港,可以使英國在國際社會的關顧下,提高與中國議價的能力。
儘管中英雙方都各有打算,但香港人就在這個歷史時空,享受到最大的自由,最方便最發達的經濟文化,最文明最公平的社會秩序。香港流行文化的奇蹟般崛起,意味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已經從「我是中國人」轉為「我是香港人」,至少是「不一樣的中國人」了。這之後,身份認同的民調雖有起落,但倘若沒有先驗的政治觀念,整體趨勢就沒有什麼懸念了。以0至100分的「身份認同指數」計算,2018年民調顯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指數破紀錄高達83分。
「我們往何處去」?儘管九七問題泛起,和近年政治環境大轉變,使香港人在六四後、九七前和現在,都掀移民潮,但留下來的和離去的,心中仍然追求著憧憬著那黃金時代的香港。(62)
圖1,香港流行文化的先驅者——許氏兄弟和父母(網上照片);
圖2,香港新聞業輝煌時期的傳媒人,前左起,毛孟靜,黃應士(TVB新聞總監),張敏儀,包雲龍(亞視新聞總監),黃志強(港台新聞部);後左起,林旭華(商台),邵廬善(港台),吳明林(港台),李怡,蘇狄嘉(港台),戴天,李錦洪。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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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910)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1967年8月中國外交部「48小時最後通牒」是六七暴動的轉捩點,也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最後通牒」無疾而終之後,左派把抗爭延展了幾個月,手段就是發動罷工,街頭放真假炸彈,擾亂社會。但經濟下滑,最受影響的卻是左派自己。左派所有事業陷於凋敝,中共依賴香港的外匯收入暴減,給罷工工人的安家費也付不出,只好要求工人復工、轉業、改行(簡稱「復轉改」)。北京儘管仍然是文革派掌權,但周恩來看到香港情況不妙,就向「偉大領袖」請示,獲毛澤東回應「香港還是那樣子」。雖語帶含糊,但周抓住了毛在1959年的一句話:「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還有用處。」以這樣的「毛思想」去訓示執行中共政策的香港新華社負責人。12月中旬,一夜間所有真假炸彈絕迹,「反英抗暴」全面收攤,為這場動亂獻身的左派群眾,除了事業基礎全失、生活無着之外,最悲哀的還是從意氣風發變成灰頭土臉。當然,香港共幹有一套動人說辭去說服盲眾,而盲眾聽起來也覺頭頭是道,自感安慰。
六七暴動,對中共和香港左派來說,幾十年來都是曖昧難言的話題。文革結束後,中共給文革的歷史定性是「一場浩劫」,但由文革病毒而衍生的香港六七暴動,卻由於那時的積極參與者是「愛國同胞」,左傾思潮是受祖國的擁毛群眾影響,又受到港英「壓迫」,所以不好否定,卻又不好肯定。九七後特首向當年的鬥委會主委楊光頒發大紫荊章,引起社會質疑,但究其實,當時鬥委會委員都只是檯面上的角色,真正指導「反英抗暴」運動的是以新華社為名的中共港澳工委。經常來指導我們工作的,都是在鬥委會名單上見不到的人。
「48小時」及林彬事件後,除了左報還嘴硬之外,香港的輿情和民心都「一面倒」向殖民地政府了。戴麟趾給倫敦的電文中,表達了他對這樣的殖民地民情感到「意外」。於是,10月底,港府就舉辦了「香港週」,主旨強調港人可以在法律和社會秩序下,享有不受恐懼威脅的行動自由,人權受尊重,每個人都能暢所欲言,這些都是香港市民珍視的權利。當時全港各處有多項展覽和表演活動,讓市民在本土化的娛樂中找到身份認同,香港人的身份矇矓中成形。
戴麟趾接著推行多項新政,包括修改勞工法例,改善教育和房屋等各方面的民生政策,69年開始建造第一條海底隧道。
1971年,英國派麥理浩接任香港總督,這是首次不是由聯邦事務部而是由外交部派出的總督。麥理浩在他長達10年半的任期內,大刀闊斧地對香港進行改革。 他任內推出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創立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設立郊野公園、興建地下鐵路和地方行政改革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設。這些政策直接改善市民的生活水平,更為殖民地政府在市民心目中建立起正面形象。
麥理浩任內經濟增長之強勁為開埠以來所未有。香港由原本以輕工業為主導,逐步轉型以電子工業、金融業和商業為重心,一躍而成「亞洲四小龍」之一,奠定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石。財政司郭伯偉和夏鼎基相繼提出和執行「積極不干預主義」的經濟政策,成為香港充分發揮個人自由創業的依歸。
輿論說這是香港的「麥理浩時代」,即是讓香港改頭換面的黃金時代。實際上新政在戴麟趾時代已經開始了。只是一來戴麟趾鎮壓暴動的強硬,使英國與北京關係難以轉寰,二來殖民地出身的官員多傾向保守,反而外交官對改革更少顧慮。但要問的是:英國統治香港百多年,為什麼到戴麟趾後期才開始有好好管治、建設香港的意志呢?答案就是六七暴動帶來的轉變。
左派自辯說,六七風暴的積極作用是使「港英受到群眾壓力被迫改善施政」。我看到的情況不是這樣。「反英抗暴」突然被新華社叫停,所有左派群眾都感到沮喪。那絕非「反英抗暴」的勝利,相反是「反英抗暴」的失敗,是中國底牌的自我揭穿,因而使香港市民對英治下的香港有了認同感,亦使英國管治者產生對香港的認同感,有了搞好香港的意志。
國家的組成是土地、人民、主權三元素。當掌權者、人民都對土地有認同感,就會為這地方的發展開拓出輝煌局面。
作為六七暴動的邊緣參與者,目睹所處社會的迅速轉變,我不否認當時的困惑。自許為中國人和愛國者的我,經歷奮勇、激進、沮喪、幻滅的情緒衝擊,無論思想和事業,那時都處於徬徨中。當時的確不知道,隨著暴動的收攤,卻是香港歷史上最光輝時代的開始。(61)
圖1,1967年10月,港督戴麟趾為香港週起動的舞龍點睛。
圖2,六七暴動期間,辦公室設在文咸東街的一座舊樓。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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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離地球YouTube:回到未來🇨🇳】張建宗為官49年,亂世中以香港二號人物之身價、個人和資產依然能縱橫中美兩大世界的清白之軀、還有市值起碼二億的九大物業全身而退,創下了香港由港英到特區政府的紀錄,令人想起亂世五代十國連續為官四十多年、長居三公等最高職位、前後歷事五朝八族十一帝的「長樂老」馮道,而且比馮道的「公務員」生涯更襟撈。假如不是日前以70高齡被炒,真的可以締造「五十年不變」的奇蹟。
他考入政府時是1972年,即六七暴動之後幾年的港英黃金時代,「侍奉」最受歡迎的港督麥理浩,然後歷任尤德、衛奕信、彭定康、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林鄭月娥等「八姓」,假如加上曾任代理港督或特首的夏鼎基、鍾逸傑、霍德、唐英年四人,就是侍奉了比馮道更多的「十二君」,經歷了港英前過渡期到後過渡期、特區一次回歸到二次解放等「五朝」,最終「位極人臣」,功力和馮道不遑多讓。張建宗最成功之道,就是不爭而爭,基本上每一次升職,都「不是」上司的first choice、卻是眾多勢力之間的「最大公約數」,才能一方面享有尊榮,另一方面又因為不屬第一線目標,能擋去眾多明槍暗箭。這不止是官場通鑑,也能側面反映香港過去五十年的深層次改變,以下讓我們重溫這位「香港長樂老」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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