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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是漢人王朝這種觀點已經老掉牙。21世紀都已經走完了五分之一，你還拿20世紀初的國族史觀看歷史，無疑是自欺欺人。
但說鮮卑人已經漢化，或者說中國人已經胡化，這種觀點算是已經走在歷史學的前沿。如今一種新觀點出現了——我覺得也蠻有說服力的。就是大唐實則是漢人和胡人從對立、衝突，到彼此潛移默化而融合，最後一起『華化』的結果。這顆嫩芽播種於五胡十六國，綻放和結果於盛唐。
這是韓國的歷史學者朴漢濟教授的觀點。
談及這個觀點之前，先要和各位說『漢人』這個概念在五胡、北魏時代，是如此不堪，充滿負面意涵。就像1980年代的香港人眼裡的北佬，或現代反中厭中人士口中的支那，又或是滿語裡的尼堪、蒙語裡的胡扎。當時的鮮卑人是用「頭錢價漢」（腦袋只值一文錢的漢人）、「無官職漢」（沒有官職的傢伙）、「漢兒」、「何物漢子」（這俗氣的傢伙算什麼東西！）等帶有嫌棄的鄙語稱呼漢人的。
我覺得這算是鮮卑人幫助匈奴人的『漢字復仇記』。因為在漢代，匈奴人並無自己的書寫工具，也不會用漢字去反擊漢人的歧視性論述。但時代走到了北魏，鮮卑人已經可以用漢字去嘲諷、貶低漢人了，就像你用道地的外國俚語和外國人直接開罵一樣。（具體的故事我就不講了，大家去買書看）
朴漢濟認為，為了代替「胡人」和「漢人」這種互相輕蔑的稱號而產生的，是所謂的「蕃人」和「華人」。
所以在鮮卑人已經成為了胡漢（農牧）地區的皇帝兼天可汗（總書記兼總統）後，「漢」逐漸脫離了貶義，慢慢轉變為中立性的名稱。胡漢並用是這個時代的特點。岑參詩歌「花門將軍善胡歌，葉河藩王能漢語」。司空圖詩歌《河湟有感》「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都可證明。（黃河和湟水一帶的甘肅被吐蕃佔據後，當地的中國人已經開始說胡語，而且不認同自己是漢人了。）
所以下面我要討論一下「華人」這個概念。現代的華人是指僑居海外的中國人。這個概念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用來統戰的工具，也是一個透露出非常濃厚的『天下觀』思維方式、而非『民族國家』觀念的詞彙。比如台灣的馬華是華裔馬來西亞人？還是馬來西亞華人？這意義是不同的。但是台灣會有僑生，讓這些華裔馬來西亞人以海外中國人的名義到台灣讀書和工作。這是什麼邏輯？天下國家的邏輯。今天的中國人已經定居在美國或加拿大十幾年，也取得了國籍，但他們仍舊是統戰部門眼裡的居住在中國之外的中國人（華人），他們自己也樂得花統戰經費。這是什麼邏輯？天下國家的邏輯。
「華人」最早是出現在西晉江統的〈徙戎論〉中：「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文中的「羌人」「華人」跟「漢人」區分地很清楚，也就是說，他們是不同的族群實體。「羌人和華人在陝西、山西交界地帶雜處，而漢人侵犯他們」這句話裡的華人，指的是已經生活在中國境內、行為模式和文化變得比較中國的異族。但他們不是漢人，也不是羌人。
下一個例子的「華人」指的是生活在外國的中國人（漢人）。《魏書》〈高昌傳〉，「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可以看到，北魏時期居住在今天的吐魯番（高昌八城）的族群，也有「華人」。漢代勢力曾經深入到這裡，故在北魏時期依舊有些中國或中華的人在此生活，他們被視為「華人」。
另外一個關於「華人」的例子和稅收有關。史書在區分匈奴人、別種的稽胡之際，曾使用「有異華人」這樣的說法。
《北史》卷九十六，〈稽胡傳〉，「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衣服（男人的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為耳頸飾，與華民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又兄弟死者，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華人。」
步落稽是生活在今天的山西北部山地的南匈奴的一支，在五胡十六國、北魏隋唐時代，長期處在自治酋長國的政治形態。因為住在山區，也叫山胡。我們對照一下孫吳的山越，就大致可明白他們的生活形態和政治形態。東魏的丞相高歡（北齊的建立者）假裝把女兒嫁給酋長的兒子，然後趁機攻打他們。他們和華民錯居在一起的意思是，他們和已經中國化的其他異族（可能是鮮卑、可能是羌人等）混居在一起，而且他們的領袖也認識漢字，但是卻不會講，需要翻譯（李鴻章和伊藤博文見面時就是這種情況）。他們雖然被納入郡縣，但是繳納的稅卻比華人少。我們從中可以推斷，胡人、華人、漢人繳納的稅，一個比一個少。也即是說，歷史上的中國人也是最納稅最多的百姓臣民，像韭菜一樣被毫不留情的割掉。
上述華人、華語、華民的案例，說明北魏隋唐時代，有兩種類型的人被稱為華人。一種是居住在中國境內的非中國人（異族群體），並接受了不同程度的中國文化。一種是居住在中國境外（異族地區）的中國人，適應了當地的政治文化。
在唐代，因為吐蕃侵略導致家園失落的唐人被稱作「華人」，進入突厥領地的唐人也被稱作「華人」，或是為了學習中華文化而進入中國的人都被稱為「華人」。這裡的「華」不是胡，也不是漢，而是一種非胡非漢的狀態。樸漢濟認為，唐人不是胡化，也不是漢化，而是華化。
另外值得提及的「唐人」的稱呼。所謂的「唐人」是由「唐朝人」的意思而來，而且「唐人」這個稱呼更是「國際人」的意義。我們不該小看「唐人」一詞的意義，畢竟其他所謂的「宋人」、「元人」、「清人」等名稱並不常用，也沒有遺留下來。唐人的概念為「非胡非漢之人、超越了胡漢之人」。宋代以後，外國將東亞大陸稱為「唐」、稱其人為「唐人」，「唐人街」的緣由也是由此開始。對於具有國際性的中國人來說，為什麼會被貼上「唐人」的名稱呢？這和當時有許多外國人進入唐帝國下的中國，但也有很多中國人離開中國的事實有關係。因為大唐帝國本身是個「流動和開放的多元社會」。
我最後舉《華心》這篇文章，理解唐（人）、華（人）的國際性意義。九世紀中葉，在大食國出身的李彥昇被大梁節度使盧鈞推薦去考進士，引發一些討論，陳黯因此創作《華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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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大中（847-860，安史之亂是755-763，距離已經快一百年）初年時，大梁（開封）節度使盧鈞向皇帝推薦大食國人李彥昇應試，而他獲得進士科及第，因此名聲顯揚。
有人質疑說「大梁是很大的都邑，節度使作為大賢者，自華君獲得名聲，仰賴華民提供俸祿，結果要推薦人才時，卻從蠻夷中去尋找，難道中華的人才不足嗎？只有蠻夷的人值得任用嗎？」
作者評價說，華夷之間豈有差異呢！華和夷的差異，一言以蔽之，其實就在於心。從心來判別，便能察覺出這人究竟是傾向華或是夷；他即使在中州誕生，但卻違反禮儀，這樣的人雖然外貌是華，但內心卻是夷；相反地，就算在夷城中誕生，但他的行動若是合乎禮儀，這樣的人雖然外貌是夷（蠻夷），但內心卻是華。
舉例來說，漢代的盧綰和漢高祖關係如此好，高祖如此重用他，可他仍然製造叛亂，逃跑到匈奴，這樣的人難道不是夷狄嗎？匈奴人金日磾（磾是黑色的石頭）盡忠赤誠，難道不能算是漢人嗎？
這樣看來，所謂「華夷之辨」，其實全都是「心之所向」罷了。所謂的華就是看其心，而不是以土地來分別是否為夷狄；我因為有所感，所以寫下了這一篇《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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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安史之亂後一百年的唐代，還具有如此開放的官僚體系，讓一個阿拉伯人參加唐國政治。宋國人，明國人，你慚愧死了吧！你就內循環吧！
如果是在盛唐時代，則無疑是一種類似今天美國一樣的開放和包容。這也是森安孝夫在《絲路、游牧民和唐帝國》裡的觀點。唐人和華人就是這樣的國際化的產物，是超越了漢的文化和胡的文化而形成的一種新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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