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港大校外課程部（今之 SPACE），常常開文化講座。講者很多是南來文人，來自各省各地，雖然都講國語，但口音或濃或淡，總之是各有不同。例如：錢穆（無錫口音國語）、劉百閔（上海口音）、左舜生（湖南口音）、羅香林（客家口音）、牟宗三（山東口音）、饒宗頤（潮州口音）。講座內容文情並茂，趣味盎然；後來他們不少雜著，深受讀者喜愛，其實來自這些講座的講稿。眾人之中，國語最標準，只有極輕微山東口音的，就是林仰山，而他是一位鬼佬。
這批學者，經常聚會打牌，牌腳通常是錢穆、劉百閔、左舜生等；若有人事忙，則會找地位稍低但也談得來的人「戥腳」，例如牟宗三。打牌時，由他們的學生充當雜務，斟茶遞水，但那些年輕人都甘之如飴，因為會聽到很多秘聞掌故、讀書要訣、學術線索。這叫做「親炙」，師生關係不但在講堂、課堂、辦公室、圖書館，更在老師的生活中耳濡目染。這種關係，承繼了華夏的文化傳統。
錢穆弟子之中，來港之前已經拜師的，最重要是嚴耕望。新亞書院時期，當然是余英時。他是錢穆在新亞的二弟子。（大弟子是何佑森，但名氣遠遠不及。）余英時在新亞畢業，只有一張畢業證書，沒有學位，因為當年英殖不承認。但他憑這張證書，直接入了哈佛，讀博士，跟隨楊聯陞教授。
楊聯陞，清華大學畢業，主修經濟，但親炙過陳寅恪。後來前往哈佛任教，可能也有這關係。他在哈佛教的是歷史，包括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所以，余英時除了是錢穆弟子，也是陳寅恪的徒孫。我首次閱讀余英時，正正就是他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當年我這類戇直青年，給這本書害得非常慘烈，因為余英時經常有新發現，於是經常發表新的文章；然後，每十年八年，甚至更快，《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就會刊行新版；每次出新版，中港台三地就會有一堆自詡品味超凡但其實八卦依舊的戇直青年一起排隊購買。1958年，余英時發表〈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點燃了當今叫作「陳學」的第一篝火；到了《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破解了陳寅恪詩文的「暗碼系統」，讀舊體詩文好像在看偵探小説一樣。
2008年，新一輩學者胡文輝在大陸發表《陳寅恪詩箋釋》，把解碼更推進一層，從余英時手上接過這頂級學術花生的火棒，又令中港台三地的大群過氣文青再度大破慳囊。胡文輝也承繼了余英時的賣書方程式，在2013年發表增訂本，多所潤飾，而且改排正體字，於是大家又不得不排隊進貢。端著這兩巨冊，就像把嬌豔欲滴的二八姑娘一抱入懷（注意：是二八，不是廿八），心中春意滿載，仿佛回到懶惰故無匹的夢幻歲月，非把書一讀到尾不可。
這種風流倜儻，是兩代南來文人的風流倜儻，我得預其中，不覺飄然，至今神往。當年的南來文人，非常非常多。美國肯定有注意並且幫助；幫助主要在檯底，但後來浮面的，都分散在種種回憶錄之類的書策，集中講述這段故事的，始終不多。
美國當年幫助香港，一是培植人才，依賴華人以華夏論述反抗共產黨，所以南來文人非常重要。二是宣傳西方（當然主要是美國）的文化、價值，例如60年代辦了中文版《讀者文摘》（今已收皮），而當時的總編輯就是董橋。我非常非常喜歡看董橋的文字，但觀察他的行為蹤跡，他大概很早已經做了美國的文化間諜。
美國在台灣也有類似布置，而御用的文化間諜就是夏濟安。他對台灣文學界影響極深遠。簡單一個小傳記，你看到他在新亞書院停留過，然後1959年已經過了美國做研究，而題目是「中國共產黨史」！他大概在1959年到達美國之後才嘗試溝張愛玲，但張愛玲不受溝。我估計他可能暗付，「胡蘭成是間諜，我也是間諜，大家文化修養也相差不遠，妳幹嘛不受溝呢？」
然後，弟弟夏志清也嘗試溝張愛玲，而溝的方法就是寫一本現代文學史，將張愛玲捧到天上。結果，夏志清一舉成名，而張愛玲到了今時今日的地位依然居高不下。不過，最重要的任務，到底失敗了：張愛玲始終不為所動。
陰謀論一點，甚至可以這樣看：當年夏志清發表《中國現代小説史》之後，火速由一間雞校的副教授，得到哥倫比亞大學挖角，聘為正教授，有終身職。而《中國現代小説史》的影響，就是到了今時今日，最受崇拜的現代小説家，不是魯迅，不是老舍，不是巴金，而是張愛玲、沈從文。張愛玲文風格局深而窄，只佔華夏文明極小部份。背後有否深層國家操作？惹人遐想。
另外一位當年跟美國很有關係的，相信就是金庸。他本來在《大公報》，屬於親共系統，但1959年離開，創辦《明報》，文革時大力鞭撻共產黨。期間，維持《明報》高銷量的手法，是連載武俠小說。可以説：他因此而發了大財。發財之後，他在明在暗用各種方法幫助文化人，特別是南來文人。70年代，香港翻譯學會成立，創辦人膽粗粗找金庸幫幫手，金庸一口應承，並且親自出席開幕式。當時在九龍塘某處，金庸駕駛一輛開篷跑車瀟灑到達，雄姿英發，亦顯示他當時財政上已經很充裕。八、九十年代，他投共之後，仍然沒停止幫助支持南來文人，包括大陸異見者。
金庸幫助南來文人，不單包括來港定居者，連路過的也會幫忙。最直接的就是有人拜訪，傾談一個下午，金庸就會自動自覺，很含蓄地將一個有點厚的紙皮包交給南來文人。而紙皮包裡面，當然就是鈔票。不久前，金庸逝世，《明報月刊》有懷念專號，撰文的人包括李澤厚。那篇文章就是公開揭露金庸有這個動作的第一次。最諷刺的是：李澤厚之所以這樣寫，是因為他覺得很侮辱，而「很侮辱」的原因，是嫌錢少！
90年代，《蘋果》很快就在自詡為「有識之士」的港人之間取得「合法性」（"legitimacy"），其中一個關鍵就是肥佬黎重金邀得董橋、陶傑由《明報》過檔《蘋果》。當中有否深層操作？同樣是惹人遐想。董橋、陶傑過檔《蘋果》之時，大約就是金庸將《明報》出售給于品海之時。金庸和于品海，根本就不對稱：一個是武俠小説大師；一個是歷史最後證明，屬完全沒文化的廢柴。好明顯，接收《明報》的是共產黨；亦因此可見，董橋、陶傑也是美帝的人。
按：三月時，因緣際會，寫了點筆記，但忘了撮成文章。今日心情舒泰閑懶，漫成一策，以饗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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