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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閱讀
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我曾經寫過一句話：「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這不是準確的研究判斷，而是一種極而言之的講法。因為正如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都是由當代人按掌權者意圖而撰寫的。本朝人寫上一朝的歷史，多是貶多於褒；本朝人寫本朝歷史，就是褒多於貶。英國作家奧威爾的話說得更清楚：「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將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所以我有那種極而言之的想法。

近日我讀到一本由十篇書評組成的書，分別介紹十本關於近代史的另類書寫。跳出由掌權者設定的框框，提出了不一樣的歷史景觀。這本書就是由任教於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的毛升博士所寫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中國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充斥著被列強欺凌的敗戰、國恥、苦難和悲痛，都是「痛史」。但有一本書就講述清季民國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達方式，把當時的社會、政治寫作「連串的笑話」，作者根據這些笑話寫成「笑史」。

近代史講到二戰時淪陷區的汪政權，總書寫為「水深火熱」，管治者都是賣國求榮的「漢奸」，但有一本書就敘述名城蘇州在淪陷區時期更加繁榮，更享有「天堂」盛名。

十本近代史的另類書寫，包括：以小人物書寫大歷史、以笑代淚重寫近代史、以邊疆定義中國、以底層角度審視現代化，等等。撕破歷史的假面，讓我們看到部分歷史真相。
《中國近代新笑史》
在毛升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這本書中，我選其中一篇文章介紹。這篇文章講述一本叫做《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的書。

《大不敬的年代》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副教授雷勤風（Christopher Rea）的著作，2018年台灣出版了中譯本。毛升以《走出「痛史」》為題作介紹。

晚清以來的中國充斥著敗戰、國恥、割據、苦難、悲痛，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那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也常以「痛苦」為底色。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著作，也記錄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所經歷的一連串創傷，強調歷史遺留的暴力如何宰制了現代文學的主題，更有把近代中國歷史比作積累多年的一堆殘骸。在這一主流的經驗下，是否還有另類但重要的體驗呢？加拿大教授雷勤風的研究指出，清季民國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述方式，即把歷史「當作一連串的笑話」。笑與淚是硬幣的兩面，正如晚清文人吳趼人既寫了一部《痛史》，亦寫了一部《新笑史》，「不見得因為有苦難所以不需要笑聲，有時苦難甚至正需要笑聲」。

英文學術界已經出版的中國幽默研究，討論的對象主要是老舍、魯迅、林語堂的作品，豐子愷的漫畫，以及侯寶林的相聲。雷勤風這本書用了更多關於中國笑話材料，附錄列出從1900年到1937年出版的中文幽默笑話文集就多達一百多本書。此外，還有漫畫、電影、傳記資料、學術著作、辭典、廣告等惹笑的出版品。

《大不敬的年代》通過呈現二十世紀前四十年中國人的笑，重構在現代化所造成的陣痛中，一些中國人如何用玩世不恭的方式，不僅熬過去，還能從中找到樂趣？

近代新笑史的起源是十九世紀晚期小報媒體的興起。義和團動亂之後，白話報紙大量出現，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就開始於清末的1901年。為達啟蒙一般人之效，精英們放下身段，在報刊內容的通俗和嬉笑上下足功夫。吳趼人曾說，「竊謂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壯詞不如諧語」，寓意好笑才能發揮最大作用。為將笑話從傳統上純粹只為娛樂提升為社會改良的工具，吳趼人提出「笑話小說」一詞，試圖利用小說，將笑話連接，以達改造時風的最佳成效。1905年科舉廢除，使得文人斷了學而優則仕的念頭，開始依賴小報媒體謀生，寫笑話是一種職業。《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從晚清到民國，一股笑話潮長盛不衰。晚清的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就是以笑話貫穿了整部小說的所謂「笑話小說」。民國報刊上充斥笑話，副刊、專欄中笑話既是賣點，亦為補白的好材料。如果說晚清的笑話主要是趣事軼聞，那麼民國的笑話則主要是文人編寫的、類型化的笑話書。

「遊戲」在1890年末成為印刷媒體的一個流行詞彙，同時也被其他大眾文化所借用。文人在印刷媒體玩「文字遊戲」，寫諷刺文章、笑話、謎語以及鬼故事。他們不再以道德模範自居，而是以賣遊戲文章為生，同時也麻醉自己。

晚清的遊戲文字催生了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和李伯元的《新石頭記》。這兩個作品涉筆成趣，想像奇特，但論旨卻是嚴肅的政治話題。
辛亥革命前後，遊戲文字流傳到了各大報，打趣式的口吻成為當時時評的主要風格，揶揄是上海小報的重要特色，機智的笑罵文章也為各大報紙編輯所喜聞樂見。

接下來是石版印刷與攝影技術的發展，使報紙副刊出現了大量的漫畫。漫畫在有關政治議題的表達上更為直接、有力。
晚清以降，中國的政治文化論壇就充滿了尖刻的諷刺與惡毒的謾罵。

《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各種政治事件中，都是謾罵在主導輿論，如排滿運動中罵滿人、五卅運動中罵西人、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罵日人、1945年光復後討伐漢奸。文人之間的鬥嘴、詛咒也從來沒有停過。文人互罵，更在1920年到1930年出版的文學雜誌中成為常態。白話報刊的發達給了罵人以登報的機會，同時文人的筆戰更是銷量的保證。文人都以批評謾罵作為辯論問題的主要方式。一旦有人罵到自己頭上，則絕不嘴軟，一定要罵回去。雷勤風特別提到一本充滿粗言穢語的小說《何典》，指出受白話文運動影響後的文人，反對用典，以粗俗為美，反認為雅是中國產生不了好文學的禍首。

《何典》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為廣告語，因其風格粗俗又具極高文學價值，在1920年代重版後，受到了文人積極的回應，並成為教人如何粗鄙地罵人的範本。
到了1920年代，「遊戲」一詞逐漸失去了喜劇性，報紙期刊也紛紛迎合小市民的口味，逐漸培養出了一股滑稽風。滑稽風創造了一個惡作劇的世界。笑話、遊戲、罵人、滑稽，發展到惡作劇，逐漸激起人們的厭惡、鄙視、焦慮甚至是慎防被戲弄的恐懼。不安情緒逐漸匯成一股輿論，催生出1930年代的幽默。

「幽默」是林語堂對英文「humor」一詞的翻譯，在他的努力下，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喜劇形式，開始改變之前惹笑的各種粗鄙。林語堂通過《論語》雜誌，將這種講究「同情」、「有理」、「從容」的「幽默」加以推廣，並試圖說服中國人，幽默其實是生活的一部分。幽默文學影響了多位作家，影響力持續了至少十年，並引發文學界的討論：什麼是幽默？孔子幽默嗎？中國需要幽默嗎？需要怎樣的幽默？如何從幽默的角度，重新評價、發掘中國的傳統文化？「幽默」理念在當年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於有人提出，對文學家來說，1933年不是「憲政年」，不是「國貨年」，而是「幽默年」。

《大不敬的年代》把中國近代史的「痛史」翻轉，書寫出笑史，寫得妙趣橫生。除了豐富的材料、細節、圖像，睿智的觀點，精心設計的章節，作者在寫作風格上也在努力復原當時的幽默感，如模仿民國小報的風格寫序言，大量使用中國笑話中常見的雙關語。本書原是英文著作，中譯本有些直接用了原中文。笑依賴語言，讀原文常比讀譯文好。因此作者雷勤風在中文版序言中說：「本書的中文版比英文版更好。」這句不是笑話。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大不敬的年代》
作者：雷勤風
由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3&eid=182364&year=2021&list=1&lang=zh-CN

今天是李總統99歲冥誕，他是台灣現代歷史重要的人物，透過 #台灣智庫 與 #李登輝基金會 合作舉辦一系列論壇，並且在今明兩天舉行研討會，有系統地探討李登輝在台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寶貴資產，來深化台灣的民主、提升民主品質。

推動 #李登輝學，因為李登輝可說是探討台灣民主的鑰匙，以他作主題，可以更深入了解台灣民主的發展，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台灣民主，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98年前的今天，這位台灣民主化的關鍵人物誕生，此後，若要了解近代台灣的政治、文化、歷史，都不可能跳過對李前總統的討論。也因此，了解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一種體制、一個時代，其實是為了瞭解台灣，是為了了解我們為什麼成為今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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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11/9系列活動的前導講座直播開始，我們陸續討論出李登輝在政治領導、憲政改革、經貿戰略、農業改革、公民參與等的貢獻與成果，我們可以快速地回顧：

#11月9日前導直播回顧：揭開提煉歷史的工作
回顧整個系列活動初始，11月9日，我們以「時代精神、歷史意識與政治領導：從李登輝學到學李登輝」為題，進行了一場前導直播，邀請詩人李敏勇、作家范疇、導演魏德聖，分別從不同的宏觀脈絡對談李登輝學的意涵。李敏勇老師撰寫了關於李登輝前總統與彭明敏先生的歷史小說《夢二途》，他在直播當時的一句話特別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李登輝）之後我們怎麼樣去建構現在所謂的寧靜革命，或是寧靜革命要怎麼樣真正有成果，如果沒有接續地完成，就會變成歷史的頓點，這非常的可惜。」

而《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的作者，范疇老師則表示，台灣智庫開啟關於李登輝的社會探討非常有助於「提煉歷史、面臨當下、打造未來」。這非常精確地說出了李登輝學的研究旨趣。2024年，則是台灣進入大航海時期的400週年，現在魏德聖導演在籌拍的《台灣三部曲》，就是要說台灣四百年的故事。那是世界第一次的大交流時代，打造了台灣的海盜性、海洋性，是一種掠奪的英雄主義性格，但也是短視的表現。現在，我們珍視這片土地，台灣就是我們的永恆居所，加入世界四百年的台灣經歷過幾個外來政權，現在要告訴世界，民主在這裡生根茁壯，而且台灣可以貢獻國際，李登輝學也是寶貴的台灣故事。

#11月15日國際兩岸座談回顧：政治領導如何在危機中平衡前進
在李登輝學第一場座談會，我們討論了李前總統的國際兩岸策略、台海危機的今昔。最近，美國國務卿龐佩奧發表了聲明，解除過往畫地自限的對台交往「內規」（internal guidelines），其對行政單位所頒發的台灣「接觸準則」（contact guidelines）也全部作廢。台美關係正常化又往前跨了一大步，這在李登輝的時代是難以想像的。1999年李前總統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在國際亟欲與中國展開交往，以為把中國納入自由世界就可以讓中國民主化的氛圍中，台灣因此開始被稱為「麻煩製造者」，中國對台恫嚇都歸咎於台灣的挑釁。

然而，李前總統巧妙地藉國內的民主化改革取得國際認同，用國際的認同鞏固政權正當性，在改革黨國威權體制的同時，尋求對外關係突破，由「三不政策」走向務實外交、元首外交，從推動《國家統一綱領》，設定高難度的統一門檻，到建立兩國論，不斷將兩岸關係國際化。儘管，在李前總統卸任後，台灣對外關係仍被認為扈從在美中關係之下，台灣也難以再走上被統一的路線，服貿在國民黨完全執政下仍被公民運動擋下，就是深刻的例子，因為自由民主已經在台灣成長。

96飛彈危機過後25年的今天，兩岸情勢依然緊張，國內也是本土政權完全執政；但不同的是，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台灣認同趨向穩定多數，防中與抗中成為主流民意，而國際社會也在美中角力、數位轉型，以及這一年來嚴峻的武漢肺炎疫情中，看到中國的威脅。台灣民主治理的體制、地理戰略優勢、防疫表現亮眼、在高科技產業供應鏈與乾淨網路中能扮演關鍵角色，已經使各國對台戰略產生質變。

#11月28日憲政改革座談回顧：分期付款式民主轉型成就與未逮
談過外交兩岸，接著我們回過頭來看內政議題。李登輝學座談會的第二場主題就是憲政改革，李前總統主政時期「穿著衣服改衣服」的六次憲改，可算是他留給台灣最寶貴的資產，也是他認定的未竟之業。

綜觀過去的修憲過程，憲政改革工程非一黨一人可促成，領導者之遠見必須配合政治正當性、民意所趨、朝野合作三個國內因素，再加上一個外部因素：國際局勢，才能抓住憲政時機推動修憲。李前總的六次修憲妥善處理這些面向，他除了要「穩定國民黨內部鬥爭」，還妥善「回應野百合學運」、「適時和在野黨合作」，以及「開拓國際空間」，援引各種憲改動力才能促成。

以此觀之，目前台灣有絕佳憲政時機。政治正當性而言，台灣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民主深化，行政或立法權力正當性都已不是問題；民意趨向而言，小英政府有史上最高民意授權，且台灣認同穩定居高；朝野合作而言，一來民進黨完全執政，二來各政黨之間對修憲有一定共識；就國際局勢而言，台灣地位比起李前總統時期提升許多，民主治理、經濟發展和防疫成果都讓國際肯定台灣，再也不是「麻煩製造者」。在絕佳的憲政時機上，屬於台灣的憲政改革勢在必行，而且需充分討論。

李前總統說：「台灣應該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合乎台灣現狀的憲法，一套更能夠落實台灣民主，實現主權在民的選舉制度，以及一個更符合台灣土地與人口比例的國會與政府架構。」我們是否能再迎來一個憲政時機？讓我們都以台灣為主體來思考，用實踐理想的毅然決然，和享受生活的理所當然，讓台灣盡早走向一個「正常國家」。

#12月12日經貿戰略座談回顧：再探戒急用忍爭來的時間與空間
接著，我們談到李前總統的經貿政策，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戒急用忍」，這個政策的出現和總統直選、國際與兩岸關係走向正常有密切的關聯。最近，網路上瘋傳一張2002年的手寫字條，是黃適卓董事長公布當年蔡英文總統謄寫的備忘錄，訴說著李前總統卸任後，朝小野大的阿扁政府面臨要求讓台積電赴中生產的巨大聲勢，李前總統籌組的台聯建言延續戒急用忍的理念，延緩「護國神山」台積電八吋晶圓廠的西進。若不是二十多年前，李前總統「戒急用忍」經貿戰略的超前部署，或許美中貿易戰中我們也會成為受制裁的對象；數位轉型下受制於中國最多的，可能是台灣；而疫情下供應鏈斷鏈受害最深的，也會是台灣。

「戒急用忍」是1996年李前總統在台海飛彈危機之後脈絡，提出的對中投資主張。許多人理解的「戒急用忍」是禁止赴中投資，但其實真正的意思是要審慎評估、放慢腳步，因為對單一市場過度依賴、技術、資金、人才被掏空的後果，台灣經濟體承受不起，且台灣當時西進的速度已經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飛快。但是當年不論是國內企業，或國際大廠，都汲汲營營要進入中國市場，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其高速成長的經濟更是強大的吸力，好像不跟中國做生意就會被世界淘汰。逆勢而為的「戒急用忍」等於直接與企業作對。不過，各國對中投資涉及的是可大可小的經濟利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聲索卻未曾改變，李前總統認為，民眾和國家經濟，不能和個人的企業同等看待，所以，那時他的態度很堅定。

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場座談會，李安妮董事長特別補充一件有趣的故事。她說她曾問父親「戒急用忍」的意思，李前總統只是淡淡地回：「我也不知道啊，你們讀中國書的才知道。（台語）」李安妮董事長解釋，原來李前總統不是刻意引經據典，但要強烈地對國人表達，赴中投資不能急，要以台灣當前經濟戰略作為前提。李前總統的智慧與遠見庇蔭了後代，除了得到經濟優勢，還保住了主權存續。在經貿戰略上，我們有幸能夠在李前總統的基礎上，也要肩負起責任，建立國家品牌，做民主的科技重鎮，也從防疫大國走到觀光大國，展現台灣的軟實力。

#12月26日農業政策座談回顧：農為國本到農業轉型的產業永續
而李前總統推動台灣經貿走向國際的同時，也注意到城鄉差距擴大、農村人口流失、台灣小規模經營的小農與兼業農難以應付國際自由化競爭等課題。農業專業背景出身的他，特別重視農民的福祉和農業的發展，他曾說：「不管我在什麼位置上，我永遠都是農業人」。

農業政策可說是他最早展現政績的領域，1973年擔任政委時期，他就透過不斷研究、倡議，廢除了強迫農業產值投入工業部門的「肥料換穀政策」。李前總統也希望培育農民成為有技術，且有經營管理能力的農業主力，1981年，在他擔任臺灣省主席任內，就提出「八萬農業大軍」政策，以培力農民，帶動農業結構調整。

儘管李總統在2000年卸任，他還是持續關注農業議題。當時一次金改，想一步到位解決農漁會信用部的經管問題，引發熱烈反彈。李前總統認為農業金融雖需改革，但要慢慢調整體質，而不是直接衝撞。後來促成農業金融法，同時成立全國農業金庫，讓農業金融監理一元化，並解決逾放比過高的問題。

2014年，我在競選台中市長時，李前總統還曾陪我到東勢農友家座談。我記得他殷切地關心台中農業，並強調要幫農民解決休耕地的問題。他還說，補貼機制已經過時，政府應該鼓勵青農自立。他認為，如同太陽花學運一般，台灣需要青年世代共同打拼，才更有發展機會。「農為國本」是他身體力行的理念，他用他的專業，一輩子關懷這片土地和其所養育的人們。

#1月9日公民參與座談回顧：從爭選擇的自由到做自由的選擇
到了上週六所舉辦的第五場座談，我們討論公民參與。或許你會問李前總統是政治菁英，他和公民參與又有什麼關聯呢？回到台灣智庫展開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初衷，李登輝學指的是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Individual）、一種體制（Institution）、一個時代（Era），關於台灣民主轉型的研究，而公民參與在民主鞏固的過程和民主社會的運行，都扮演重要角色。

作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在體制內，李前總統從政時期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歸；在體制外，他卸任後以「新時代台灣人」的公民身分，持續倡議理念20年。不論作為一種體制或個人，他都相當重視公民參與，而作為一個時代，他更是促成公民參與環境的關鍵人物。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結萬年國大、落實總統與地方首長直選，談李前總統對台灣民主化最大的貢獻，絕對少不了他把台灣從威權帶向自由的指標性作為，但顯然他自己也認為絕對不止這些，他曾說：「所謂的民主主義並非只是握有投票的權利，而是人民主動參與政治時，透過監督政府才得以實現。」

我是野百合世代的，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連參加讀書會都可能被搜查、逮捕；連在校門口的肥皂箱上演講，都要先做好被處分懲戒的準備。電影《返校》最恐怖的地方不在於它的恐怖元素，而在於它所反映出的真實面。所以解嚴後，公民社會得到一點解壓，90、91年代風起雲湧的學運試圖衝撞體制，公民運動碰上了政治機會，才迎來動員戡亂時期的終結，回歸憲政體制，有機會修改憲法。逐漸地，在李前總統主政下透過修憲，台灣人才可以選擇自己的政府、民意代表，靠著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我們終於爭到選擇的自由。

台灣今天公民社會的活力是30年前無法想像的。李前總統曾提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就是身為台灣人，卻無法為台灣盡力的悲哀。他說，「台灣人長期以來，有著自己無法治理自己國家的悲哀歷史」，而他生為台灣人，也曾處於想為自己做些什麼卻辦不到的年代。這裡指的，當然是公民參與、政治參與，而他在卸任後已經可以用「新時代台灣人」公民的身份參與，我們也習以為常地用各種方式對公共事務發表看法。「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已經轉變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

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一直確保我們能做出「自由的選擇」，而這是我們恆常的追尋。制度沒有完美，台灣人當家作主後，對國家與社會的想像為何，如何藉一次又一次的公民參與改變政治，面對巨量的資訊和更純熟的資訊操弄，又如何防衛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這些是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在方方面面，都要面對的課題，因為民主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賽。擔任台中市長時，我透過青年議會、社會創新等方式擴大公民的參與；現在擔任交通部長，我以「人本交通，連結共好」的理念，投入營造公民社會的環境。不論在什麼位置，擔任什麼角色，都能投入和促進公民參與，這也是李前總統精彩一生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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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簡短地回顧我參與幾場座談會之後的心得。除菁英觀點，其實先前台灣智庫所作的三次民調，也充分地反映出現階段台灣人民對李總統極高的正面評價。對李總統當年的各項政績，不論是國際兩岸、經貿戰略，亦或是民主轉型，都給予極為高度的肯定。而特別的是，30歲以下的青年，所給出的正面評價，幾乎都高達八成，甚至到九成以上。這樣的趨勢，我們也在前幾場座談會的參與者和這次研討會的報名者身上看到。許多青年朋友的參與，代表年輕世代對理解台灣過去的渴望，以及對找尋台灣未來的關切。而這，正是我們舉辦「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最大目標：希望能探索「時代的課題」，激起「世代的對話」。

再次感謝這系列活動的所有參與者，許多舊雨新知因為李登輝學在此相會，可能是出於對李前總統傳奇一生的好奇、對李前總統下的政治體制有興趣，或是想要了解李前總統的時代，但我們一定有個共通點，那就是對台灣的關懷。在進行三次民調，從人民的眼光看李前總統的貢獻；舉辦五場座談，用世代的對話探討台灣的今昔之後，現在我們將展開兩天的研討會，邀請大家一同聆聽專家學者對李登輝的見解與定位。

這個研討會不會是個結束，而是透過李登輝學，提煉歷史、擘畫未來的開始。

袁世凱怎成「近代中國勝日第一人」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現代一些歷史愛好者認為，袁世凱是近代中國戰勝日本的第一人。但殊不知，他所謂的勝日是什麼成色。

這話就要從頭說起了。

早年袁世凱的成敗都發生在同一塊場地上。

這塊場地就叫朝鮮半島。成也朝鮮敗也朝鮮，這句話對袁世凱可謂刻骨銘心。

查考歷史，中國的國際地位，從與朝鮮的關係上，可見淋灕的體現。而中日之間的強弱對比，也不可或缺這麼一塊試金石——朝鮮半島的宗主權。

從公元前的西漢開始，朝鮮就一直是中國最親近的藩屬國，進入明朝中後期，中朝兩國的關係走得越發近了。因為明萬曆年間，中國挽救了一次朝鮮亡國危機。

這事就與日本有關。歷史上中國與日本有四場大戰，其中三場都就圍繞朝鮮半島展開。這三場戰爭分別是：白江海戰、萬曆朝鮮戰爭，甲午戰爭。戰爭的發起方，不是泱泱大國中國，而反倒是島中之國日本。

因為從古至今，日本一旦羽翼稍豐，總是要先拿朝鮮試刀。所以進軍朝鮮，便成為它崛起的一個象徵。公元1592年，大明中國進入萬曆皇帝統治的中後期，國力漸衰，而日本這個時候卻走入上坡，四分五裂的戰國日本被草莽英雄豐臣秀吉統一，國力大增，就任關白(相當中國攝政丞相)的豐臣秀吉躊躇滿志、野心外露，於是率20萬兵征討朝鮮。應朝鮮的請求，宗主國明中國萬曆皇帝派兵援朝抗日東征，雙方斷斷續續打了七年拉鋸戰，最後日軍因領袖豐臣秀吉猝逝而撤軍，明軍付出很大代價，幫助朝鮮取得「壬辰衛國戰爭」慘勝。統治朝鮮的李氏政權保住了，尊明朝為「永世的父國」，故此朝鮮人對明朝的感情非常深厚。今日半島尚有「明朝在韓國」之說。

而時光流逝到袁世凱所在的清朝，情況就發生了很大變化。滿洲八旗征服中國以後，朝鮮曾一度自詡為正統，認滿清為夷狄，不向滿清稱臣，且決心為明朝報仇。後清朝派兵橫掃朝鮮半島，朝鮮也不得不服，與清朝重修了宗藩關係。1832年，英國人胡夏米前往朝鮮，要求與其通商，朝鮮方面的回覆是「朝鮮服事大清國，只尊大清國的旨」。顯然，朝鮮甘居大清國附屬國。

如果把國家肢體化，那麼東北是中國的右膀，而此時朝鮮則是中國延展的右臂。二者確實已經達到「打碎骨頭連著筋」的親密程度。因為歷史原因，朝鮮對中國大哥罩著小弟的能力從來是不曾懷疑的。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會變的。十九世紀中葉，朝鮮一部分人對清朝的宗主國能力產生懷疑動搖。在此之前，大清在與西方的交戰中處於完敗，分別向英國、法國甚至葡萄牙賠款割地，本土香港、澳門分別淪為英國、葡萄牙屬地，一個政治落後、無法自保的國家，有什麼資格再做他國的宗主國？可憐的老大連自己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護自己的藩屬國？

於是，朝鮮政府內部，親清派已非鐵板一塊的主流派，親清派之外，新起了一股親日派。親日派中以朝鮮少壯派精英為主，他們希望脫離清朝，改革國政，組成開化黨。

這些少壯派的特點是敢說敢幹、且說幹就幹。1884年12月4日，開化黨發動政變。控制了王宮，殺了一批親清保守派大臣。成立了親日改革派政權，這就是朝鮮號稱的甲申政變。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朝鮮的這場政變，就給了大清國青年才俊袁世凱露臉機會了。

當時清朝在朝鮮設有駐軍，他們是兩年前應朝鮮王室要求入駐朝鮮的。原來進入十九世紀末葉的弱肉強食時代，困守半島的朝鮮李氏政權想偏安也不成，國內動盪不斷，兩年前就已經經歷過一次震盪。1882年7月23日，朝鮮發生壬午兵變。也稱漢城士兵起義。一群不滿外統治的軍人和市民，聯合起來攻入王宮。朝鮮王室向兩國求援。得到清政府積極響應。8月17日，清政府令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率三千人馬赴朝鮮平亂。

在派往朝鮮的清軍陣營中，有一位年僅23歲的青年軍官，他便是袁世凱。師從淮軍將領吳長慶，籍籍無名。而朝鮮突發的兩場事變，令他時來運轉。在第一次平息壬午兵變事件中，袁世凱已經小試牛刀、嶄露頭角。事後吳長慶在給清廷的呈報中特別表揚了袁世凱，說他「治軍嚴肅，調度有方，爭先攻剿，尤為奮勇」。事後論功行賞，袁世凱被授予五品同知官銜。「壬午兵變」後，朝鮮王室重新編練新軍，袁世凱因在平息事變中表現突出，也受到王室器重。以幫辦朝鮮軍務身份駐紮朝鮮。大清的這支遠征軍也以幫朝鮮訓練新軍的名義全部留下來。

兩年後，即1884年12月4日，身處多事之秋的朝鮮再次發生政變，就是這場「甲申政變」。袁世凱再次大顯身手。

開化黨因為是親日派，所以得到了當時日本的配合。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他率領150名日軍趕到王宮，與開化黨的50名士官生徒一同，控制了王宮。

開化黨組成的新內閣，並在12月6日，對外宣佈十四條政綱。其中第一條就明確提出要脫離與清國的宗屬國關係，建立獨立國家。他們宣佈「外結日本，內行改革，聯日排清，脫離中國，朝鮮獨立，實行君主立憲」。

客觀評價，甲申政變實質，既是親日派與親清派之爭，也是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可謂朝鮮歷史第一場憲政革命，帶有推動朝鮮歷史發展積極意義。領導政變的開化黨應屬朝鮮進步政治力量。

然而，開化黨雖屬進步力量，但得到的外援很少，開化黨加日軍，總共不過200號小股軍隊，基本屬於孤軍奮戰。而當時清朝入朝軍隊人數在3000人左右，十倍以上於對方。

幫辦朝鮮軍務的袁世凱，是在政變發生第二天才得知確切消息的。他權力有限，清朝駐朝軍號稱「慶軍六營」，主帥當然就是吳長慶。

因為顧忌到宮中還有日本軍隊，起初吳長慶表現得較為謹慎，不敢擅自行動。即便遭開化黨清洗的中間派大臣紛紛跑到清軍大營，「痛哭乞師」、要求出兵，吳長慶也一時猶豫不決。而此時袁世凱起到了鼓動作用，在吳長官猶豫不決的情況下，力勸吳行動，並自告奮勇，表示自己願率清軍入宮鎮壓開化黨。為了打消吳長官及群僚的失敗問責顧慮，袁世凱承諾：「如果因為挑起爭端而獲罪，由我一人承當，決不牽連諸位」。

勝利功勞歸大家，失敗責任我獨抗。應該說，年輕的袁世凱此時還是體現了一定的勇氣和血性。最重要的，評過一次朝鮮內亂的他，曉得對手的戰鬥力，心裡有底。12月6日，血氣方剛、信心十足的袁世凱率領約2000名清軍，聯合擁護國王的朝鮮軍隊一道進入王宮，經過幾個小時的「激戰」，擊敗了總共不到二百人的開化黨人和日軍，重新控制了王宮。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自焚公使館，率部逃亡仁川的日本領事館。後帶開化黨殘餘幾人，逃回日本。開化黨政權僅存在3天，便告流產。

事後，清廷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與日本簽署了《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確定「朝鮮若有變亂或者重大事件，清、日兩國如果其中一國要派兵入朝，應先行文知照對方」。這項條款事實上第一次確立了日本在朝鮮同清朝對等的地位，也使中國的宗主國地位發生了根本的動搖，被公認為是清朝外交政策的一次巨大失敗。

但是，作為朝鮮內政的實際控制者，這場政變最大的贏家卻是袁世凱。這場以十倍之力，平小股之敵的事件，事後被袁世凱聯合吳長慶上報朝廷，描述為重大勝利。1885年11月，年僅26歲的袁世凱被清政府任命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員，左右朝鮮政局，儼然朝鮮太上皇。



為什麼袁世凱會在朝鮮成功呢？

一方面，是他的果決成就了他。當時清政府接到甲申政變、清軍捲入的消息時，十分震驚。不過還沒有想好對策之時，又得知袁世凱率清軍已及時平叛，而沒用國內派一船一艦、添一兵一卒時，清廷實在是大喜過望。

而另一方，袁世凱的成功還有賴於日本的成全。

袁世凱此時的日本對手竹添進一郎，只是個外交家，並非政治和軍事強人。史料稱他「態度和行事風格都偏靈活」，他與清軍駐朝統帥吳長慶交情融洽，反對「中國威脅論」，不是一個強硬派。朝鮮開化黨領袖金玉均說：「金某無義，又無智識」，「竹添素性怯懦，即一書生」。可見，袁世凱的對手，不是日本士大夫中的佼佼者，只是一介書生文人而已。

而且，這裡還有日本國策幫忙。當時明治政府鑑於本國維新大功尚未告成，軍隊羽翼還未豐滿，命令駐朝日軍對這次朝鮮變局採取了有限介入方式，140人一個連的隊伍，怎麼能抵3000人的六個營清軍呢？這在一定程度上讓袁世凱撿了便宜。從而得到「近代中國戰勝日本第一人」的誇世資本。

甲申平亂後，袁世凱在朝鮮過上了太上皇般的風光好日子。但到了1894年，朝鮮又生東學黨內亂，袁世凱錯判時局，誘發中日甲午戰爭，結果差點被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活捉，最後不得不臨陣脫逃，退回中國。

對手十年前的韜光養晦，十年後就找回來了。甲午戰爭令袁世凱「近代中國勝日第一人」光環迅速消褪，聲望一度一落萬丈。

作者：(程萬軍)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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