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改變綠能對國土利用影響的認知與敘事
根據德國Fraunhofer太陽能研究中心（Fraunhofer ISE）的最新報告，太陽能和風能目前的生命週期均化成本已經接近既有燃煤和燃氣機組的運轉成本；到了2030年，由於碳價格的上升以及綠能成本的持續下降，太陽能和風能的生命週期均化成本將比燃煤運轉成本更便宜、到了2040年也會比燃氣的運轉成本便宜。如果是討論新的核能或化石燃料電廠，那根本無須再做討論－綠能早已更加便宜了。
這已經不是甚麼稀奇的事情，在台灣也慢慢被社會大眾接受。不過，能源轉型的唱衰者常會質疑，綠能有其他負面效應需要考慮；其中最常被拿出來提的是綠能裝設對於國土利用的影響，尤其是農業用地和太陽能的競合情況（因為台灣沒有煤礦、油氣田、或者鈾礦，因此使用傳統能源對全球土地利用的影響，在台灣的討論通常會被淡化）。
已經有不少就農光共存的角度討論農業和太陽能如何達成雙贏的討論。然而我認為，我們應該更進一步翻轉太陽能設置對於國土利用的影響的基本認知：事實上，不僅經濟價值較佳，設計得宜的太陽能電廠，是可以比廢棄或產值低落的農地更有環境價值。
文：Tony Yen / 德國弗萊堡大學再生能源工程與管理碩士、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特約撰述
比方說，假如原生植被能帶來較高的固碳能力和保土能力，而且太陽能電廠設置的同時其底下允許這些植被的復原的話，那麼將農業用地改成太陽能電廠，就能達成雙重的減碳效益：除了太陽能發電取代化石燃料發電的趨避性減碳效益，原生植被復原後增加的土地固碳能力，也能帶來額外的碳匯－而在淨零碳排過程中，負碳排選項是最後一哩路中的重要環節。
根據一份針對美國中西部太陽能電廠的研究，種植草皮或原生植被的太陽能電廠，固碳、水土保持、傳粉供應等環境指標都比農業用地好。在台灣因為許多農業用地是水稻田，被取代後也許還可以減少水稻田的甲烷排放量。
這聽起來很不錯，但是當農業用地被太陽能電廠取代之後，不就代表該土地原本的糧食供應服務被取代掉了？目前能源轉型支持者主要的應對論述，大多從農光共存的土地利用效率更高來切入：如果原本單位面積土地的太陽能電廠和農業用地各產生x單位的太陽能發電和y單位的農作物產量，那麼只要農光共存後單位面積土地產生的x’單位太陽能發電和y’單位的農作物產量滿足x’ + y’ > 0.5 * (x + y)，則站在整體國土利用的角度，農光共存可以讓我們更容易同時滿足社會上的綠電與糧食需求。
而農光共存的土地由於太陽能板密度較低，也是實驗各種提升太陽能總發電量技術（追日設計、雙面式板面、多層太陽能電池等等）的絕佳場域，以進一步提升整體國土利用效率。
但我認為綠能支持者應該更進一步指出當前農業用地使用效率過低的事實，並且同時指出利用綠能做能源供應來源的先進農業可以根本性解決這個問題。比如說，有研究指出，利用太陽能電廠搭配微生物產製蛋白質，單位土地卡洛里產量可以比傳統農業高、單位土地蛋白質產量也會遠高於傳統農業。我們應該尋找更多這樣的例子，讓農業的未來發展和綠能變成密不可分的雙贏關係。
綜合以上，這些未來願景可能才是能源轉型過程中我們必需強調的敘事：綠能不僅越來越便宜，其大量設置，對於面臨氣候變遷、糧食安全等等複合議題下的國土利用來說，有潛力提供諸多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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