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的社會啟蒙](個人拙見)
我是從去年開始,才開始關注所謂社會之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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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自己感到詫異,明明生活在社會之中,生活中的一切動輒都覆含在社會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卻選擇視而不見,新聞上播的畫面對我來說都像是假議題一樣地扮家家酒。我將自己的人生簡化為一道道看似複雜無解的公式:工作、想辦法找人戀愛、維繫一些保險般以防失戀時沒人聽你靠腰的友情、空閒時怨天尤人地補充因工作不足的睡眠、計畫下一次旅行或正在旅行途中、擔憂這個月錢花太多沒存到錢而未來的我有辦法搬出家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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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看似私密個人的事,其實都受社會影響而少有人關懷。好像社會是一場遊戲規則不能改變鬼抓人,遊戲裡的人都在為了存活拼命,自顧不暇、無法分神,以至於我們都忘了,遊戲規則是「人」訂的,不是那冥冥中存在卻其實不然的鬼魂。若以經濟學的角度而言,那鬼就是亞當斯密所謂市場裡一雙看不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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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那手真的看不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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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都看見了,市場裡是哪個國王出手攪和。卻很少有人敢直言不諱,背地裡連議論紛紛的力氣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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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的人生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這件事大到,連帶影響了上萬與我完全不相識的人。我參加了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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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為罷工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堅定團結地不工作至提出的訴求能被討論為止,直到看見和我們一樣每日來現場站崗的警察、媒體、網路上的輿論,我才發覺自己的生活其實動輒得咎,社會原來可以不是自掃門前雪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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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罷工中後期,為了引起更多關注,我參加了苦行活動,從我的公司門口徒步走將近三十公里路到總統府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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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之前,我其實就隱然發覺這個社會有一種殘忍,便是人很容易被各種極致所吸引,不論是極致美麗的,還是極致血腥的,如果無法造成話題,人便會漠然,因為光是忙著活就佔去了人絕大多數時光,況且這個世界還有這麼多人願意貢獻各種極致:為了奧運金牌努力、為了炫耀財富裝逼、為了平息心中某種不平衡殺人越貨、為了被注目而寫下文字拍攝影片⋯⋯。因此,即便我的理智知道苦行活動並不能實際解決問題,蔡英文也不會因此出面,卻也認同必須要做些什麼被大量注目,才有機會翻轉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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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行的途中,來了幾家媒體一路跟拍。雖然大部分時間記者都是搭車隨行,但也有不少路段記者是實際陪我們一起走的。我們一開始很高興也很感動,高興似乎受到了重視、感動媒體願意陪我們這樣辛苦。不過路程才不到三分之一,便有人發覺事態有異。當我們頂著超過三十度的烈陽走到第一個休息站麥當勞時,有一起苦行的同事發覺有記者刻意拍攝我們打哈欠、吃蛋捲冰淇淋的畫面,似乎想要營造我們懶散、根本不累的觀感。因此走到第二個休息點時,大家都警覺起來,除了上廁所,不敢有一點歡樂嬉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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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行至餐廳用餐,是一間有在操辦婚宴的海鮮餐廳,工會替大家點購的菜色是最平實粗飽的炒飯、炒麵、炒青菜、沙拉,一大盤一大盤一起上上來,用完餐便繼續行程。為了答謝隨行的記者朋友,工會也準備了一桌相同菜色令他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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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到晚,走了超過八個小時終於行至總統府,平時有運動習慣的人,竟也累掛,結束行程和我一起去做腳底按摩的同事,在按摩店內睡到打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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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看新聞,有些媒體內容和我們行程本意千差萬遠,有些行文著重在我們中途休息、有些更特意翻拍我們中餐餐廳的宴會菜單,睜眼說瞎話直指我們吃了龍蝦、鮑魚(明明你們和我們吃一樣的食物啊)。我的身體很累,對這個社會也感覺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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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相當自私的人,因為對公司政策不滿、認為自己被剝奪,才開始關心社會之於我的事情。公司雖是民營,卻也必須要遵守公司法、勞基法,就像個人也需要遵守交通規則一樣,生活中看不見卻無所不在的秩序便構成了虛擬名詞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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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終於切身感受到社會對於我的虧欠,雖然這虧欠好像小到可以被忽略,不過是薪水比同行少一點、不過是工時比別人長一點,但一旦關切了便無法移開雙眼,我便是這樣不合群且自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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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因禍得福,我因為我的自私自利,開始想要花時間深入了解一個「議題」,再也不願被表面浮誇求極致的大膽標題操弄,想要以少而深的方式,去觸碰所有我可及的事件。剛好,我是喜歡看電影的人,我相信在所有人被工作佔據大部分時間、又有好萊塢漫威英雄電影的今日,沒有人在交友軟體上的自介不會說興趣是看電影,因為那是最快、最輕鬆,可以看起來有點文藝深度又安全的事,比起興趣是收集充氣娃娃要教人感覺正常可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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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自己較一般人多了一份文青式的驕傲,我會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會去松菸誠品、國賓長春看一些非常小眾的影展得獎片,片子來自美日泰韓以外的製作團隊。我秉持著我自私的性格、文青的驕傲,以及一些對社會失望的複雜情緒,開始看我從前從沒有注意過的電影類別——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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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已故導演齊柏林的《看見台灣》當紅的時候,都沒有激起我為紀錄片花電影票錢的一絲慾望。我購買了影音平台的會員資格,看了我第一部有意為之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後來又陸續看了《一首搖滾上月球》及《灣生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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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一般電影像是無中生有般創造出一個世界,紀錄片則是在這個已經發生且已被形塑出的社會找尋題材,花時間聚焦,企圖以重新拼接的畫面呈現真實,每一顆鏡頭都來自你我周遭不完美的景觀、人物,有些甚至醜陋地令人不忍直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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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明白為什麼從前不喜歡看紀錄片,因為即便是一般電影刻意描寫的悲傷、痛苦,人都能藉由螢幕隔出的雙重標準,融入卻又自外於影像之外。有點像是觀眾都愛嘲笑恐怖片主角,總要白目去開地下室的門、總要自告奮勇去冒險一樣,我們可以接受螢幕裡的人物去做出現實中不可能的事,一個人進入鬧鬼森林、暴露於伽瑪射線竟沒死還成了特異功能人士、倒掛於飛機之外,我們能從這些虛假、被設計出的情節得到一種自己也身歷其境的快感;紀錄片卻不然,刀刀見肉的真實題材,沒辦法令人產生一時麻痺的雙重標準,如果看完了紀錄片卻沒有做點什麼,好像還有種無情的罪惡感,而我們平時的人生已經夠累了,看電影是為了逃避現實,不是為了將自己更逼近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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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部以「太陽花學運」和其他社會運動為背景的紀錄片,鏡頭環繞在學運領袖陳為廷及在台中國留學生蔡博藝之間開展。我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大約是和關懷弱勢掛勾,從沒想過電視新聞、政論節目日日在報已經令人煩膩生厭的政治,竟也能成為被記錄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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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對政治冷感,每次大選投票都比較像是參加廟會一般地湊熱鬧;我是本省人且母親來自台南,卻對民進黨沒有歸屬感,對國民黨也沒有好印象。我覺得政治比較像是一群追逐權勢利益的小丑共演的一齣野台戲,我不知道誰選上了、誰推動了什麼法案會對我有什麼影響,國土計畫法只要沒有計劃到我家,我好像沒有置喙的理由、紅色媒體其心可議,但我不看就好所以也沒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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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或許是《我》片裡的青春火焰太過耀眼,竟讓年過的三十的我開始檢討起自己的政治無感。我隱約想起一句看過的話:「三十歲前不是左派沒心肝;三十歲後還是左派沒腦袋。」而我從來沒左沒右、隨波逐流,我是不是沒心肝也沒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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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那些學生為什麼要為一個看似那麼遙遠的議題(黑箱服貿)冒險翻進立法院。影片中段,主角之一陳為廷由一個帶頭違法佔領立院的學生,搖身一變為學運明星,然後受黨團徵招參選立委,企圖以合法手段前進議場,後來卻又戲劇性地因為過往的性騷擾案件而黯然退選。另一位主角蔡博藝,也因為以中國學生身分參加淡大學生會會長競選遭到操弄、調侃,在她參選之前的競選公報上從未印過「國籍」項目;在她參選後,公報上非但加入了「國籍」一欄,還刻意似地放得極大,然而中國人蔡博藝參加支持的台灣社會改革運動,我相信比兩千四百萬人中的兩千萬人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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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最後,紀錄片導演傅榆哭了,兩位主角由原先的揮灑熱血,初生之犢地企圖改變這個社會,到最後光環退去,被一些無法改變的個人現實吞沒,陳為廷無法否認性騷擾的過往、蔡博藝無法拒絕中國人的身份。即便他們曾有一顆熱切的心,被視為救世主一樣地高高抬起,他們卻終究只是凡人,就像我們這些始終只敢躲在鍵盤後的魯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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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榆哭,是因為她不知道她的電影該怎麼ending,不知道曾經寄予希望的目光在希望破滅以後該怎麼收回。一個紀錄片導演在紀錄片中將自己的影像、自己的信念一併帶入影片中,某種程度是有違紀錄片倫理的,不過這部片令我感動的地方便是在於,我看著看著,竟也和傅榆一樣,懂了那種想被人拯救的無奈沈重。我們都不關心政治、覺得自己沒左沒右、隨波逐流,但心底竟也有一塊地方期待能有完人現世,漫威英雄般替我們拯救世界。接著發現英雄也不過就是跟你我一樣,看a片、打手槍、無法逆流自己的血液,我們失望了但隨著影片的進展一絲絲熱情也被喚起,卻只能卡在中間進退兩難,這便是青春無以名狀的憂鬱、是代表自己「左」過的一點點證據,然後我們回到現實,這部片便是在紀錄人回到現實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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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搖滾上月球》是用夢想包裝的晦澀,六個家有罕見疾病孩子的父親組成了搖滾樂團,要花一年的時間從零到有站上貢寮海洋音樂祭的舞台。我不知道導演黃嘉俊是怎麼挑選出這個主題的,不知道他怎麼能用「罕病兒的爸爸有夢想」這樣的角度切入觀眾對罕見疾病的關注,而我會點開這部片來看,便是被這樣獵奇超展開的主題給吸引。看完以後我大受震動,而我的震動不是因為同情,卻是因為終於能夠「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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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各種描寫罕見疾病的電影、小說,無不聚焦在疾病患者本身,強調他們也需要受人尊重的空間與權力,《一》片卻告訴眾人照護者的生命也一樣珍貴,即便分出了心神在罕病兒身上,夢想仍然不是遙不可及。當我們將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得到罕見疾病有多不幸、多痛苦的時候,我們也就掉入了「同情」的陷阱,只能用一種上對下、慶幸自己是「正常」的眼光看待;但當我們將目光換到和我們一樣「正常」的照護者身上,突然就明白了不論是什麼人、在什麼情況下,都會有同樣的渴望與意欲暫時拋下一切的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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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一位爸爸說儘管又要練習樂器又要照顧家裡很辛苦,但每個禮拜和其他爸爸們一同練團的時光卻是他沈重生活的救贖,能夠感覺夢想還握在手上,就有勇氣再面對下一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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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感覺得到影片中的每個爸爸都很愛自己的孩子,就像天下其他爸爸愛自己健康的孩子一樣,而這就是同理了,不論面對什麼情況,有一樣的愛、一樣的需要暫時從家庭現實中翹課的小確幸,不論自己的孩子健康與否、自己的小確幸是練團還是打籃球,人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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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片中我感受到的不是罕見疾病好可憐,所以我們要多多關心他們(片中每個罕病兒都是幸福的),而是明白每個人都有一樣的需求,所以應該要將這個社會改造成能容納所有人需要的所在,不該只為了「健康」的人設計。我想起年初我到加拿大知名雪場惠斯勒滑雪,居然在海拔兩千英尺的高山上看見有人用特殊改造的輪椅滑雪(將座椅下部改成雪橇狀),那人速度極快,我匆匆看見他的身影後擺動我粗壯的雙腿居然追不上。當我一直誤以為這個世界只有一種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二分法,《ㄧ》片讓我看見,只要讓世界容納所有人,人人都可以是贏家;輪椅滑雪客的恣意暢快也令我知曉容納眾人不是夢想,那是一種可以成為日常的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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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生回家》雖然在片子上映時有些爭議,便是電影製片田中實加(陳宣儒)冒名灣生後代出書一案,這也造成了我在點擊影片前有些猶豫,不過再多查詢了一些資料發現電影內容是導演黃銘正自己找到灣生取材,田中實加僅是提供初步構想,而影片中的灣生的確是真人真事,才放心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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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片聚焦在一小段被歷史變遷快速洗刷的過去。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當時殖民台灣的日本政府放棄台灣主權,所有在日台人必須回到日本。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有些日本人在台灣出生長大,認台灣做「故鄉」,因而被稱為「灣生」,卻因為國與國的無情競爭,像是棋子一般被移動來移動去,因為開墾需要移來台灣,因為戰敗移回日本。如果我們不認識這些灣生,這段歷史便只會像是呈堂證供一般冰冷,證明有罪但人已死了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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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一開始,一名灣生爺爺回到花蓮村落找尋兒時的朋友,他喊著一些中文名字、也喊著一些原住民名字,爺爺說,小時候他們不會管對方的族裔,大家都是一起玩的好朋友;還有一個灣生奶奶,中學時唸北一女,她的父親在台灣總督府(現總統府)工作。這幾年,台灣開放一般民眾參觀總統府,她也特地來台報名。奶奶說即使自己年紀一大把了,走在總統府中,卻還是有種好像自己的父親隨時都會從哪個角落走出來的錯覺。這些灣生爺爺、奶奶,對台灣有種不合時宜的執念與情感,如此詭異,又如此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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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們都被教育了要愛國,這是現今世界再政治正確不過的一項觀念,但對於那些國族認同被歷史、被他人的貪婪切一刀的人來說,鄉愁依舊是無法斷開的念想。在《灣》片之前,我無法想像有哪個國籍在GDP比台灣強大國家的人會對這座鬼島存有思念,更何況我們的身邊,還有這麼多人想逃出去,想去做別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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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灣》片是加深了對台灣的認同,有種「連日本人都說我們地方好」的潛節奏;我看《灣》片是終於能稍稍理解了死忠藍營支持者,也許他們覺得只有國民黨才能帶他們回「家」,不論是統一還是被統一、一中各表還是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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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的願望是世界大同,人類世界再無種族、國籍之分,人喜歡去哪便去哪、想留在哪裡就留在哪裡。《灣》片用一種溫柔到近乎殘忍的方式重新顛覆了我對國家的想像,然後才發覺,啊,「國家」這個名詞,不也和「社會」一樣是一種人造的箝制?只是它被造久了,久到我們都以為它是天然的。我可以將「社會」解釋為人與人之間需要一種相處的共通原則;但「國家」的樹立,綜觀歷史,好像除了令彼此敵視、征服與被征服以外沒有用處,聯合國及歐洲共同體內也是處處算計,人類不過是登陸月球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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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是,即便我看了紀錄片也無法改變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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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媒體便是這社會的一股洪流,他們有因為同業競爭壓力而發展出的不負責任、不公正報導方式;也有人願意花一年、兩年、五年、六年⋯⋯只為了鑽研一個議題。如果這社會是張網,那麼媒體和我們一樣,都是網中的一部分,這代表著閱聽人的選擇與喜好,亦是間接造成媒體亂象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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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媒體,可以是人民的力量,真正成為監督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權」。而人的目光向哪,媒體的鏡頭便會追隨。在我們對社會失望,覺得假新聞滿天飛、沒什麼可以相信的時候,我想我們更不能小看自己。德國哲學家班雅明提過一個「微弱的彌賽亞」概念,彌賽亞是基督宗教中的「救世主」之意。我一個人拯救不了世界,可是一群人可以,因為彌賽亞的力量便是散落在每個人體內,當人能結合在一起,彌賽亞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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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眼下這疫情肆虐,我們還是可以慶幸,這個病毒沒有人類的狠心及愚昧,造成的死亡人數還不及我們打的一場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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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沒有政黨傾向的本省人,性格自私自利,身體健全,也沒有令島國人民求之不得的雙重國籍。我的歷程,有造成我成為我的必然,我無法選擇家庭、族裔和基因上的染色體,但我同時也遇見了許多偶然,一點一點侵蝕了我以為不可能被改變的部分,像是我開始願意去了解政治,去設想很多好像離我很遠的事(要是有一天出車禍半身不遂,可是家門口沒有輪椅專用坡道怎麼辦),去感覺如果我是一個被歷史切一刀的人,我會怎麼看待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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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的必然是什麼,但我希望這篇文章也能成為你的一種偶然,成為我們投射目光的望遠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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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自己感到詫異,明明生活在社會之中,生活中的一切動輒都覆含在社會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卻選擇視而不見,新聞上播的畫面對我來說都像是假議題一樣地扮家家酒。我將自己的人生簡化為一道道看似複雜無解的公式:工作、想辦法找人戀愛、維繫一些保險般以防失戀時沒人聽你靠腰的友情、空閒時怨天尤人地補充因工作不足的睡眠、計畫下一次旅行或正在旅行途中、擔憂這個月錢花太多沒存到錢而未來的我有辦法搬出家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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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都看見了,市場裡是哪個國王出手攪和。卻很少有人敢直言不諱,背地裡連議論紛紛的力氣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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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的人生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這件事大到,連帶影響了上萬與我完全不相識的人。我參加了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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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為罷工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堅定團結地不工作至提出的訴求能被討論為止,直到看見和我們一樣每日來現場站崗的警察、媒體、網路上的輿論,我才發覺自己的生活其實動輒得咎,社會原來可以不是自掃門前雪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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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罷工中後期,為了引起更多關注,我參加了苦行活動,從我的公司門口徒步走將近三十公里路到總統府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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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之前,我其實就隱然發覺這個社會有一種殘忍,便是人很容易被各種極致所吸引,不論是極致美麗的,還是極致血腥的,如果無法造成話題,人便會漠然,因為光是忙著活就佔去了人絕大多數時光,況且這個世界還有這麼多人願意貢獻各種極致:為了奧運金牌努力、為了炫耀財富裝逼、為了平息心中某種不平衡殺人越貨、為了被注目而寫下文字拍攝影片⋯⋯。因此,即便我的理智知道苦行活動並不能實際解決問題,蔡英文也不會因此出面,卻也認同必須要做些什麼被大量注目,才有機會翻轉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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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行的途中,來了幾家媒體一路跟拍。雖然大部分時間記者都是搭車隨行,但也有不少路段記者是實際陪我們一起走的。我們一開始很高興也很感動,高興似乎受到了重視、感動媒體願意陪我們這樣辛苦。不過路程才不到三分之一,便有人發覺事態有異。當我們頂著超過三十度的烈陽走到第一個休息站麥當勞時,有一起苦行的同事發覺有記者刻意拍攝我們打哈欠、吃蛋捲冰淇淋的畫面,似乎想要營造我們懶散、根本不累的觀感。因此走到第二個休息點時,大家都警覺起來,除了上廁所,不敢有一點歡樂嬉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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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行至餐廳用餐,是一間有在操辦婚宴的海鮮餐廳,工會替大家點購的菜色是最平實粗飽的炒飯、炒麵、炒青菜、沙拉,一大盤一大盤一起上上來,用完餐便繼續行程。為了答謝隨行的記者朋友,工會也準備了一桌相同菜色令他們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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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到晚,走了超過八個小時終於行至總統府,平時有運動習慣的人,竟也累掛,結束行程和我一起去做腳底按摩的同事,在按摩店內睡到打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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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看新聞,有些媒體內容和我們行程本意千差萬遠,有些行文著重在我們中途休息、有些更特意翻拍我們中餐餐廳的宴會菜單,睜眼說瞎話直指我們吃了龍蝦、鮑魚(明明你們和我們吃一樣的食物啊)。我的身體很累,對這個社會也感覺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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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相當自私的人,因為對公司政策不滿、認為自己被剝奪,才開始關心社會之於我的事情。公司雖是民營,卻也必須要遵守公司法、勞基法,就像個人也需要遵守交通規則一樣,生活中看不見卻無所不在的秩序便構成了虛擬名詞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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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終於切身感受到社會對於我的虧欠,雖然這虧欠好像小到可以被忽略,不過是薪水比同行少一點、不過是工時比別人長一點,但一旦關切了便無法移開雙眼,我便是這樣不合群且自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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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因禍得福,我因為我的自私自利,開始想要花時間深入了解一個「議題」,再也不願被表面浮誇求極致的大膽標題操弄,想要以少而深的方式,去觸碰所有我可及的事件。剛好,我是喜歡看電影的人,我相信在所有人被工作佔據大部分時間、又有好萊塢漫威英雄電影的今日,沒有人在交友軟體上的自介不會說興趣是看電影,因為那是最快、最輕鬆,可以看起來有點文藝深度又安全的事,比起興趣是收集充氣娃娃要教人感覺正常可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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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自己較一般人多了一份文青式的驕傲,我會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會去松菸誠品、國賓長春看一些非常小眾的影展得獎片,片子來自美日泰韓以外的製作團隊。我秉持著我自私的性格、文青的驕傲,以及一些對社會失望的複雜情緒,開始看我從前從沒有注意過的電影類別——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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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已故導演齊柏林的《看見台灣》當紅的時候,都沒有激起我為紀錄片花電影票錢的一絲慾望。我購買了影音平台的會員資格,看了我第一部有意為之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後來又陸續看了《一首搖滾上月球》及《灣生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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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一般電影像是無中生有般創造出一個世界,紀錄片則是在這個已經發生且已被形塑出的社會找尋題材,花時間聚焦,企圖以重新拼接的畫面呈現真實,每一顆鏡頭都來自你我周遭不完美的景觀、人物,有些甚至醜陋地令人不忍直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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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明白為什麼從前不喜歡看紀錄片,因為即便是一般電影刻意描寫的悲傷、痛苦,人都能藉由螢幕隔出的雙重標準,融入卻又自外於影像之外。有點像是觀眾都愛嘲笑恐怖片主角,總要白目去開地下室的門、總要自告奮勇去冒險一樣,我們可以接受螢幕裡的人物去做出現實中不可能的事,一個人進入鬧鬼森林、暴露於伽瑪射線竟沒死還成了特異功能人士、倒掛於飛機之外,我們能從這些虛假、被設計出的情節得到一種自己也身歷其境的快感;紀錄片卻不然,刀刀見肉的真實題材,沒辦法令人產生一時麻痺的雙重標準,如果看完了紀錄片卻沒有做點什麼,好像還有種無情的罪惡感,而我們平時的人生已經夠累了,看電影是為了逃避現實,不是為了將自己更逼近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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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部以「太陽花學運」和其他社會運動為背景的紀錄片,鏡頭環繞在學運領袖陳為廷及在台中國留學生蔡博藝之間開展。我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大約是和關懷弱勢掛勾,從沒想過電視新聞、政論節目日日在報已經令人煩膩生厭的政治,竟也能成為被記錄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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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對政治冷感,每次大選投票都比較像是參加廟會一般地湊熱鬧;我是本省人且母親來自台南,卻對民進黨沒有歸屬感,對國民黨也沒有好印象。我覺得政治比較像是一群追逐權勢利益的小丑共演的一齣野台戲,我不知道誰選上了、誰推動了什麼法案會對我有什麼影響,國土計畫法只要沒有計劃到我家,我好像沒有置喙的理由、紅色媒體其心可議,但我不看就好所以也沒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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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或許是《我》片裡的青春火焰太過耀眼,竟讓年過的三十的我開始檢討起自己的政治無感。我隱約想起一句看過的話:「三十歲前不是左派沒心肝;三十歲後還是左派沒腦袋。」而我從來沒左沒右、隨波逐流,我是不是沒心肝也沒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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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那些學生為什麼要為一個看似那麼遙遠的議題(黑箱服貿)冒險翻進立法院。影片中段,主角之一陳為廷由一個帶頭違法佔領立院的學生,搖身一變為學運明星,然後受黨團徵招參選立委,企圖以合法手段前進議場,後來卻又戲劇性地因為過往的性騷擾案件而黯然退選。另一位主角蔡博藝,也因為以中國學生身分參加淡大學生會會長競選遭到操弄、調侃,在她參選之前的競選公報上從未印過「國籍」項目;在她參選後,公報上非但加入了「國籍」一欄,還刻意似地放得極大,然而中國人蔡博藝參加支持的台灣社會改革運動,我相信比兩千四百萬人中的兩千萬人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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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最後,紀錄片導演傅榆哭了,兩位主角由原先的揮灑熱血,初生之犢地企圖改變這個社會,到最後光環退去,被一些無法改變的個人現實吞沒,陳為廷無法否認性騷擾的過往、蔡博藝無法拒絕中國人的身份。即便他們曾有一顆熱切的心,被視為救世主一樣地高高抬起,他們卻終究只是凡人,就像我們這些始終只敢躲在鍵盤後的魯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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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榆哭,是因為她不知道她的電影該怎麼ending,不知道曾經寄予希望的目光在希望破滅以後該怎麼收回。一個紀錄片導演在紀錄片中將自己的影像、自己的信念一併帶入影片中,某種程度是有違紀錄片倫理的,不過這部片令我感動的地方便是在於,我看著看著,竟也和傅榆一樣,懂了那種想被人拯救的無奈沈重。我們都不關心政治、覺得自己沒左沒右、隨波逐流,但心底竟也有一塊地方期待能有完人現世,漫威英雄般替我們拯救世界。接著發現英雄也不過就是跟你我一樣,看a片、打手槍、無法逆流自己的血液,我們失望了但隨著影片的進展一絲絲熱情也被喚起,卻只能卡在中間進退兩難,這便是青春無以名狀的憂鬱、是代表自己「左」過的一點點證據,然後我們回到現實,這部片便是在紀錄人回到現實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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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搖滾上月球》是用夢想包裝的晦澀,六個家有罕見疾病孩子的父親組成了搖滾樂團,要花一年的時間從零到有站上貢寮海洋音樂祭的舞台。我不知道導演黃嘉俊是怎麼挑選出這個主題的,不知道他怎麼能用「罕病兒的爸爸有夢想」這樣的角度切入觀眾對罕見疾病的關注,而我會點開這部片來看,便是被這樣獵奇超展開的主題給吸引。看完以後我大受震動,而我的震動不是因為同情,卻是因為終於能夠「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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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各種描寫罕見疾病的電影、小說,無不聚焦在疾病患者本身,強調他們也需要受人尊重的空間與權力,《一》片卻告訴眾人照護者的生命也一樣珍貴,即便分出了心神在罕病兒身上,夢想仍然不是遙不可及。當我們將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得到罕見疾病有多不幸、多痛苦的時候,我們也就掉入了「同情」的陷阱,只能用一種上對下、慶幸自己是「正常」的眼光看待;但當我們將目光換到和我們一樣「正常」的照護者身上,突然就明白了不論是什麼人、在什麼情況下,都會有同樣的渴望與意欲暫時拋下一切的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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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一位爸爸說儘管又要練習樂器又要照顧家裡很辛苦,但每個禮拜和其他爸爸們一同練團的時光卻是他沈重生活的救贖,能夠感覺夢想還握在手上,就有勇氣再面對下一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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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感覺得到影片中的每個爸爸都很愛自己的孩子,就像天下其他爸爸愛自己健康的孩子一樣,而這就是同理了,不論面對什麼情況,有一樣的愛、一樣的需要暫時從家庭現實中翹課的小確幸,不論自己的孩子健康與否、自己的小確幸是練團還是打籃球,人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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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片中我感受到的不是罕見疾病好可憐,所以我們要多多關心他們(片中每個罕病兒都是幸福的),而是明白每個人都有一樣的需求,所以應該要將這個社會改造成能容納所有人需要的所在,不該只為了「健康」的人設計。我想起年初我到加拿大知名雪場惠斯勒滑雪,居然在海拔兩千英尺的高山上看見有人用特殊改造的輪椅滑雪(將座椅下部改成雪橇狀),那人速度極快,我匆匆看見他的身影後擺動我粗壯的雙腿居然追不上。當我一直誤以為這個世界只有一種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二分法,《ㄧ》片讓我看見,只要讓世界容納所有人,人人都可以是贏家;輪椅滑雪客的恣意暢快也令我知曉容納眾人不是夢想,那是一種可以成為日常的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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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生回家》雖然在片子上映時有些爭議,便是電影製片田中實加(陳宣儒)冒名灣生後代出書一案,這也造成了我在點擊影片前有些猶豫,不過再多查詢了一些資料發現電影內容是導演黃銘正自己找到灣生取材,田中實加僅是提供初步構想,而影片中的灣生的確是真人真事,才放心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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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片聚焦在一小段被歷史變遷快速洗刷的過去。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當時殖民台灣的日本政府放棄台灣主權,所有在日台人必須回到日本。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有些日本人在台灣出生長大,認台灣做「故鄉」,因而被稱為「灣生」,卻因為國與國的無情競爭,像是棋子一般被移動來移動去,因為開墾需要移來台灣,因為戰敗移回日本。如果我們不認識這些灣生,這段歷史便只會像是呈堂證供一般冰冷,證明有罪但人已死了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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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一開始,一名灣生爺爺回到花蓮村落找尋兒時的朋友,他喊著一些中文名字、也喊著一些原住民名字,爺爺說,小時候他們不會管對方的族裔,大家都是一起玩的好朋友;還有一個灣生奶奶,中學時唸北一女,她的父親在台灣總督府(現總統府)工作。這幾年,台灣開放一般民眾參觀總統府,她也特地來台報名。奶奶說即使自己年紀一大把了,走在總統府中,卻還是有種好像自己的父親隨時都會從哪個角落走出來的錯覺。這些灣生爺爺、奶奶,對台灣有種不合時宜的執念與情感,如此詭異,又如此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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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們都被教育了要愛國,這是現今世界再政治正確不過的一項觀念,但對於那些國族認同被歷史、被他人的貪婪切一刀的人來說,鄉愁依舊是無法斷開的念想。在《灣》片之前,我無法想像有哪個國籍在GDP比台灣強大國家的人會對這座鬼島存有思念,更何況我們的身邊,還有這麼多人想逃出去,想去做別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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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灣》片是加深了對台灣的認同,有種「連日本人都說我們地方好」的潛節奏;我看《灣》片是終於能稍稍理解了死忠藍營支持者,也許他們覺得只有國民黨才能帶他們回「家」,不論是統一還是被統一、一中各表還是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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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的願望是世界大同,人類世界再無種族、國籍之分,人喜歡去哪便去哪、想留在哪裡就留在哪裡。《灣》片用一種溫柔到近乎殘忍的方式重新顛覆了我對國家的想像,然後才發覺,啊,「國家」這個名詞,不也和「社會」一樣是一種人造的箝制?只是它被造久了,久到我們都以為它是天然的。我可以將「社會」解釋為人與人之間需要一種相處的共通原則;但「國家」的樹立,綜觀歷史,好像除了令彼此敵視、征服與被征服以外沒有用處,聯合國及歐洲共同體內也是處處算計,人類不過是登陸月球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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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是,即便我看了紀錄片也無法改變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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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媒體便是這社會的一股洪流,他們有因為同業競爭壓力而發展出的不負責任、不公正報導方式;也有人願意花一年、兩年、五年、六年⋯⋯只為了鑽研一個議題。如果這社會是張網,那麼媒體和我們一樣,都是網中的一部分,這代表著閱聽人的選擇與喜好,亦是間接造成媒體亂象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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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媒體,可以是人民的力量,真正成為監督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權」。而人的目光向哪,媒體的鏡頭便會追隨。在我們對社會失望,覺得假新聞滿天飛、沒什麼可以相信的時候,我想我們更不能小看自己。德國哲學家班雅明提過一個「微弱的彌賽亞」概念,彌賽亞是基督宗教中的「救世主」之意。我一個人拯救不了世界,可是一群人可以,因為彌賽亞的力量便是散落在每個人體內,當人能結合在一起,彌賽亞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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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眼下這疫情肆虐,我們還是可以慶幸,這個病毒沒有人類的狠心及愚昧,造成的死亡人數還不及我們打的一場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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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沒有政黨傾向的本省人,性格自私自利,身體健全,也沒有令島國人民求之不得的雙重國籍。我的歷程,有造成我成為我的必然,我無法選擇家庭、族裔和基因上的染色體,但我同時也遇見了許多偶然,一點一點侵蝕了我以為不可能被改變的部分,像是我開始願意去了解政治,去設想很多好像離我很遠的事(要是有一天出車禍半身不遂,可是家門口沒有輪椅專用坡道怎麼辦),去感覺如果我是一個被歷史切一刀的人,我會怎麼看待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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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的必然是什麼,但我希望這篇文章也能成為你的一種偶然,成為我們投射目光的望遠鏡。
台灣有人用微博嗎 在 陳鈺萍醫師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昨天記者會,大家一直提到母奶庫,與大家再度分享碩論的一部分整理的文章。
【現代奶媽 — 母乳銀行】
公視《主題之夜》節目,於2018年12月8日播出〈神奇的母乳〉紀錄片,片中提到「母乳銀行」的需求:然而,對於無法獲得母乳的嬰兒,「母乳銀行」便提供了重要的替代選擇。母乳銀行已有悠久的歷史,但數十年前,由於市面上越來越多工業生產的替代食品,西方最後一間母乳銀行在1970年代關閉。不過,隨著母乳漸受重視,當前全球趨勢又慢慢走向母乳銀行的復興。然而,不管是來自嬰兒母親或捐贈者的乳汁,複雜的篩檢步驟,需要合格員工、冷藏和殺菌設備,以及其他種種投資,這讓母乳銀行的設立複雜且昂貴。此外,母乳的取得並不容易,母乳捐贈的數量有限,但如果鼓勵母乳買賣,卻可能間接導致剝削了貧窮孩童的營養來源。
其實鄰里間的「共生共養」,是「乳汁共享」的起源。Joanna學姊是我爬山時認識的朋友,聊起故鄉才知是同高中的校友,所以就一直「學姊,學姊」地叫得親切。學姐的大姊跟她差了17歲,長姊若母,學姊小時候都是大姊幫她洗澡、照顧她,還做衣服給她穿。 因為大姊的年紀比我母親稍長一些,三胎都哺餵母乳,又照顧家中妹妹們的生產,剛好橫跨了嬰幼兒餵食方式轉變的年代。跟大姊相約訪談,想知道在大姊生產的那個年代,生產、坐月子與哺餵孩子的情形,以及當了婆婆之後,幫媳婦們坐月子的經驗,比較兩代母職傳遞方式的不同。
萍:您剛才講也有人沒奶的,那些人欲安怎?
姊:有的人用米麩、有的人用牛奶,有的人吃糜(台語唸:um ,米湯的意思)。阮大兄一個同學,大我兩、三歲,伊子出世以後攏沒奶給他吃,攏飼糜,也沒錢買牛奶。糜你甘知?那陣也不是調工煮的,做田人阿,攏煮大鼎飯,飯撈起來以後,倒水落去煮。欲吃粥的撈去吃,剩的糜給他吃,所以他叫做「糜ㄟ」(大笑)。
萍:他的身體甘會較不好?
姊:還好,不過與阮大兄的囝仔相打攏打不贏。那陣的人較有韌性阿,遇到沒奶,我與你若是差不多時間生的,我就同齊飼阿,愛真好的才會這樣做啦!也有人用錢買「若無我一割錢給你,你幫我飼囝仔」,也有人這樣,不過真少啦!有的人生一個沒剛好囝仔過身(死亡),別人的子她就會抱來飼。以早的人攏互相幫忙,足單純ㄟ,足好ㄟ。
(訪談逐字稿,2013年9月8日)
總是會有奶不夠的母親,也會有失去母親的小孩,與失去小孩的母親。「乳汁分享」,是人與人之間單純互助的表現,讓人為之動容。在醫院工作時,也常有早產兒的母親,因為自己孩子沒有存活下來,而認真擠奶提供給新生兒加護病房的動人故事。而在社會較上層的階級,無論古今中外,一直都有「奶媽」這樣專屬於女性的工作。隨著配方奶盛行,奶媽這項專屬於女性的工作消失。
一、擠乳器出現:人奶商品化,奶媽消失
19世紀開始發展的科學母職使得母職也開始醫療化,「奶媽」這個肩負餵養自己與雇主小孩的職業,也同時被醫療化了。Golden關於美國奶媽社會史的研究指出, 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因為嬰兒餵食關乎兒童的健康,於是兒科醫師出面設立機構管理奶媽。在奶媽到服務家庭之前,會先幫她們做身體檢查,確定身體的健康狀況。對奶媽同時設立了科學與道德標準,有一整套醫學的流程,篩選合適奶媽,還將她們的乳汁置於顯微鏡下檢查。到了二十世紀,即便於家庭裡服務的奶媽近乎消失,醫院與孤兒院為要了降低嬰兒死亡率,尤其是醫院的早產兒沒有人奶幾乎活不了,所以仍然雇用奶媽。對機構來說,有擠乳器之後,請乳汁提供者定時到醫院,使用擠奶器將乳汁擠出,負擔的成本較低。於是機構逐漸不再雇用奶媽,乳汁提供者的社會階級也開始發生轉變。以往擔任奶媽多為社會中下階級,大多數為單親媽媽,擔任奶媽成為機構中的工作人員,有一份正式工作的收入,可以同時改善家庭經濟與社會處境。而只要將奶擠出送至醫院,讓提供乳汁的母親,轉為以中產階級增加家庭收入為主,奶媽於是消失。
因為醫院裡的早產兒與病嬰,一直都還是有人奶的需求,所以擠乳器是醫院當中必備的「醫療器材」,人奶也成為一種「治療藥物」。即便社會開始轉為配方奶餵食為主,仍有一些兒科醫師一直努力著。1910年,在美國波士頓的Fritz Talbot醫師,為了幫病嬰尋找奶媽,找了三天都還找不到,讓他深刻體會失去奶媽對嬰兒存活的影響,成立了「波士頓奶媽管理中心」(Boston Wet Nurse Directory),希望能夠維持讓這些孩子活下去的人奶來源。一樣在波士頓的另一頭,一位細菌學家Francis Parkman Denny為了救細菌感染生病的寶寶,央求哺乳中的鄰居手擠一些乳汁餵孩子,只喝了3盎司寶寶就活了下來,讓細菌學家大嘆人奶的「殺菌力」無敵,於是在Tolbot成立奶媽管理中心的隔一年,成立了美國第一家母乳庫。Denny參考乳牛擠乳器的設計,設計了人類使用的擠乳器,尋求捐乳者用擠乳器將乳汁擠出。而因為父母越來越覺得寧可收到罐裝人奶,也不願意雇用奶媽住在家中,Tolbot醫師後來也將奶媽管理中心改為母乳庫,稱為「母乳管理中心」(Directory of Mother’s milk)。
隨著配方奶餵食新生兒成為主流,母奶商品化與治療效果又開始被擠壓到邊緣。1920至1930年代蓬勃發展的母乳庫(人奶買賣),也開始面臨經營困難的問題。到最後能留下來的,大多靠的是慈善捐款,Talbot成立的母乳庫在1962年結束,象徵著「商品化人奶」時代的結束。因為人奶對早產兒與病嬰的治療用途需求仍在,人奶變成一種「禮物」,是捐奶者「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表現。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公捐的血庫開始大量成立,曾有人想要讓母乳庫也跟血庫一樣依需求成立卻沒有成功,因為血液沒有替代品而母奶有。1930年兒科名醫William McKim Marriott 在其著作的教科書寫著「無法得到母親餵養的孩子,人工餵養與收集來的人奶餵養有著一樣的功效。」 時至今日,母乳哺育提升,人奶有沒有可能再度「商品化」?有一個母奶媽媽曾分享,她在台北工作,孩子在台中給外公外婆照顧。第一次用宅急便寄送冷凍母奶回台中時,上頭內容物註明「母奶」,宅急便說這是「體液」,無法運送。後來她重新改寫為「乳製品」,母奶就送回台中了。我們是如何看待「擠出來的奶」呢?
二、人奶是最佳的母乳代用品
配方奶餵食對嬰幼兒健康的風險,常是「該做而未做的科學研究」。也因為兒科醫師很少會提配方奶對嬰兒健康可能造成風險,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說,儘管知道母奶是最合適的嬰兒食物,還是很容易將配方奶視為母奶理想的代用品,母奶代用品的第二順位,應該是其他母親的奶。
媒體主持人于美人於育兒有聲書中, 講述她「求奶告急」的那段日子,「…兒子因為體質的關係,消化能力過於衰弱,必須要餵食母奶,可是偏偏我沒有奶水,甚至連脹奶的感覺都沒有。母奶協會也派人來幫忙,忙了一個半小時,只擠出5c.c.。後來我就在廣播節目裡面公開徵求奶媽,算一算我兒子總共吃過工程師的奶、家庭主婦的奶、檢察官的奶、法官的奶、還有大陸媳婦北京媽媽的奶。老天爺給了他這麼多媽媽,是這麼多媽媽幫我把兒子養大。在那段接受母乳救濟的日子,我徹底了解什麼叫感同身受…」也因此等兒子長大些,于美人總是告訴兒子要懂得感恩與互助。而作家吳淡如於2009年早產,女兒出生時只有1700公克,她的山東好友雪兒贊助她1萬c.c.母奶,吳淡如趕緊拿出LV包包當禮物送她。 媒體名人可以藉由媒體登高一呼,維持女性互助網絡,而一般民眾,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也很容易藉由網際網路連結,於是也有人開始在網路上分享母奶。但是對於這樣的現象,無論是政府或是大部分的民眾,甚至是醫護人員都是持負面看法。
民視即時新聞曾報導,網路上有許多低價販售母乳的情況,但是母乳的來源不清楚,產生許多疑慮,有議員將這些網拍母乳進行抽驗,發現裡面含有「格蘭氏陰性菌」,可能引發嬰兒敗血症甚至死亡,不過目前卻無法可管,因此議員出面呼籲政府應立即訂定法規,要求網路全面下架。 新聞出來之後,也有兒科醫師在部落格寫道:「所謂無法可管是衛生主管機關的推托之詞,當事務官能真心體諒人民,就一定會找出合適的法條嚴懲不肖業者或個人。至於母親也應有足夠認知,用錢也許可以買得到很多東西,但是母乳哺餵實在要靠媽媽的真心投入而親力親為才行,只要頻繁多次餵食而不要焦慮奶量不夠,就能夠可以做到充分餵食。」 並不是「媽媽的真心投入而親力親為」就一定有足夠的奶水給寶寶,網路母奶一上架馬上就被搶購,可見需要人奶的寶寶並不少。衛生主管機關是應該要管這件事,但不是懲罰,而是應該想辦法讓有需求的寶寶,都能喝到安全來源的人奶才是。
在台灣台北市立醫院和平婦幼院區設有母乳庫,台中醫院設立衛星站收集捐贈母乳。2018年4月20日成大醫院新設南區母乳庫。捐乳媽媽們到母乳庫,填寫詳細的問卷,並完成抽血檢驗(檢驗項目包含:A,B,C型肝炎、HIV愛滋病、HTLV人體乳突病毒、梅毒、全血檢查及肝功能),這些統整的結果交由母乳庫負責醫師審核,檢查合格通過後(約需1~2個星期)才通知捐乳媽媽們可以開始捐乳。而使用對象目前依病情的需要,主要提供給以下族群的嬰兒使用:早產兒、先天性異常、重大手術後、腸胃道疾病、餵食不耐、或是一些媽媽疾病或死亡而無法哺乳的孩子…等等,一般以住院中的病嬰優先。若臨床上符合可申請的條件,可以請醫院負責照護的醫師填寫醫囑單(可在母乳庫網站上下載列印),附上病歷摘要,即可傳真至母乳庫,之後再經由醫師審核後評斷可否領取母乳,再由專責人員連絡領取時間及數量。目前領取母乳庫的母奶均不需要額外付費。 若不符合這樣條件的孩子,就沒有辦法從母乳庫取得人奶。難道一般健康足月兒,母親乳汁不足時,就只能選擇配方奶嗎?
三、分享乳汁:以德國為例
德國在2014年1月成立了第一家網路母奶商店,讓媽媽們可以輕鬆在網路上買到母奶。這個商店的出現,讓許多沒有奶水的媽媽多了一個選擇來替自己的寶寶取得母奶,不過,德國也有機構認為這些從網路上買到的母奶有可能會對寶寶造成危險。創辦這間網路母奶商店的穆勒(Tanja Müller)是一位母奶太多的媽媽,常常需要把多餘的母奶擠出來才行,有一天,她突然想到為什麼不把媽媽們聚在一起,把多出來的母奶分享出去呢?於是在1月的時候,成立了德國第一家網路母奶商店。德國的國家母奶哺育委員會(National Breastfeeding Committee)強力譴責網路母奶商店,德國營養協會(The Nutrition Commission)也表示買賣沒有經過監管的母奶可能會帶來高度風險。像是細菌和病毒就有可能從送出母奶的媽媽身上傳給其他寶寶,傳遞愛滋病、肝炎、梅毒等傳染病。跟台灣很類似的情況,官方都是先予以譴責,醫學專家也提出警告。但是媽媽們的行動力是非常強大的。
非營利機構「媽媽的母奶銀行」(Mother's milk banks)就採取了一個方法避免傳染病傳染,他們直接和診所合作,徹底檢查捐贈母奶的媽媽和送出的母奶。送來的母奶會先冷凍,然後等到捐贈的媽媽送出最後一批母奶之後,會再對媽媽進行一次血液檢查,確保媽媽在捐贈期間沒有受到任何感染。所有的母奶也都會送去做測試,檢查裡面有沒有細菌。媽媽的母奶銀行總監吉鮑爾(Corinna Gebauer)則是強調應該要讓母奶保持冷卻,吉鮑爾:「如果儲藏母奶的時候沒有保持在適當的溫度,細菌很快就會長出來,喝到的小孩就有可能會感染。」其實這樣的步驟就是母乳庫運作的標準程序。台灣的母乳庫如前面所提,也是類似的程序。而上一段提到,美國早在二十世紀初成立的第一家母乳庫也是用這樣的方式建立起來的。
面對眾多的質疑,網路母奶商店創辦人穆勒回應,她是假設所有的媽媽都會自己承擔風險,並強調她的網站有多麼盡心盡力地告知媽媽們有哪些風險。穆勒現在也在和一家專門做細菌測試的實驗室合作,檢查母奶有沒有摻水或是奶粉在裡面。穆勒說:「我不能想像買母奶的媽媽不會先測試母奶」
2014年國際線上哺乳會議, 任教於澳洲西雪梨助產系的Gribble博士以「乳汁分享」(Milk Sharing)為題授課,她提到:「說到嬰兒餵食,什麼是危險的行為呢?當某種餵食方式已被證實是較危險的,為什麼還是較容易被選擇呢? 在母親無法親自哺餵母奶時,代用品的順序應該是母親自己擠出來的奶,從其他健康哺乳者或母乳庫來的人奶,最後才是配方奶。但在許多地方,第一個想到的卻是配方奶。」在比較「分享來的乳汁」與「配方奶」時,我們應該用更對稱的方式來評估兩者的風險。
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中,對於風險的選擇不同。人乳在醫學中被看作體液,所以需要被管制。但若將其看成是一個身體製造出來,提供另一個身體營養的物質,那麼,乳汁的獨特性該如何被討論?乳汁的分享不只是醫學問題,也是文化問題。在以往母乳哺育是建立在女性社會網絡中,互相分擔家務勞動、建立社會連結、加強社區凝聚力的一種方式。工業革命改變了這一切,而生物醫療化的當代,社會大眾更信任的是專家,以往鄰居朋友的社區網絡瓦解。這樣的現況,女性主義有沒有著力點?如何讓女人做出她們想要的選擇,而不是受限?健康當權者總是警告婦女乳汁分享的風險,卻沒注意到相同的風險亦存在於配方奶餵食中。如果有關當局能提供適切的指引,乳汁分享並沒有那麼危險,這還是優於配方奶餵食的一種餵食選擇。而從兒童權利的角度來看,母乳庫應該與血庫一樣,讓有需要的人都能用得到。期待台灣政府能更積極的建立母乳庫,讓「共生共養」在當代,藉由母乳庫的乳汁分享來實現。
照片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wanyu.claire/photos/a.102159017918319/164781131656107/?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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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段內容文稿:
你有沒有曾經守護過一些秘密?然而當這個秘密,成為一個你跟他人交換的物品的時候,這個時候你以為,你用秘密換得了別人的信任,但事實上可能在你的經驗當中,這樣的交換到頭來都是你受傷了!
走過這些傷痛之後,你可能會笑自己好傻、好天真,可當下一次又有類似的事情的時候,你真的有把握能夠再守住,自己不能讓任何人知道的秘密嗎?
為什麼跟你分享這個呢?是因為我讀到了美國前總統羅斯福他的一個故事。他那個時候還不是總統,他是海軍助理部長的時候。
有一天呢,他的好朋友突然來找他,兩個人打屁了一下,朋友竟然問了一個很敏感的問題,朋友竟然問他海軍在加勒比海的某個島嶼上建立基地的事情。
這個其實是不能讓任何人知道的軍事機密,朋友就看著羅斯福,懇切的問只要你告訴我,我所聽到的那個關於基地的傳聞是不是真的,你只要告訴我「是!」還是「不是!」,就可以了。
羅斯福一聽到之後,他愣了一下,朋友愛打聽這件事情其實是機密,可是又是好朋友提出這樣的一個要求,拒絕也不是,不拒絕也不是,這樣的兩難情境,到底該怎麼辦呢?
於是呢羅斯福就看著對方,兩個人沈默了一會兒,這個時候羅斯福四處張望一下,看看有沒有其他閒雜人等,然後確認沒有之後,壓低自己的嗓子,跟朋友反問,那你能夠保證你會保密不張揚出去嗎?
當對話談到這裡,如果你是羅斯福的朋友,你會不會覺得羅斯福快要說出真相了?這個時候你一定很興奮很期待,對吧?
於是呢好朋友也面露這樣的表情,然後急切的說:「可以!我可以保證不會張揚出去。」
想不到羅斯福聽到朋友的保證之後,馬上微笑很肯定的跟他的朋友說:「那麼我也可以!」。
這個故事跟你分享到這裡,不知道你聽懂了沒有?如果這個朋友能夠保證,他能夠保守秘密,那麼羅斯福他也能夠保證,他也能保守秘密。
那既然羅斯福保證自己是一個能保守秘密的人,那麼就沒有理由要告訴朋友,到底那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沒有存在?
那當然回到你身上,你聽這個故事,你可以從兩個角度去聽它。第一個角度叫做我們可以怎麼「回應別人」!
特別是當有人要套我們話的時候,我想羅斯福的做法,是可以當做是一個範例,但是第二個層面如同今天我開頭所分享的,你是不是曾經遇到有人要刺探你的秘密,或者是他用他自己的秘密跟你交換你的秘密?
彷彿透過秘密的交換,你們才可以確認彼此的友情,確認彼此是好兄弟、好姐妹。可是呢你真的仔細想想,在人生當中這樣的一個狀況,通常到最後都會得到受傷的結果!
為什麼?因為秘密本身意味著不能讓別人知道,然而不能讓別人知道,不等於不信任眼前的人,也更不等於我要拿秘密去,換得彼此之間信任的認證。
可是我們常常會聽到,有人用這樣的話跟我們說:「你不告訴我,就是不相信我,難道你不信任我嗎?為什麼你不能跟我說?」,或者是:「我都已經跟你說了,你怎麼不跟我說?」。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這些話的背後是把「秘密」跟「信任」綁在一起,然而我在這邊就要特別提醒你,任何人,我講的是「任何人」不管他是你的誰,只要把「秘密」跟「信任」綁在一起的話,那麼你都要好好的評估一下這段關係。
尤其評估眼前的這個人,因為當一個人把秘密調包成信賴的議題的時候,他其實同時也在綁架你,然而就算是按照秘密等於信賴的邏輯的話,那麼如果我有一個秘密,我自己都不能守護它,那你為什麼要信賴我跟你的交換是真的秘密,或者是你為什麼要信賴我這個人呢?因為我守不住秘密!
我希望你到這邊,還聽得懂我在說什麼。其實當你遇到有人要把「秘密」跟「信賴」混為一談的時候,記得此刻你一定要響起心中的警報器!
因為會把這兩件事混為一談的人,他背後所藏的絕對不是信賴跟友情,而是一種「控制」。就像對羅斯福而言,眼前的這個人到底是朋友還是間諜,誰知道呢?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帶給你一些啓發跟幫助,我是凱宇。
如果你喜歡我製作的內容,請在影片裡按個喜歡,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別忘了訂閱旁邊的小鈴鐺,按下去,這樣子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所製作的內容。
然而回到你我身上,當我們在行走江湖的時候,難免要跟各方人馬交流,那這個時候我們怎麼能夠去辨識出,眼前這個人要跟我們交換資訊,他的動機、他的出發點到底是良善的,還是可能會讓我們受到傷害的。
這樣的一個判斷能力,我想這是我們所有人,要能夠在俗世生活裡面,圓滿的一個必要的能力,所以我在7月21號開課的『高難度對話的望聞問切』,這門課會用有系統的方法,讓你學會怎麼樣看懂、聽懂眼前的人。
並且透過好的問句,能夠取得重要關鍵的判別資訊,另外在6月份關於這門課也有相關的講座,我很期待能夠在啟點文化的教室裡見到你,謝謝你的收聽,我們再會。
#啟點文化 #心理學 #人際關係 #凱宇 #人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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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最近想追星某位中國明星, 想註冊微博
1 請問一下如果沒有QQ的話, 用台灣yahoo的email add或台灣手機號碼 可以註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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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網頁版跟app版會有資安程度上的不同嗎?
3 明星在微博有帳號, 那所謂微博的超話=粉絲專頁嗎?
感謝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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