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奪下台北電影獎與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傅榆，近來獲得極大矚目。訪談時，她提到以前朋友幫她做過抽牌心理測驗，傅榆拿到的牌是叢林，意味雜亂，但朋友說，不該害怕自身的雜亂，因為會有許多可能性發生。
家庭背景是鐵藍（國民黨）陣營的傅榆，因為種種事件，包含小學時因不懂台語被排擠的心理創傷，大學時期不加思索地隨口批評陳水扁而與好友爭吵，還有319槍擊案後在系上BBS回應嘲笑集聚總統府前抗議的泛藍選民的學長，而被歸類為藍蛆蛆，乃至於研究所時讀到靈魂偶像郭立昕撰文質疑，為何至今沒有人拍攝政治議題紀錄片等等，而逐漸走向獨立思索與政治、社會運動探索的道路上。
傅榆表示，得金馬獎時的獎致詞，並非表達立場，是希望讓不同邊的人也能聽見自己的感受，不是制約式認定與想像，如此或有可能產生真正的對話。她最大的理想與追求是，讓不同立場的人對話，進而理解彼此，甚至找到合作的可能性。
在318太陽花運動崛起、宛如救世主的陳為廷，以及憑著《我在台灣，我正青春》一書而聞名、孤狼也似地投身於台灣社會運動的中國來台學生蔡博藝，為《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主要紀錄對象。
傅榆認為她像陳為廷、蔡博藝的母姊。陳為廷總是對他人介紹，傅榆是他的專屬攝影師。當她集中大部分心力拍攝蔡博藝紀錄短片時，陳為廷坦言有失落、類似吃醋的感覺，反之亦然，蔡博藝也有同樣的感覺。
前者後來因為性騷擾事件黯然退選，後者則是因為國籍身份在競選淡江大學學生會會長遭受各種刁難而失利。兩位社運明星企圖進入體制的挫敗，也就讓他們光芒頓失，再加上原來蓬勃開花的各種運動風氣，赫然緊縮，力量被切斷，預期造成巨大改變的希望，轉眼落空，傅榆於是大受打擊，陷入低潮。不同背景、但都在社運裡找到歸屬感、且希望讓對話與理解發生的他們，儼然孤兒，流浪在現實的震盪之間，無所適從。
既是知名紀錄片導演、也是七日印象電影負責人的沈可尚認為，不管是什麼樣議題的紀錄片，最終都是在處理作者自身的問題。他強烈地建議傅榆必須誠實面對自身，重要的不是關注陳為廷與蔡博藝何去何從，而是傅榆自己想要何去何從。
傅榆也就被逼得要誠實面對心理的狀態、往自己的內在方向探問，而不止是凝視陳為廷與蔡博藝。傅榆驚覺，原來令自己一蹶不振的落空，是由於自己把關於問題跟對答案的想像跟期待，都放在他們身上。一旦意識到自己過度依存陳為廷與蔡博藝，傅榆就明白，她必須回到自身，必須跟他們道別，切斷臍帶也似的精神連結，必須自己出發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答案。
專制是所有聲音不得大於上位者聲音，民主則是讓對話有最大可能性的機制。是以，縱使感覺失落與挫敗，傅榆仍然相信，沒有誰應該是敵人，所有人都活在共通的處境。而民主本就是遠久思維與堆積細微改變的長路，從來無法快速、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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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榆，1982年生於臺灣，紀錄片導演，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廣電系、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以《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獲得第20屆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第55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並入圍該屆金馬獎最佳剪輯。
父親為馬來西亞華人，來台求學、定居，即所謂僑生；母為印尼華僑，9歲已隨家人移民台灣，父母婚後都定居台灣，並生下傅榆。父母認同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雖非嚴格定義上的外省人，但自我認同極其相似；傅榆亦曾自謂，長於外省家庭中，家人崇拜宋楚瑜，卻又不是真正的外省人，與真正的台灣歷史脫節。
其作品有《蘇格拉底草莓論》（2006）、《大家一起照鏡子》（2008）、《百萬格子小富翁》（2011）、《123。草莓人》（2011）、《藍綠對話實驗室》（2012）、《我在台灣，我正青春》（2013）、《太陽・不遠─不小心變成總指揮》（2014）、《完美墜地》（2015）、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2018）、《不曾消失的台灣省》（2018）。
沈可尚，出生於台北，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知名紀錄片導演，現為台北電影節總監。
1999年曾以大學的畢業製作《與山》入圍法國坎城影展短片競賽單元，但此時他陷入低潮，因而轉至廣告界發展。在廣告界工作一段時間後，偶然有機會參與國家地理頻道「綻放真台灣」的紀錄片徵案製作，因而開啟紀錄片拍攝之路。
沈可尚陸續拍攝《野球孩子》、《賽鴿風雲》等作品，2013年以《築巢人》獲得台北電影節百萬大獎。2017年擔任台北電影節總監，試圖為影展找出新的定位與各種可能。深度探討婚姻機制的《幸福定格》於2018年上映，備受矚目。
